作者 郭新榜

编者按：任何为抵御外侮而努力的前行者均值得特笔重记，任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殉难者均值得大书特书。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不怕牺牲，不惧艰险，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勇毅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堪称现代版的“花木兰”。

“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虽很爱笑、爱闹，却轻易不哭！本来，很多我们的姊妹们，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容易哭的，可是不知怎的，一参加到这紧张的工作中，一临到了这严肃的杀敌战场上，我们都不哭了！”

以上是彭慧在《在前方的山国姑娘们：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战地工作杂写》中对云南战地服务团工作片段细节的真实描述。当时，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也就15岁。“不知怎的”就“不哭了”，不是不会哭，不是不能哭，是在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她们无暇哭泣。战争与苦难使她们迅速成长为“女汉子”。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在防御阶段组织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等大规模的战役，中国军队伤亡很大。正面战场总体来说是败多胜少，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在血战台儿庄等战斗中，战士们奋力抵抗日寇的英雄气概早已为人所熟知，但人们对恶战中的女英雄们却了解不多，其中就有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一群女兵。滇军第六十军及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历史陈迹，虽不足以惊天动地，却是军民团结、抵御外敌，实现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缩影。

一、桃花马上请长缨，为救国难也出征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从国际上来说，卷进了许多国家，从国内来说，卷进了男女老幼。在民族危难之际，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们共赴国难，男女老幼齐上阵。

基于前线抗战的需要，各地涌现出大量的妇女战地服务团，许多妇女纷纷加入，奔赴前线，参加战地服务。宋青红在《抗战时期妇女战地服务团几个问题探讨》中说：“妇女战地服务团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产物，服务团多由精英女性在国共一方的请求、支持或默许下牵头组织建立，并在一定战场范围内为相应军事力量服务。在诸多妇女战地服务团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九集团军妇女战地服务团、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等。”

全国各地参加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有的是响应号召，父母也不反对；有的是父母反对，自己却偷偷参加；有的是替夫从军。在她们看来，如果不能参加，好像人生就失去了意义，生命就失去了价值，她们均不随流俗，宁愿舍生取义。在云南，就有为了参加战地服务团而说服未婚夫推迟婚期的，还有替夫从军的，云南省新平县的两名少妇马占英和杨氏则是替夫从军，还受到该县县长嘉许。对此，《申报（香港版）》专门刊文报道。她们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具体原因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受爱国心、责任心的驱使而勇赴大义。

1937年10月5日，在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和云南省妇女会的支持下，昆明市女学生发动游行请愿活动。在爱国心的驱使下，队伍人数不断增多，4000余人齐聚省府所在地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同意组建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军抗日。

1937年10月6日，六十军将校出征前合影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最初录取150名，最终挑出60名，这些团员大部分由昆华女中的学生和几名助教组成，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15岁，并配备了团长、副团长。龙云派军医处处长周铭斋负责为这60名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员准备被服、背包、水壶、工作衣、救护医药用品等物资装备，并在陆军医院进行体检。随后，这些团员每人交5元伙食费，自带行李到昆明西山华亭寺接受短暂集训。　

妇女战地服务团由昆明出发，途经贵州贵阳，受到贵阳人民欢迎，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场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此起彼伏。贵阳上百名女学生也纷纷要求参加战地服务团，服务团又增加了6名贵州女战士，至此，团员最终确定下来为66人。

1938年2月21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由武汉市汉口中心地带的江汉路南段转中路、府西二路、府北一路，再经江汉路北段，过怡园，至总商会。那些女战士身穿灰色军服、裹腿皮鞋，沿途高呼口号，俨然一支劲旅。《申报（汉口版）》第二天描述说，她们“沿途高呼口号，至为庄肃，秩序亦井井不乱”，颇有“桃花马上请长缨”之概。

云南省妇女战地服务团60多名团员在民族危亡之际，出征抗敌，历时5年，跋涉10余省，近半个中国的山山水水也都留下了她们的足迹和身影，谱写了中国抗战史上妇女出征抗敌的壮丽诗篇。

二、数次集训长本领，一首军歌揽英雄

基于昆明市女学生的请愿活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同意组建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军抗日，并对挑选出的团员进行战地救护、抗日宣传、演讲技巧、文艺表演、射击、刺杀等项目的短暂集训。由于时间仓促，且军事素养、战斗技能的掌握绝非朝夕可达成。但在后续的整训以及战地实践中，她们迅速成长为当之无愧的军中之花，发挥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年12月22日，刚到达湖南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一边在水绿洲集训，一边参加当地野战医院服务。驻扎长沙期间，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之女张素娥代替父亲前来慰问，并赠送锦旗、棉服和慰劳金，这是对她们的嘉许与认可。在这里，服务团也受到滇籍旅沙（长沙）同乡的欢迎，并拍照留念。

滇籍旅长沙同乡欢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纪念  1938年元月2日摄

战地服务团能力素质的提升，与共产党的努力也有很大关系。妇女战地服务团无论是国共哪方面牵头组织，大家服务于合作抗战，彼此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策应支持，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便得到了共产党的大力帮助。

1938年1月底，服务团到达湖北纸坊第六十军驻地，此时正值农历春节，她们分赴各师、团慰问演出，受到第六十军军长卢汉及所属师、旅长的接见和欢迎。军长卢汉委托汉口女青年会，聘请在武汉的知名人士对服务团成员再次进行集训，以便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当时，郭沫若、邓颖超、史良、田汉、冼星海和胡若愚等人也在武汉工作，均受邀为她们上课。邓颖超主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做妇女工作的方法途径，特别强调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全民族抗战、国际支援如何取得抗战胜利方面的重要性。

为鼓舞士气，服务团还特邀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与安娥（作家、诗人，《国歌》作者田汉的夫人）谱写了一首《六十军军歌》：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武装！

这首歌经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各连队教唱后，深受广大将士们喜爱，成为通志于众、同仇敌忾的精神纽带，一句“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便把乡土情怀、民族荣辱交织在一起，熔铸了这支军队的军魂。这支军队承继辛亥革命前后滇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均有一定默契与合作。颇值得一提的是，护国战争时，滇军一马当先，“保卫蔡松坡（蔡锷）留给我们的荣光”说的便是此事。

由此可见，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和共产党对这支军队军魂的塑造是有一定贡献的。

三、战地服务兄妹情，冲锋陷阵“南蛮兵”

妇女战地服务团由昆明出发，参加了第二次鲁南会战，上了台儿庄、禹王山阵地。徐州突围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滇军参加了武汉外围保卫战、长沙保卫战，以及通城、江西高安、奉新等战役，后来云南腾冲、龙陵告急，服务团随第六十军调防回云南，前后历时5年。她们参与了许多战地服务，为抗战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3月，日军调集矶谷师团、板垣师团进军鲁南，企图夺取台儿庄，占领徐州、武汉。第六十军从武汉出发，奉命增援，服务团则留在湖北孝感花园镇进行训练。1938年4月22日至5月19日，日军图谋南下占领台儿庄。为阻止日军南下，并掩护友军撤退，第六十军在陈瓦房、五圣堂、禹王山等地与日军血战27天，战斗惨烈，死伤严重。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深入前线，宋志飞等12人火速到达六十军指挥部，奔赴台儿庄，她们带着慰问品，爬进战壕，为伤员救护。军长卢汉激动地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冲到前线打鬼子，很好，很好。马上到军医处报到，战地服务。”隆隆的炮火声、伤员的呻吟声，裹挟着刺鼻的硝烟味、血腥味，一阵阵扑面而来……烟尘弥漫中，闪现着她们的身影；打针、包扎、喂水……她们暖心的微笑、亲切的话语，更是一剂治愈伤痛的无形良药。

服务团除了奔赴台儿庄的12人外，剩下的都到武昌郊外的白沙洲后方医院（第六十军的后方医院）服务。在白沙洲后方医院，她们除了抬担架、救伤员、日常护理、情绪安抚外，还要进行反谍防奸宣传、收容战地难童等工作。战争导致大量无辜的难童失魂落魄于残垣断壁之间，啼饥号寒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战火后的长沙等地，第六十军成立了难童教养院，收容难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先后收容了57名难童，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并带着这些难童随军转移。

日军对台儿庄久攻不下，便占领陇海铁路的黄口火车站，企图顺势消灭在鲁南作战的20余万中国军队。1938年5月17日，服务团随第六十军开始突围，服务团被编入卢汉的警卫营，急行军经山东、江苏、安徽到河南，又经周口到漯河，一路辗转，最后到达武汉，并奉命到武昌白沙洲和汉阳鹦鹉洲后方医院工作。1938年6月，第六十军又参加武汉会战，服务团团员有的被派往各师政治部，做宣传与救护工作，有的则分配到前线，随军作战，前后持续20多天。

 1938年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武汉

滇军的骁勇善战给日军以重创，他们称滇军为“南蛮兵”，而称云南妇女服务团的姑娘们为“女南蛮”。服务团团员赋诗一首：“古有花木兰，今有女南蛮。奋起为国家，解放又何难？”诗意通俗易懂，铿锵有力。

白沙洲是个小市镇，医院没有大屋子，刚勉强准备了500个床位，一下子就运来了1000多个伤员，许多伤兵自然难以得到应有照料，得不到应有照料的士兵怎能没有情绪？因而，伤员发脾气、打人、骂人的事时有发生。遇到这种情况，胆小的护理人员有时也不敢靠近伤员，服务团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工作的。

彭慧曾记述，在武昌白沙洲医院，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分为代书、慰劳、看护三组，这种战地服务模式是比较适应当时战地服务特殊需要且颇有成效的。看护组帮着医生给战士割腐肉、洗脓血，看护组团员在割腐肉、洗脓血时还出现了晕倒的现象，但几天之后也就习惯、适应了。

服务团的工作强度、难度无疑是巨大的，但她们的工作也是相当有成效的，与伤员建立起了深厚的兄妹之情。慰劳组最初只是负责解释工作，劝伤员不要发脾气，这些伤员与服务团团员均为云南人，彼此有一定乡土情怀，且没有语言沟通障碍。彭慧在《在前方的山国姑娘们：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战地工作杂写》一文中说，“我们再给他们谈些家乡的故事和风土，唱些家乡的儿歌和山歌。我们的受伤弟兄，不独不暴躁不吵闹了，他们会像一个被父母热爱着的滚在母亲怀里的孩子一样，平静地、温和地带着微笑地回到了故乡的梦境里！谁说我们的弟兄是粗野的，无理性的呢！另外，我们还做些游戏、短剧、滑稽表演之类愉悦他们。有两次，我们模仿他们之中闹争的故事，表演给他们看，他们都看得难为情地笑了！”正是她们的诚恳、勤劳，以及同是家乡人的天然亲和力，通过唱家乡的山歌，讲家乡的故事，组织有趣的表演，迅速拉近了与伤员的关系，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与配合。有时候，这些伤员们不肯听从医生的禁令，却乐于听从服务团的劝告，就这样，白沙洲的后方医院，变成1000多个患难与共弟兄姊妹的大家庭。

死，容易；活，不容易。一场炮火覆盖，来不及思考太多，眨眼间，或许就光荣牺牲了。然而，伤残后的生死离别会让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痛不欲生、生无可恋！那些缺了胳膊断了腿的伤员，即便获救，那种身体残缺后的心灵创伤，往往不是医药所能救得了的，这种心灵创伤甚至会夺去他们的生命。遇到这种情况，整个医院都会笼罩在一种悲痛、沉闷的气氛里，怎么办呢？彭慧说：“艰难烦苦的任务，又落在我们服务团的姊妹的身上去了！我们想尽各种方法去安慰他们，颂扬着为国杀敌的残疾者的光荣与伟大，和他们谈天说地以慰他们的心底的悲哀！”服务团这方面的努力也确实抚慰了一些伤员的身心创伤，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面对沙场的惨烈，可以慷慨赴死，或许不会留下只言片语；但是，在后方医院，伤痛却消磨着每一个伤兵的生命。那些伤员进手术室前，担心自己会死去，便向服务团的个别团员哀伤地诉说自己的姓氏、年龄、籍贯、亲人地址，有的会把口袋中很少的余钱交给她们，希望可以帮忙寄给自己的父母或儿女。彭慧不无感慨地说：“这种工作是使我们苦痛万分的！我们怀着这张履历纸和这点点钱，会整夜地睡不着觉，我们耽念着那远在故乡的不相识的老母亲，年轻的女人和无知的孩提！仿佛，我们自己就是这位准备殉难者一样。”代书组整天忙着给伤员写家信，帮写信时也会想起自己久未写信的亲人，也会发现伤员许多故事，其中就有一封某伤员的母亲接到儿子信件后的回信，这封信的大意是“嘱儿子好好地养息，准备重上疆场杀敌，她说，‘你的伤痕，是我们家里的光荣的印记，我高兴我有一个勇敢杀敌的儿子……’”这位进步母亲的信被登在壁报上，整个医院都传遍了，给这些伤员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198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在昆明的16名妇女战地服务团成员聚会座谈，并合影留念，原七十四军副军长阎士彬在照片上情不自禁地题道：“为国许身学木兰，随军转战有余欢。安危早置乾坤外，孰料携随明月还。”为了救亡图存，保家卫国，大家一同奔赴沙场，不顾安危，生死尽抛，一句“安危早置乾坤外，孰料携随明月还”，充满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和乐观情怀。

抗战时期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受爱国心、责任心的驱使，通过战地救护、抗日宣传、文艺表演等一系列集训以及相关战地实践，迅速成长为当之无愧的军中之花，发挥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