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敦兵

宋代的文化魅力，不仅展示于宋词，也呈现于宋诗。南宋诗人赵师秀（1170—1219年）用一首《约客》，将等待中产生的孤独的生命感受作了细致摹写，不仅增加了生命的厚重感，也将中国生命哲学对人生况味的表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孤独：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

在《约客》一诗中，诗人赵师秀突出了孤独体验，用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

从先秦以来，孤独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生态中重要的文学主题和思想议题了。在先秦散文体文学作品中，早已多层次地展开了中国古典学的孤独叙事。从《楚辞·渔父》中可知，屈原大概正是体验到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所以才留下了“天问”式的独语。庄子深切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便期待“无待”的“逍遥”，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篇》）。另外，曲高和寡、孤芳自赏、对牛弹琴等等成语，也展示了孤独的多重意蕴。这是哲人的孤独体验。

在广漠的天壤之间，似乎也盛不下诗人的孤独。有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佳句，有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名言，李白“独坐”敬亭山、柳宗元“寒江独钓”的旷世孤独感才得以倾心流露。有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诗行，王维清幽绝俗的生存处境才获得细致刻画。像李清照《武陵春·春晚》词中所言：“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女词人道出的这许多清愁，与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等词句所宣泄的家国悲愁一起，都同时透露了词人的无限孤独，欲说还休，未尽之情，只能由诗行来承载、来隐喻。

诗与思，向来就是互为表里的。诗人独啸、独行、独坐、独语，在独处中体验着孤独，净化着灵魂，升华了灵感。他们所留下的披肝沥胆的诗行，令后人感慨莫名，又伤怀万端。

独处，只是产生孤独感的外在环境。在《约客》一诗中，诗人赵师秀营造了一个约客对弈、夜半不至的独处场景。其诗云：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在《约客》一诗中，主人在约客不至，又过了“夜半”的情形下，却仍然能够边“闲敲棋子”边继续等待。虽然诸多因素尚不确知，但读者自然可以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在诗作中主人身上生成了。也许正因为认识到该诗中如此的魅力，钱锺书才将该诗列入了《宋诗选注》。在他看来，与此诗句相比，陈与义《夜雨》诗中的“棋局可观浮世理，灯花应为好诗开”诗句，“就见得拉扯做作，没有这样干净完整”（钱锺书《宋诗选注》），自然便略逊一筹。

《约客》诗境

诗中的主人，虽在独处，却获得了比一般孤独感更为丰厚的生命体验。在等待中，主人品味着孤独，在灯花闪灼又坠落的静默中经历着本真意义的等待体验，并从中蕴生出一种新的力量。主人的独处与等待，因而具有了生之为生、向生而在的形上学的生命哲学意义。

诗作中，“黄梅时节家家雨”透露的时间，一定是江南的农闲季节。此时，已经过了“才了蚕桑又插田”的“乡村四月”，也不是“锄禾日当午”那种挥汗如雨式的夏日晴天。“才了蚕桑又插田”诗句出自另一位“永嘉四灵”翁卷（字续古，又字灵舒）诗作《乡村四月》，其全诗为：“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此诗亦被钱锺书收入《宋诗选注》。翁卷此诗，与赵师秀诗，一忙一闲，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家家雨”的梅雨季节，既是繁忙四月之后“得闲”的原因，也是蕴蓄力量为正午锄禾做准备的“休闲”。雨，此时也正成为隔断交往的力量。青草还是那个青草，池塘还是那个池塘，但时光飞逝，转眼过了像谢灵运《登池上楼》所言“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季节，池塘中又“生”出了“蛙”。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蛙鸣与蝉噪是夏季的“标配”。“处处蛙”，有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中描绘的“听取蛙声一片”意象的高致，只是时间要略早于“稻花香里说丰年”。蛙声一片，聒噪盈耳，装点着诗人的夏天。夜晚的蛙鸣，此起彼伏，喧腾热闹，正可反衬了诗中主人单纯等待的静寂。

与稍前的南宋诗人相比，赵师秀既没有岳飞（1103—1142年）因“靖康耻，犹未雪”而“怒发冲冠”的激越奋发，也没有盛传的岳飞精忠报国的抗金之举，就连诗人陆游（1125—1201年）“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民族复仇观念也没能在诗中显现。赵师秀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按说在以民族情绪高涨为底色的历史文化群像中不应该消殆恢复中原的执念。然而，“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钱锺书《宋诗选注》序）。诗人赵师秀（字灵秀）与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翁卷（字灵舒）并称“永嘉四灵”，作为中下层文人，他们创立的“江湖诗派”更多地体现了清冷散淡的诗风。诗人不过是在做诗，无所谓逃避历史，更不能说没有家国情怀。

实际上，能够等待，安然沉思，这不正可视为诗人为南宋的文弱政治与偏安心理下了一个“曲笔”式吁求吗？诗人用冷色调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可谓之“冷笔”。《庄子·大宗师篇》有所谓“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足见超越性的体验更为重要。古来“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说法，主要是盛行于家仇国恨成为时代突出主题之际。表面上看，诗人此处又用了闲适之笔，记载下一个阴雨闲居的生活细节。诗人赵师秀对岳飞、陆游应该不陌生，宋金对峙时期南宋士人“大复仇”宏大历史叙事无疑对他产生家国情怀方面的影响。从广阔的中国古典学视野来看，我们似乎还可解读出诗人对国泰民安的高度期待，那就是：诗中主人的等待尚可有尽快走出乱局，而臻于山河无恙、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与价值旨趣。

二、有约而待：蕴涵一个不必然的结局

虽然《约客》中没有明显的“大叙事”的痕迹，却有“小切口”的深入。

“家家”“处处”，满天风雨，时近黄昏，一个约会即将上演。然而，约会却因故被拖延了。这正是──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人生中的约定有种种不同，诗词中的约定也是形式多样。其中，尤以男女私密性的幽期密约最为文人笔下的常见场景。如果结合《约客》中点醒的具体时间，那么此处或可以北宋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为例，作一对比。在此阕词中，欧阳修描写了青年男女佳节幽会的场景，其词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明代杨慎《词品》以为此词为朱淑真作，并指出说，“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邪”。除作者外，《词品》所录正文亦略有出入，比如将“月到”作“月上”，将“泪满”作“泪湿”。相较之下，“月到”“泪满”似过于“着相”而缺乏张力与灵动感，当取“月上”“泪湿”为佳。

虽然如此，并不影响我们对欧阳修词风的理解。而且，此词有旁观心态，书写的主要是“他人故事”，这或者与欧阳修的词风有关。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欧阳修曾借助于词牌涵摄的意境而创生其事，以润饰干枯艰涩的人生。欧阳修的文人性格在词作中有着压倒性的体现，他笔下的词牌名似乎担负着一种“文化符号的使命”，被化为“情感宣泄的文化场域”。像他的《踏莎行》（候馆梅残），实在就是在用这一词牌来“造景语，写情歌”，开掘了一个“可以自由游思的纯粹的艺术空间”，实现了艺境上的升华。（参拙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欧阳修〈踏莎行〉中的景语与离愁》，《名作欣赏》2024年第8期。）

另外，钱锺书在选注宋诗时也指出说：“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地凭栏眺望一番。”（钱锺书《宋诗选注》序）这一特点，至少可用以说明此处欧阳修的词风。

然而，人生有了润饰，才有了更多的温度，进而增加高度，增添厚度。文人笔下，有幽期密约，也有雅集之约。赵师秀笔下的等候之人，期待与友人棋枰手谈，以打发梅雨季节阴雨连绵的单调时光，在休闲遣兴中来融洽友谊。两种约会，其差异明显，自不待言；其同处，亦有可寻。如果要找一个字来概括这种同处，那么用“偷”字似佳，即元夕佳节幽会为“偷情”，而夏初雨季邀约为“偷闲”。

经过全面体认后，读者应该可以感觉到，诗作中的“等待体验”，已经在发生着一种新的转向。

三、超越孤独：在静穆中升华

回观赵师秀的诗作，时间在静观中凝结，回忆之旅在等待中开启。因为“闲”，即使客人未至，主人也就必然会耐心等待。主人等待的场景，大概已经静物化为一尊雕塑，塑成了暂时等待的风景。

宋明理学大家程颢主张“万物静观皆自得”（程颢《秋日偶成二首》之二）。中国禅学推扬静默。据说，明代苍雪禅师有禅理诗四首，其二云：“松下无人一局残，空山松子落棋盘。神仙更有神仙着，毕竟输赢下不完。”松下有残局，空山却无人，万物皆静默。

穆然静默，万物自得，直通神境，终于成就了一种文学上的伟大。

在西方古典主义传统中，温克尔曼甚至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评价古希腊雕塑艺术。只有在静默中，主客之分消解，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终于进到人物互观状态。诗作中，一灯如豆，孤灯独照，主人摩挲棋子，若有所思。不经意间，他轻敲棋盘，灯花震落，人与物一起卷入无言之域、无声之渊。等待之人，因沉寓于艺境之中而释放了某种被压抑的情感，摆脱了某些被困扰的心绪，收到了某种疗愈之效。

等待体验不应是单薄的，等待独处时的诗文表达更需要用心品味。主人游思所至，正是人物互观、无言对语之时。在回忆之乐的情网交织下，生活节奏缓缓地停下来，人被带入一种疑似禅定的境况。作为生命体验的孤独，它的丰富性使得它超越了狭义的孤独，而不再是让人担心的难耐的孤寂。因为有了友情的力量，等待中发生的“故事”如同一道亮光，照彻了人生的角角落落，驱散了心之疲惫，并带来了温暖的抚慰。

 “松下无人一局残，空山松子落棋盘。”

诗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尽显于此。

然而，正如音乐一样，包括诗在内的古典文学，对人的身心尚有疗愈作用。

孤独状态下的生存境况，虽然不免孤独、烦躁、郁闷，但是并不完全孤绝。如何用文化、诗歌、远方来温暖那颗陷入孤独的心，却需要我们认真思量。在经历了等待体验，超越了等待的不可知、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畏惧之后，便又可能带来“有朋自远方来”式的古典的文化温暖。

人们常常拿眼前与远方相比，贬抑前者的苟且而高赞后者的诗意。我们这时似乎也可以说：即使不能期待诗意的远方，毕竟我们眼前还有古典诗境可以追忆，可以深察默识，可以用以抚慰心灵的创伤，疗治社会的病痛。这样看来，赵师秀的等待体验的诗性表达，同后世的王阳明为病亟临革的学人社群痛下针砭、鲁迅揭露病态社会的“病苦”而力推国民性改造一样，都开出了一剂独特的心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正因为如此，社会的“病”，无论古代的还是今天的，无论表现在相思病、文明病、学术病还是体现为孤独感、漂泊感、疏离感，都因为有了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开出的“药”，使得受众能够在觉察与认知重构中进行自我调适，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复、疗治乃至治愈。

总之，作为文人学士的赵师秀，其诗作中独特的孤独体验，可以作多层次的解读，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魅力。孤独是一种状态，从孤独体验中完成某种超越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不妨作为一种应对心理危机的疗愈资源。至于《约客》诗作中等待体验的艺术疗愈因素，我们将另行撰文，从心理知觉、情感波动、意向性调治等层面进行抉发。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