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易

韩愈（768—825年）与李绅（772—846年）是中唐时期的两位著名人物，韩愈的文坛地位和影响力远比李绅要大，李绅的仕途官运则比韩愈要好。但无论是科举及第还是步入文坛，韩愈都算是李绅的前辈。韩愈于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时年25岁；李绅于宪宗元和元年（806年）中进士，时年35岁。韩愈比李绅只大4岁，中进士则早了14年（唐人看重科分，早一年及第也要被尊为先辈），而且李绅能考中进士与韩愈的奖掖推荐颇有关系。据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贞元十八年（802年）权德舆知贡举，韩愈给通榜陆傪写信，推荐了10名举子，极力称赞他们“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凡此数子，与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实”。5年内这10人先后及第，李绅便在其中。《韩昌黎集》题注云：“非公荐进之力欤？宜当是时皆争为韩门弟子也。”可见韩愈对李绅是有荐举之恩的。

韩愈与李绅之间的交集其实并不多，除了早年曾荐举过李绅之外，后来两人在官场和文坛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但到了唐穆宗即位后，两人同在长安为官，韩愈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绅为御史中丞，两人却因为一个官场礼节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史称“台参之争”，引起舆论哗然。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双双调离岗位，改任他职。这场纠纷其实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但与韩愈和李绅的个性作风也有莫大关系。下面先对二人的交友处世方式和个性稍作比较。

韩愈“与人交，始终不易”

根据史传和韩愈的诗文，可以基本了解其处世原则与个性特征。首先，韩愈笃于交谊，知恩图报。其弟子李翱和皇甫湜一致称赞韩愈的交友之笃，说他“与人交，始终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无主者十人”“先生与人，洞朗轩辟（爽直宽和），不施戟级（不摆谱）。族姻友旧，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后衣食，嫁娶丧葬”。元和以后，韩愈的亲兄、从兄皆已亡故，留下寡嫂、孤侄和侄孙辈10余人，大部分随韩愈生活，韩愈都尽了抚育责任。他还终身敬待乳母，为其养老送终。萧存是其长兄韩会的好友，韩愈孩童时曾受到萧存的赏识。韩愈从袁州返回长安的途中，到庐山寻访萧氏的故居和后人，诸子凋谢，唯存二女，韩愈赋诗伤悼，留赠钱物。韩愈入仕之初任汴州节度使董晋的幕僚，多年后在给董晋孙女婿陆畅的诗中说：“我实门下士，力薄蚋与蚊。受恩不即报，永负湘中坟。”对董晋的知遇之恩仍念念不忘。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早年订交，关系密切，虽然曾一度产生误解，但并未妨碍彼此的友谊。“永贞革新”失败后刘、柳南迁，刘禹锡在江陵（湖北荆州）遇到韩愈，二人契阔谈宴，赋诗相和，化解了误会。韩愈在《永贞行》中还对刘、柳的被贬表示同情，诗的结尾说：“吾尝同僚情可胜，具书目见非妄征，嗟尔既往宜为惩。”提醒刘禹锡对南荒的险恶环境要有预防。在晚年被贬潮州时仍说：“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柳宗元临终也向韩愈托孤。因此清代赵翼说：“昌黎与宗元始终无嫌隙，亦可见笃于故旧矣。”（《瓯北诗话》卷三）韩愈与最要好的朋友，如李观、欧阳詹、崔群、孟郊、张籍、樊宗师、崔立之、张署等人，都保持毕生的友谊，不因穷达而异心。他赞扬柳宗元“士穷乃见节义”的操守，而他本人也做到了这一点。

其次，韩愈好扬人之善，奖掖后进。他弘扬“《春秋》美君子，乐道人之善”的传统，对别人的优点长处总是赞不绝口。同年李观颇具才华，不幸早逝，韩愈称许他“才高当世，行出古人”。孟郊苦吟为诗，语言奇奥而不免生涩，韩愈对他却推崇有加，极力荐举。崔立之被贬为蓝田县丞，韩愈同情他的遭遇，夸赞其才思敏捷。何蕃困居太学20年，品学兼优而不获一第，韩愈为他叫屈并称道他的孝义仁勇。对于弟子和青年才俊，韩愈更是倾心相授，经他指导荐举，多人考中进士，并在文学上有所成就。清人叶燮说韩愈“嫉恶甚严，爱才若渴”，这个评价，他当之无愧。

最后，韩愈为人刚强耿直，坚守正道，但也好胜争强，喜欢与人辩论。他任监察御史时上书为民请命，不怕得罪权贵，在洛阳为官时曾与违法的宦官和军人坚决斗争。晚年谏迎佛骨，敢拂皇帝逆鳞，深入虎穴解镇州之围，气节不亚于颜真卿（清人何文焕语）。好胜争强也是韩愈鲜明的个性，他曾与张籍和柳宗元为批判佛道著书问题、好为驳杂无实之说问题、关于史官职责问题等，彼此书信往还，争辩不休。他虽然接受了朋友的部分建议，但对某些问题依然坚持己见，体现出“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韩愈的上述个性特征，应该是后来与李绅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

李绅“一阔脸就变”

李绅中进士后先任浙西观察使李锜的掌书记，后来李锜谋反，逼迫李绅起草文告，李绅宁死不从叛。后期担任多个地方要职，在任河南尹及宣武节度使（驻节河南开封）时，更是以执法严峻闻名。他曾严惩当地的豪强恶少，使之望风而遁，还平定了骡子营的兵变，维护了社会治安。李绅算是个有治理经验的能臣，为官也能尽职尽责，颇有政绩，不然也不会做到宰相的位置。

李绅画像

李绅早年的穷困坎坷使其或多或少有些自卑心理，而后来官越做越大，逐渐背离了关怀民生的初心。“一阔脸就变”（鲁迅诗句）的李绅，由自卑转为自傲，性情也变得偏执刚愎，经常做出一些忘恩薄情的事来。据晚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李绅早年落拓扬州之日，曾寄寓在同宗李元将家中，称呼李元将为族叔。后来李绅当了淮南节度使，李元将只得屈尊降辈，自称为弟、为侄，李绅都不满意，直到李元将自称为孙子，方见相容。李绅有个姓崔的同年，穷困落拓，到老还是一个驿馆巡官。崔同年专程来扬州拜访李绅，以叙同年之旧。不料因家仆与市人发生纠纷，家仆与崔巡官都被抓来审讯，一见是老熟人，李绅便说：“从前认识你，为何不主动来见？”崔巡官立马叩头道：“当时天色已晚，不敢贸然惊动相公的威严，希望能放过我和家仆。”谁料李绅丝毫不念同年情分，当众将崔巡官打了20军棍，随即押送江南。可怜崔巡官面如死灰，欲哭无泪。当时人皆传言道：“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

李绅少年时在无锡惠山寺借读，曾偷拿寺中的佛经打草稿，结果被管事和尚发现，吃了不少皮肉之苦，从此就对僧人心存怨恨。李绅任浙东观察使之日，忽有一老僧拜见，愿以佛家因果晓谕李绅。李绅便问：“师父从何处来？”和尚答道：“贫僧从来处来。”李绅二话不说命人打了和尚20杖，说：“任从去处去。”在绍兴（浙东观察使驻地）任职时，凡遇和尚犯禁，一律处以重刑，他始终为惠山寺的遭遇耿耿于怀。有个举子曾向李绅投诉，说自己过扬子江时，舟子不渡，恐怕要耽误考期。李绅将摆渡者抓来审讯，并判决把船夫统统抛入扬子江中。史书指责道：“其苛急也如此。”清四库馆臣认为范摅“抵李绅之狂悖，毁誉不免失当”。但联系其他文献的记载和李绅的性格作风，传闻也绝非无中生有。他与韩愈之间发生的“台参之争”，便是其自我膨胀、忘恩负义的典型例证。

“台参之争”的是非曲直

此事发生在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四至六月间，先看两《唐书》的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这里指公文）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旧唐书·李绅传》说是李逢吉精心预谋：“知绅刚褊（气量狭窄），必与韩愈忿争。制出，绅果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愈复性讦（直言不讳），言辞不逊，大喧物议，由是两罢之。”《旧唐书·韩愈传》曰：“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愈性皆褊僻（性情急躁），移刺往来，纷然不止。”《新唐书·李绅传》的记载也基本类似。当时朝中“牛李党争”初起，“李党”首领李德裕已遭“牛党”排挤，李绅作为“李党”的二号人物，必然成为“牛党”清除的对象，于是李逢吉就利用了李绅和韩愈的性格缺陷，让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然后从中谋取政治私利。

要弄清台参纠纷，先要了解唐代的“台参”制度。唐代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构，所属三院御史统称台官，以御史大夫为首长，御史中丞为副手。中唐以后御史大夫升为正三品，不再常设，以正四品的御史中丞为实际首长。为了对风宪官（即台官）以示尊崇，大约自中唐起，凡新任文武朝官和各道的节度使、观察使、经略防御使，在就职赴任时都要到御史台向台官行参见礼，这就是“台参”（参阅《唐会要》卷25、卷60）。京兆府因与御史台公务来往较多，台参执行得更严，连京兆尹路遇御史都要下道避让。唐代京兆尹的地位同样重要，级别从三品，是负责首都治安管理与后勤保障的最高首长。而京城聚集了皇亲国戚和达官权贵，人际关系复杂，衙内恶少横行，禁军又时常闹事，管理难度极大。京兆尹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重典治理，因此唐代著名的京兆尹多为刚正严厉、执法不阿的能臣。韩愈任京兆尹虽只有短短数月，但政绩声望颇著。

唐御史台精舍碑拓片

韩愈解镇州之围，立了大功，穆宗觉得他当京兆尹有些委屈，所以让他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韩愈既然有特旨，还有御史大夫的兼衔，名分上是李绅的领导，哪有正职参拜副手的道理？但李绅却以惯例为由，率先发难，指责韩愈违反朝廷制度。有人揣测不台参的特旨只传达给了韩愈，李绅原不知情，还有人认为特旨是韩愈主动要来的。但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记载说：“敕曰：朕屈韩愈公为尹，宜令无参御史，不得为故常，兼御史大夫，用优之。”特旨可能有李逢吉从中怂恿的因素，但的确也出自穆宗的意愿。这个特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非议，《唐会要》卷67曰：“时议以为宪司之临府县（京兆府和长安、万年两县），著自甲令（法令）。苟害于理，自当革之。暂便一人，不得为例，深非立制垂久之道也。”认为穆宗为优待韩愈而破坏了制度。韩愈对此做出了申辩，在《京尹不台参答友人书》中说：“容桂观察使带御史中丞衔尚且有不台参的先例，何况京兆尹为郡国之首，带大夫之衔，反倒不如观察使吗？”“圣恩以为然，便令宣与李绅不用（拘泥成规）。台参亦是何典故？……人见近事，习耳目所熟，稍殊异即怪之，其于道理，有何所伤？圣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岂有定制也？”台参并非自古制度，至晚近才设立，稍作变通就大惊小怪，这对成规有何伤害？现在皇帝有旨就是规矩，自古哪有一成不变的规矩？韩愈是古文大家，擅长辩论，李绅绝不是对手，何况李绅并不占理呢。要注意的是，特诏韩愈不台参是权宜变通、下不为例的，这可能才是引起李绅内心不平的症结所在。前任后任都按规矩来，偏偏我当中丞就免台参，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韩文公神道碑》还说：“御史中丞（指李绅）有宠，旦夕且相，先生不诣，固为耻矣。械囚送府，令取尹杖决之，先生脱囚械纵去。”李绅恃宠，以韩愈不台参为耻辱，便故意将御史台的囚犯押到京兆府去受刑，因为京兆府的刑杖比御史台的粗大。韩愈不买他的账，还把囚犯释放了，这更激化了矛盾。李绅素以执法严酷著称，是人们眼中的“酷吏”。韩愈治理长安也是严刑峻法，盗贼敛迹，六军将士不敢犯禁，相互告诫说：“这是要烧佛骨的那位，千万别惹他。”两位强势人物狭路相逢，能不碰出火花来吗？  

唐代仪仗队  壁画

韩、李的台参之争在当时是各打板子，不了了之。但在后人看来，其中的是非曲直不难分辨。引起纠纷的幕后黑手撇开不论，单就争执本身来看，双方都有责任，但主要过错在李绅。于理而论，李绅是抗旨不遵；于情而言，李绅是忘恩负义。《京尹不台参答友人书》题注云：“绅昧其平昔之荐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韩愈不提当年对李绅的荐举，正体现了他爱才举贤，不图私恩回报的品德。后人对此事的是非还是有评判的，宋代王禹偁《答丁谓书》中说：“又谓韩吏部不当与李绅争台参，以为不存远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退之为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台参，盖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台参以自解，则曲在绅矣。”（《小畜集》卷18）元代陈世隆《北轩笔记》中更直言道：“韩愈荐李绅，绅卒抵愈，小人之不可信如此。”持相反看法的也有，清代桐城姚范在《援鹑堂笔记》中说：“昌黎与李绅争台参，亦李直而韩曲，韩自乖旧典耳。”又说：“台参自是故事，其不台参，乃公奏，而宰相因为请特诏而行之耳。岂得云‘曲在绅’也？绅又岂得以公旧有一言之荐，遽自弃其成例，而不出言以相争哉！”对李逢吉的阴谋视而不见，说韩愈主动请求不台参，纯粹想当然耳。斤斤计较于“成例”，并为李绅的薄情寡义开脱，此说何以服众？当然，韩愈为人难免有其缺陷，李绅做官也不无可取。但就事论事，在“台参之争”中，李绅的确理亏，而且人品有可议之处。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