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晓巧/李嘉澍

廉政建设是国家和社会健康有效前进的核心基石。但凡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必定有其综合因素及养成方式，廉洁风气也是如此。我国古代出现了很多廉洁奉公的官员，究其缘由，跟一定程度的良好氛围和自身修为密切相关。

良好家风督促构建勤廉氛围

家庭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个人成长、发展和生活的根基。家庭风尚对于个人成长和品格形成至关重要，历史上一些清官廉吏受家庭影响很大。  

隋唐时期有位名臣叫郑善果，其母翟氏，嫁与北周大将军郑诚为妻，郑诚战死时，翟氏才20岁，知书达理，贤明有节操，虽为贵妇但是以教子有方而闻名。郑善果袭爵做官后，在大堂断案理政时，翟氏常常端了小凳子坐在屏障后面静静地听。每次听到郑善果分析裁断合理，儿子到后堂后，她就非常高兴。如果哪次听到郑善果处理事情欠妥当，她就趴在床上哭泣，不同儿子说话。如此一来，孝顺的郑善果“伏于床前，终日不敢食”，并检讨自己的理政过错。难能可贵的是，身为达官显贵，翟氏能做到勤俭持家，穿着粗帛缝制的衣服，自己纺线织布，经常忙到半夜才休息。与此同时，翟氏主持家务谨守廉洁风格，所有的东西，如果不是自己亲手制作、自家庄园出产，或是皇上赐给的，即便是亲戚馈赠之物都一概不许进入自己家门。长此以往，在贤母引导下，郑善果也严格要求自己，对于公家提供的资金补助，也一概不接受，全都用来修理衙门房舍，或分送同事及下属，成为当时有名的清官廉吏。

宋代孔平仲的《续世说》中有个“封钱教子”的故事。唐朝名臣李景让的母亲郑氏早年守寡，独自抚养几个年幼的孩子，极其注重家庭教育。李家住宅后面的石墙因下雨而塌陷，露出的空穴中有很多铜钱，足以装满一大缸。对于生活贫寒之家来说无异于天降横财，家人欢天喜地来告诉郑氏。郑氏带领家人和孩子们立即查看钱坑，并且郑重地说：“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他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当场命人将钱在原处掩埋，并重新修筑好墙壁。可见，郑氏是个厚道谨慎、处事严明之人，并能教子以道。果不其然，后来，郑氏所养育的包括李景让在内的三个儿子都考取了进士，成为国家栋梁。

北宋开国功臣曹彬的儿子曹璨任节度使时，有一天，其母查看家里库房，发现存放着数百万铜钱，她立即让人喊来曹璨，指着钱垛愤愤地说：“先侍中（曹彬）履历中外，未尝有此积聚。可知汝不及父远矣！”曹彬官高位显受重用，但是一生为官清廉谨慎，受人尊敬。曹夫人常常用夫君的为官清廉，来告诫督劝同样为国建立功勋、后来官居宰相的儿子。

有贤母也有严父。清人随笔《冷庐杂识》中记载，明朝中期有位徽州知府叫彭泽，因为女儿要出嫁，他就派人送几件徽州特产漆器回老家作为陪嫁品。彭泽的父亲得知后，大怒，不仅当着送物人的面焚毁了漆器，并且徒步千里从老家赶赴徽州。到了徽州官衙门口，彭泽得知父亲来到，赶紧出迎，并让属下帮老父亲拎行李，老父亲气愤地说：“吾负此数千里，汝不能负数武（古代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耶？”硬是让彭泽亲自帮他拎行李。进入内室后，老父亲自己拿了大棒子“杖（彭）泽堂下”，打过儿子后，立即拎起行李回家。可见，彭老先生徒步千里就是为了教训一下当官的儿子。这对彭泽的触动很大，“益痛砥砺，历著政声”，他后来成为明代有名的正直清官。此事被当时及后世称道，认为彭门家教好，“大有古风”。

清代有位名臣叫钱陈群，母亲陈氏“读书通大义”，钱陈群年幼时，其父外出做事，陈氏亲自“授公兄弟经，夜必篝灯课读，以其余辉躬自纺绩”。陈氏一边辅导孩子们作业，一边还不忘家庭生产，可谓贤妻良母。正史称陈氏“教子尤有法度”（《清史稿》卷508），在其夫去世后，陈氏言传身教，督促勉励孩子们勤奋读书，将钱陈群兄弟都培养成才，尤其是钱陈群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受到乾隆帝尊宠，倚为元老儒臣，在钱陈群病老归乡之后，还常寄诗相与唱和。陈氏晚年曾回忆她当年夜晚辅导孩子的情形，画了《夜纺授经图》，并题了诗，其中有几句应是看到孩子们因学习辛苦偶有牢骚时的劝诫，诗云：“儿不学，我废绩，废绩妇所羞，不学人所惜”“昔孟有母，恃子实怙。汝今不勤学，吾何见汝父？”后来，乾隆帝见到陈氏的绘画和题诗，大加赞赏，特地在陈氏画册卷首赐诗，并题“清芬世守”四字，称赞陈氏及她培育出的优良家风。

夜纺授经图

清代乾隆朝官员沈启震即将赴运河官任，当时的河工是一项重任也是肥差，其母孔氏告诫儿子：“毋虑不足而多取一钱，毋恃有余而多用一钱。”沈启震一生为官都遵行母亲的教诲，用心做事，讲求学问。从经济上立定为官清廉的根本，这位母亲的见识堪称伟大。

翻检史料，我国古代历史上重视家风的严父贤母很多，他们告诫晚辈并亲身示范着不贪利、重小节的勤廉风尚，从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了一个个廉官能吏。

社会氛围对官员清正廉洁有重要影响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并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包括官场风气、制度设计、交际文化等社会氛围对古代官员的清正廉洁有着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记载：隋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杨广北巡，经过雁门郡时，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甚精”，他很满意。到了马邑郡时，马邑太守杨廓招待得很一般，“无所献”，隋炀帝很不高兴。随后，隋炀帝将丘和重用为内地博陵郡太守，并让杨廓去博陵郡向丘和请教学习接待皇帝的高标准。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让正直官员跟马屁官员学习，“由是所至献食，竞为丰侈”，有了这个导向，隋朝官场风气大坏，致使本来大好局面江河日下，11年后隋朝灭亡。

《资治通鉴》

与隋炀帝贵胄世家出身不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社会底层，早年深受蠹吏欺压，养成嫉贪如仇的独特性格，他在位期间，反贪措施极其严格，并且手段苛酷。专门汇集明代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等方面内容的《典故纪闻》中有很具代表性的记载。有位官吏贪赃被检举，数额不算大，但是吓得在逮捕之前就投井而死。事情报到朱元璋那里，他借此对群臣说了一番话：“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今其人死不足恤！”朱元璋把官员“爱利”和“爱身”的关系点拨得很透彻！此外，朱元璋在朝堂上还曾谆谆告诫群臣：“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朱元璋以朴素的嫉贪思想和高压反贪力度，使得明朝初期的官场较为清廉。

朱元璋画像

清代笔记《养吉斋丛录》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御书“清、慎、勤”三个大字“颁发各省督抚”，要求封疆大吏为官从政要时刻牢记清廉、谨慎、勤奋。有清一代，康熙朝的吏治还是比较整饬清廉的，并且能臣辈出。《清史稿》描述，康熙帝在处理政务后，还常常读书到半夜三更，他本身就是勤政的典范。综合史料来看，清代在政治统治和官员素养考量上较为通行的“清、慎、勤”标准，正是从康熙朝开始的，而这其实是制度层面的措施了。

古代官场交际的“朋友圈”文化，也对廉洁奉公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三国时期魏国学者型官员卞兰曾写过一篇《座右铭》，在当时广为流传，其中有言：“重阶连栋，必浊汝真；金宝满室，将乱汝神……常若临深，终始惟纯。”用以告诫朋僚过度喜好财货和豪宅，必定会影响为官处世。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诚挚赠言做官的朋友：“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作为唐朝高级官员的白居易也曾写诗明志，并与同僚共勉：“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所呈现的是公共氛围对官场的良性影响。

据《新京备乘》记载，清代之前的金陵报恩寺大殿左廊有块碑，镌刻了碑文告诫僧人，文曰：“一瓦一椽，一粥一饭，檀越脂膏，行人血汗。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可怕可怜，可嗟可叹。”看着虽是对僧人做功课的要求，但是对于常去寺庙盘桓的官吏来说，细细琢磨，却句句像是对为官者所言，让人肃然警醒。

纵览几千年历史，制度层面的廉政措施、交际文化的规诫引导，是古代官场构筑廉洁从政的一道重要“防线”。

个人自律是廉洁奉公的切身关键

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非常注重自律，包括在无人监督之时，更讲究谨慎从事、自觉遵守各种道德准则的“慎独”和“修齐治平”思想，这些都是廉洁奉公的道德内因。

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中记载：“祖宗（指北宋前期君主）时，州郡虽有公库，而皆畏清议，守廉俭，非公会不敢过享，至有‘灭烛看家书’之语。”官员在异地衙门上班，来了家书晚上看，都要把官家提供的办公蜡烛熄灭了，点上个人的小油灯，这样的宋代初期官员是何等自律啊！

《萍洲可谈》中也记载了一桩有趣的事。北宋宰相王安石退休时归还公房，他的妻子吴夫人将借用衙门的一张精美藤床带回了自己家，衙门派人例行公事来取公家物件，仆役们不敢向吴夫人提这个藤床。王安石知道后要求归还。他没有跟吴夫人讲什么道理，而是当着吴夫人的面，赤脚走了一圈后，“跣而登床，偃仰良久”，有洁癖的吴夫人见了后，立即让仆人送还官床。这段文字反映了王安石有趣机智的一面，更体现了曾官居极品的大宰相的廉洁自律。

清代嘉庆年间学者型官员姚学塽一生耿直清廉，不附权贵。他在京供职，不带亲属，独居僧寺破庙，生活俭朴，拒受一切馈赠，很多权臣因其重名节，不敢轻视他，都以礼相待。他“学问赡博，品尤高卓”，论学强调致知、力行、慎独，认为“三者之中，慎独尤急”，曾“典贵州乡试，门下士馈贽金者，力却之……因是贫特甚”。他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如《谢人送菜》诗中有名句：“但使斯民无此色，愿教我辈味其根。”《送闵贡甫之扬州》诗有云：“养志未须嫌禄薄，读书大好是官闲。”这些句子透露着廉洁奉公、积极向上的士大夫气息，耐人寻味。

如上文所述，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将“清、慎、勤”作为对官员的考量标准。众所周知的清代名臣林则徐，也是位清廉俭朴的官员，虽贵为一品封疆大吏，《新世说》中称其一生“自奉甚约”。林则徐在36岁任浙江杭嘉湖道台时，曾写过一首答谢友人的诗，诗中有“读书希致身，黾勉勤职守；首祈吏民安，余泽逮亲友”的句子，表明了自己要坚守做“好官”的初衷。此后，无论身处顺途还是逆境，他都坚守初衷，力行不辍。林则徐去世后，咸丰帝评价他“清慎忠勤”。

清代历史上，还有一位名臣在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同时，更加注重总结反省，这个人就是曾国藩。即便戎马倥偬、政务繁杂，他也几乎一直在写日记、读书做功课。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日记和文牍中多次提到“清、慎、勤”三字。清人编订的《曾国藩年谱》中将其归纳为《三字箴》，并引了曾国藩日记的内容，“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曾国藩将康熙帝对督抚的“三字要求”，结合自己多年仕途经验做了深入的领会阐述。曾国藩在这《三字箴》后，还有个表述：“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这段话写于同治元年（1862年）下半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是朝廷倚重的掌握四省军政大权的重臣，尚且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可见他对自律的要求有多严格了。曾国藩立下了弥天之功，位高权重，惹得很多羡慕嫉妒，也招致了很多猜忌，但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中得以全身善终，这跟他廉洁奉公的自律大有关联。

曾国藩画像

客观上说，历史上正是有了很多严格自律、廉洁奉公的清官能吏，才能在自己的职责岗位上尽心尽责，从而庇佑一方、造福百姓，并尽可能地推动社会良性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后世涵养培育为国为民、清正廉洁的风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