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晏建怀

南宋150余年间，有过几次大张旗鼓的北伐，如“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等，不过均以失败告终。然而，同是北伐推手，“隆兴北伐”的张浚成了皇帝褒奖、史籍歌颂的忠烈，而“开禧北伐”的韩侂胄却被载入《宋史·奸臣传》，上了“奸臣谱”。那么，这样一位响应士大夫呼声且顺应民意开启北伐的宰相，到底该不该上奸臣谱呢？

一、定策功臣

韩侂胄（1152—1207年），字节夫，北宋名相韩琦曾孙，其父韩诚官至宝宁军承宣使，其母与南宋高宗皇后吴氏为亲姐妹。作为名门之后，韩侂胄以恩荫入仕，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任知阁门事，掌供奉乘舆、朝会、游幸等礼仪事，行走于内廷。

同年，宋孝宗禅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光宗继位前后判若两人，之前对孝宗毕恭毕敬，之后却敬而远之，连每月四次例行请安都借故回避，躲在深宫之中，不理朝政，孝宗伤心不已，百官惶惑不安。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孝宗去世，作为儿子的光宗竟然称疾，让灵柩摆在宽大而清冷的殿堂之中，不着丧服，不执丧礼。这种行为在以孝治天下的当时，堪称十恶不赦，朝野为之震惊。

太上皇去世，皇帝不执丧，谁敢越俎代庖？大臣们屡屡请示，光宗要么不接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孝宗去世，停尸月余都无法成礼，气得左丞相留正当即称病辞官，拂袖而去。朝中百官人心浮动，无所适从，关于拥立光宗次子、嘉王赵扩的议论悄然传播。这种情况下，身为宗室子弟、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与掌管禁军的殿帅郭杲、工部尚书赵彦逾、参知政事陈骙、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临安知府徐谊等大臣密议，准备请高宗皇后、时为太皇太后的吴氏主持大局，设法使光宗禅位于嘉王赵扩。但问题是，谁去跑腿，将这个等同于“宫廷政变”的建议向太皇太后提出来呢？与议者都没这个胆子，他们想到了韩侂胄。

韩侂胄时任知阁门事，虽管朝仪，不过一小小五品官，按品级，无论如何没有资格参与这种“惊天阴谋”。但他有两个天然优势，一是行走于内廷，方便说话传话。二是作为吴太后的外甥，他与吴太后十分亲近，方便从中斡旋。赵汝愚等人打下如意算盘，办砸了，罪归韩侂胄，办好了，功归自己。赵汝愚召来韩侂胄，委托重要机密事，韩侂胄慨然应允。

绍熙五年（1194年）秋，在韩侂胄的居中联络周旋之下，光宗“被禅位”，27岁的赵扩继位为皇帝，是为宋宁宗。韩侂胄因助宁宗上位，与赵汝愚一并成了“定策功臣”。

二、擢为显要

宁宗继位后，大赏功臣。赵汝愚为右丞相，陈骙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参知政事，郭杲为武康节度使，赵彦逾以端明殿学士出任四川制置使。据《宋史·赵汝愚传》记载，当宁宗提出要拜自己为右丞相时，赵汝愚以“同姓之卿，不幸处君之变，敢言功乎”推辞，并请求宁宗召还留正任相。赵汝愚还不忘做韩侂胄的思想工作说：“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以言功？”韩侂胄因此仅加宜州观察使，加爵而未升官。

赵汝愚这番措置，一方面说明他胸怀大度，而另一方面，又说明他气量狭小。何出此言？在赵汝愚自己，主动推辞，当然是大度。但是，对于自诩为“定策功臣”的韩侂胄来说，本指望着建节封疆，而观其冒死向吴太后进言的风险和推宁宗上位的功劳，也并非过分要求，如今非但封疆无望，而且一官未升，可见赵汝愚气量狭小，有失公允，韩侂胄因此心生怨恨。

韩侂胄虽仅一侍从官，但功著声显，经常过问朝政，让宰执们颇为不悦。有一次，韩侂胄又在政事堂指指点点，归来后仍为左丞相的留正竟然郑重其事地对他说：“都堂公事，非韩知阁往来之地。”从此，韩、留之间，亦生嫌隙。

其实，无论是留正还是赵汝愚，他们无一例外地忽视了韩侂胄在朝中的背景和影响。他的姨妈是吴太后，侄孙女为宁宗皇后，这亲上加亲的关系，随时可以成为左右皇帝的筹码。再说，韩侂胄后来又兼任枢密都承旨，手掌承接、传宣机要密命，与皇帝接触频繁，有“私聊”或“聊私”的机会，无形中可以影响皇帝的取舍。当时，宁宗下诏召回留正后，就有御史论留正“擅去相位”之罪。他复相后，做事说话也多不合宁宗胃口，加上韩侂胄推波助澜，宁宗随即将他罢相，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建康府，差不多是贬出京城了。

随着留正的快速去位，赵汝愚快速上位，被宁宗拜为右丞相。当时，赵汝愚主持推赏“定策功臣”时，还得罪了另外一个功臣，那就是同为宗室的赵彦逾。赵彦逾参与“定策”，当然也有盼望，但赵汝愚对他说：“我辈宗臣，不当言功。”让他出京，平调为四川制置使，与对待韩侂胄如出一辙，令赵彦逾非常不快。为此，赵彦逾赴任辞行时，特为宁宗列了一长串新进者姓名，皆指为赵汝愚朋党，宁宗疑心顿起。庆元元年（1195年），作监李沐因韩侂胄的助力而被升右正言，亲韩侂胄而恶赵汝愚的他，觉察到宁宗已对赵汝愚起疑心，乘机上奏说：“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此时弹劾赵汝愚乃宁宗心生猜忌之时，故正中下怀。一些察言观色的大臣更是投皇帝之所好，纷纷添油加醋，落井下石，赵汝愚因此罢相外贬，翌年暴毙于贬途。

随着赵汝愚的去朝，坐收渔翁之利的，自然是韩侂胄。庆元元年六月，宋宁宗提拔韩侂胄为保宁军节度使，年余授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少傅、少师，封平原郡王，权重一时，过于宰相。

三、大兴党禁

韩侂胄之所以怨恨赵汝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赵对自己的排挤，二是赵对朱熹及其门徒的重用提拔。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载：“赵汝愚首裁抑侥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所谓“侥幸”，即指韩侂胄；“四方知名之士”，即指朱熹及其门徒。宁宗刚一上位，赵汝愚就保举朱熹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其间，还大力推荐道学之士入朝为官。

然而，这些人上台后，与吏部侍郎彭龟年、国子司业叶适等朝中大臣遥相呼应，对后戚出身的韩侂胄大肆攻讦。朱熹多次向赵汝愚建议对韩侂胄采取“厚赏酬劳，勿使预政”的策略，又向宁宗上书“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来影射韩侂胄。彭龟年更是弹劾韩侂胄“窃弄威福，为中外所附”。韩、赵矛盾渐由私怨演变成了朋党之争，因而便有了后来的“党禁”。

当然，“党禁”的开启，自是宁宗主导，他若不主导，韩侂胄纵然口诛笔伐，也不可能影响如此之大，牵连如此之众。宁宗为什么要主导呢？一则宁宗本人很不喜欢道学，从绍熙五年八月赵汝愚推荐朱熹给宋宁宗讲授道学，至当年十月，两月不到，宁宗便罢朱熹之官，让他卷铺盖走人，足见他是多讨厌道学。二则道学在朝中影响巨大，上至宰执，下至百官，许多人如痴如醉，这是令宁宗最恐惧的事情。三则新皇继位，根基尚浅，此时需要提高向心力，不容许有过多杂音，更不可能容许赵宋皇帝之外还立一个“道学尊神”。四则赵汝愚与道学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打击道学，等同于清除赵汝愚残余。

于是，朝廷自上而下，斥道学为“伪学”，禁道学专著，禁道学传播，在科考和荐官中禁用“伪学”之人。庆元三年（1197年）冬，宁宗下诏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五十九人，赵汝愚、留正、周必大、彭龟年、朱熹、叶适等赫然在列，朝廷对他们或罢官，或远谪，或逮捕，或充军，史称“庆元党禁”。

《宋史》及诸多野史把开启“庆元党禁”作为韩侂胄的罪状大肆渲染，以韩侂胄报赵汝愚私仇为开启党禁之因，而综上所述，倒真有点张冠李戴之嫌。倒是后来为道学平反昭雪，反得益于韩侂胄。嘉泰二年（1202年）初，韩侂胄准备北伐，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遂指示侍御史林采等人上书，说道学先生们已经“人之趋向，一归于正”。宁宗因而下诏弛伪学、伪党之禁，追复赵汝愚资政殿学士，朱熹焕章阁待制，对于在世者，复官自便。一场吵吵闹闹七八年的反道学运动，终于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启而落幕。

四、推动北伐

开禧元年（1205年），宁宗诏韩侂胄以太师、平原郡王拜平章军国事。从此，韩侂胄“三省印并纳其第”，立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政事堂治事，一切政务处置，名正言顺。

韩侂胄最感骄傲的事，莫过于他的曾祖韩琦。韩琦既为名相，又是名将，当年与西夏作战即有“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之誉。不过，韩家的后代子孙争气的不多，韩侂胄如今高居相位，遂生渡江北伐、光大门楣之志。这也是宁宗倚他为元老重臣、授他以宰相实权的根本原因，二人目标高度一致。

宁宗和韩侂胄未雨绸缪，起用大批主战人士进入江淮重镇执掌兵权，积极练兵备战。又创建国用司，以韩侂胄兼任国用使，手掌兵马，广积钱粮。同时加强舆论引导，追封岳飞为鄂王，立韩世忠庙于镇江。以“首倡和议”之罪削去秦桧王爵，改谥号为缪丑，斥为奸佞。

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宁宗下诏伐金，发动“开禧北伐”。以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从四川出击。以郭倪兼山东、京、洛招抚使，挥师渡淮。以赵淳为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为副使，北向取唐州、邓州。总体部署是以江淮兵马和四川兵马两路出击，至金胜利会师。开始，郭倪部进展顺利，成功攻取泗州。随即，又迅速拿下新息、褒信等地，节节胜利，一路凯歌。

然而，开局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这边江淮兵马大举进攻之前，部署在四川的吴曦却以向金求封蜀王为条件而变节投敌了。金军既无后顾之忧，自然全力以赴对付江淮，宋军连遭重创。随后，金人兵分九路反攻，淮西重镇，尽归金人所有。至此，南宋的北伐，已经演变成金兵的南侵，形势急转直下。开禧二年底，金左副元帅布萨揆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形势下，特派使者与南宋议和，而开出的条件除让南宋称臣、割地外，还有一条：献首谋之臣。“首谋之臣”当然是指韩侂胄。韩侂胄闻之大怒，自捐家财二十万为军资，做最后的反攻。然而，四川吴曦投敌之时，已经注定了这次北伐的失败，如今大势已去，韩侂胄哪怕倾其所有，也终究无法挽回颓势和败局，“开禧北伐”最终以兵败求和告终。

五、身败名裂

对于韩侂胄来说，北伐的失败，是他人生的关键转折点。战前，他是功臣、首相，一人之下，万民拥戴。败后，他是首谋、罪魁，成了众矢之的。尤其重要的是，战败就要求和。当时，南宋派萧山丞方信孺赴金探询金人议和条件，金人提出五条：一是割两淮之地。二是增加岁币。三是斥资犒军。四是索取北方归正人（从金国沦陷区回归南宋的人）。五是将韩侂胄“函首以献”，要韩侂胄的脑袋。并且威胁说：“五事不从，兵即南下。”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按照敌国的要求斩杀本国的大臣，这是比割地、赔款更加屈辱的事情，当年高宗向金人求和冤杀岳飞，早已成为南宋军民心中一块擦也擦不去且时时作痛的旧伤疤。如今，金人又将杀韩侂胄作为议和条件，这更是奇耻大辱。然而，南宋君臣就有这般“奇葩”，“奇葩”到为了求和，什么耻辱都能接受，且接受得面无惭色，淡定自如。

开禧三年（1207年）十月，在宁宗的默许下，“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以密旨命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诛韩侂胄于玉津园”，将韩侂胄挟持到皇家园林玉津园的夹墙内，将他暗杀致死，割下头颅派专使送至金国，向金称伯，增岁币，赔款，终于换得了金人撤军。

可以查证一下朝廷杀害韩侂胄的理由，看他是否有罪至死。先前，朝臣向宁宗建议杀掉韩侂胄的理由是：“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于社稷。”这个理由成立吗？肯定不成立。为何？因为“启兵端”的决策者是宁宗，而非韩侂胄，他不过一个申命行事的执行者。就此而言，他反而公忠体国。

那么，韩侂胄败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因他的后戚出身。韩侂胄荫补入仕而非科举出身，这让他在以读书人为主的士大夫集团中成了异类，挺不起腰杆。其次韩侂胄因助宁宗兴党禁，得罪了以朱熹为首的众多读书人，当时和后世的文人们将那些本来是宁宗所做的恶毒事，统统栽赃到了他的头上，他因此进了《宋史·奸臣传》。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韩侂胄伐金而败，与张魏公（张浚）之伐金而败，一也。后人责韩不责张，以韩得罪朱子故耳。”可谓一针见血。

随着韩侂胄被暗杀，密谋杀害他的史弥远由礼部侍郎升任礼部尚书，第二年拜相，任相期间，为秦桧平反，恢复秦桧谥号“忠献”，南宋复归屈辱求和、苟且偷生的老路。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