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晗

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考取“功名”成为古代男性建功立业的主要途径。为了展现科举高中的荣耀，朝廷会对新科进士赠以“簪花”“披红”等不同形式的表彰，由此形成了男性知识分子“簪花”的礼制。而这种礼制传入民间，衍生了各类相关的科第习俗，反映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各阶层的深刻影响。

一、赐进士宴的“簪花”礼制

“簪花”，是指将鲜花或仿生花作为头饰佩戴于幞巾或官帽上。男性簪花在唐代以前的史料中少见记载。唐代男性“簪花”多为重阳节的节俗之一。唐诗中有“强插黄花三两枝”（郑谷《重阳夜旅怀》）、“茱萸插鬓花宜寿”（王昌龄《九日登高》）等诗句，可见当时人们头戴花草大多是出于避疾益寿等目的。

“簪花”与知识分子的荣誉产生关联源于唐中宗时期的典故。景龙三年（709年）立春，中宗将宫中花卉赐赠近臣。武平一作《正月八日立春内出彩花赐近臣应制》，中宗对其大为赞赏：

是日，中宗手敕批云：“平一年虽最少，文甚警新，悦红蕊之先开，讶黄莺之未啭，循环吟咀，赏叹兼怀。今更赐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赐学士花，并令插在头上，后所赐者，平一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谢。时崔日用乘酣饮，欲夺平一所赐花，上于帘下见之，谓平一曰：“日用何为夺卿花？”平一跪奏曰：“读书万卷，从日用满口虚张；赐花一枝，学平一终身不获。”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赐酒一杯，当时叹美。（计有功《唐诗纪事》）

从这一典故来看，帝王为臣子赐赠花卉是一种荣耀，而且彰显了亲近和爱重。武平一因诗文风雅而得帝王赏识，赐其簪戴“学士花”，这使“簪花”与才华和荣誉产生了直接的关系。

男子“簪花”的现象在宋代更为风行。宋诗中有“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姜夔《春词·其一》）等句，可见宋代男子簪花风俗之盛行。“簪花”与科举之荣产生直接的关联，源于宋代的闻喜宴及其中的“簪花”礼制。

闻喜宴是朝廷专门为新科进士举办的宴会。按照宋代的礼制，“簪花”是闻喜宴作为官方宴饮的重要仪程：

押宴官以下俱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释褐贡士诣庭中望阙位立，谢花再拜，复升就坐，酒行、乐作，饮讫、食毕，乐止。酒四行讫，退。次日，预宴官及释褐贡士入谢如常仪。（《宋史·选举志》）

可见，宋代的闻喜宴有专门的“赐花”“戴花”“谢花”等流程，并形成了相应的礼仪规范。与正史相呼应，宋代诗词中也有许多关于闻喜宴“赐花”“簪花”的书写：

犹记琼林插赐花，云霄翮断进涂赊。（冯时行《送同年杨元直持宪节湖南二首·其二》）

琼林侍宴簪花处，二十年，满地苍苔。（柴元彪《高阳台·怀钱塘旧游》）

天上赐花头上艳，盘中宣橘袖中香。（李资谅《睿谋殿赐宴和御制》）

这几句诗词中，前两句是作者回忆闻喜宴得到簪花的荣耀，第三句则是高丽使节亲眼见证的闻喜宴簪花盛景，都可与正史互证。这也可见，当时的学子多将“簪花”视为科举成功的荣誉和标志，直到人生失意或国破家亡时都在不断回味和感慨。由此开始，男子的“簪花”成为了科举之荣的标志之一。据《钱塘遗事》记载：

赴省登科五荣须知：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

由此可见，在宋代闻喜宴“簪花”礼制的影响下，男子簪花已经超越了装饰的作用，而成为了科举功名和阶级跃升的代表。“簪花”在宋代形成“礼制”，在祭祀活动或大型国宴中都有对大臣“簪花”的礼仪要求。但随着后代礼仪的演变和简化，宋代一些必须簪花的场合逐渐取消了这项礼仪，而只有在“赐进士宴”中长期保留了“赐花”“簪花”的环节，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代的衣饰和风俗都有明显的蒙古族特色。即使如此，元代诗人萨都剌《赐恩荣宴》一诗也有“宫花压帽金牌重”之句，说明元代赐进士的恩荣宴也保留了“簪花”的环节。

至明代，赐进士宴的“簪花”环节依然得以保留，其仪程与前代大致相仿，而重要的是其中明确了所赐“簪花”的具体样式：

进士并各官皆簪花一枝，花剪彩为之。其上有铜牌，钑恩荣宴三字。惟状元所簪花，枝叶皆银，饰以翠羽，其牌用银抹金。（《大明会典》）

这里可以看出，明代进士的簪花已不再是新鲜花卉，而是人工制作的彩花，有了固定的样式和规制。而且状元的簪花以白银制作、以点翠装饰，形制更为贵重，明显区别于其他进士。

清朝建立以后，男子在日常礼仪中的“簪花”已经极为少见，却唯独保留在了科举及第之后。《陔馀丛考》中记载了清代进士一甲三人的簪花情况：

今制殿试传胪日，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簪以金花，盖犹沿古制也。

“簪花”礼仪的具体程序与前代相仿，但得到“簪花”之荣的人员范围大大缩小，由前代的全体进士皆可簪花变为了“进士及第”三人的专属荣誉。范围的缩小更使得“簪花”含金量大幅提升，由此，簪花披红成为进士及第的标志和符号。

综合来看，官方的“簪花”礼制从唐代发端，至宋代鼎盛，之后也长期保留在登科后的礼仪之中，可见这一礼制影响深远。随着官方“簪花”礼制的发展变化，民间也多以“簪花”祈求登科及第的巨大荣誉，由此衍生了相关的科第习俗。

二、“簪花”礼制的民俗化与民间的“状元”信仰

受到闻喜宴的“簪花”礼制的影响，宋代民间学子的诗词中常以“簪花”代指金榜题名，互为进学之勉励：

青春闻喜处，醉弁宫花重。（孔平仲《送董监部赴举》）

池边相祝趋闻喜，剩取宫花一朵簪。（李曾伯《壬子劝驾》）

雪窗莫忘辛勤日，省酒簪花曲水滨。（陈宓《安溪鹿鸣呈诸先辈》）

在上述诗作中，“簪花”逐渐成为了“登科及第”的意象和符号，成为了科第之荣的标志。若有“连中三元”者，一支“簪花”也能被赋予深刻的意义。据《清稗类钞》记载：

新进士释褐于国子监，祭酒司业皆坐彝伦堂，行拜谒礼。簪花故事，三鼎甲皆簪金花，有备用一枝，为总理监事者所携归。乾隆辛丑，长洲钱棨适占三头，于时总理监事者为蔡文勤公世远，新司业则翁覃溪学士方纲也。文勤戏谓今科状元为翁公上年所得士，此花应归翁公，学士因携归，椟藏之，镌铭其上，并撰《三元考》《三元喜宴》诗四律。

翁方纲在《三元喜宴》诗中写道：“甲乙科连为世瑞，百千年内几人能。”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即使在重视招贤、政策宽松的朝代，每科进士也不过数百，相对于全国数百万的读书人而言也可谓凤毛麟角。更遑论鼎甲之荣三年不过三人，可见一支状元“金花”的背后沉甸甸的分量。为了追求知识分子的至高荣誉，官方礼制中的“簪花”以“科第习俗”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开来，成为了平民学子祈求登科及第的媒介之一。

年画最能体现民众朴素的吉福心愿，其中有许多含有簪花披红的状元形象。山东滕州的木版年画《状元及第》描绘的是一位站姿的新科状元，头戴用鲜花和孔雀翎装饰的乌纱帽，身着仙鹤补服大红袍，独脚站立于云头。与此同类，还有挥洒金粉的《印金状元》、手托金色元宝或如意的《状元及第》、《状元进宝》等。这些年画中的“状元”外形大致相似，都是头戴插有宫花的乌纱帽，身穿大红官服的形象。而且，此类年画往往作为“门神”张贴，占据了“神”的位置，更添加了“神化”的色彩。这种以“状元”为神的民间习俗，可以归纳为“状元信仰”。

民间将“状元”赋予神格而形成“状元信仰”，并不是指信仰某一位具体的状元其人，而是将“状元”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以抽象的、概念化的“神”来祈求现实的荣耀。民间将对功名的追求诉诸于“状元信仰”，主要因为科举考试中存在许多外在的影响。科举考试多以主观的标准评判高下，可谓“文无第一”。何况“状元”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除学识之外还需考虑籍贯、忌讳、相貌等客观条件。“状元”的成功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也需要运气的加持。因此，民间的“状元信仰”自发出现并逐渐传播开来。

大部分普通人难睹状元之真容，民间对“状元”的种种想象，往往在小说、戏曲等民间的通俗文学中有所体现。

这里宴上奏乐定席，景期巍然上坐，见官妓二人，拿着两朵金花，走到面前叩了一头，起来将花与景期戴了。以下一齐簪花已毕，众官托盏，说不尽琼林宴上的豪华气概。（古吴素庵主人《锦香亭》）

鼓乐喧天，带宫花，饮御酒，全不是玉街上那得意的青毡，彩旗蔽日，骑白马，跨雕鞍，却好似金屋中那乔装的红拂。（岐山左臣《女开科传》）

这两段小说中的文字饱含着民间文人对“琼林宴”的想象，作者通过虚构的人物表达自己的科第愿望。也正是因为小说、戏曲的极尽渲染，更多的普通人对“状元”充满了艳羡和敬仰。小说中对“琼林宴”“传胪大典”等场景大力铺陈，一方面是民间文人“状元信仰”的体现，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使得“头戴乌纱、帽插宫花、身披红袍、足蹬云履”的状元形象逐渐凝固为了一个固定的“状元”意象，推动了“状元信仰”在普通群众中的传播。

状元信仰首先体现为对状元来历的“神化”。明代人将状元的“神异”编绘成了《状元图考》，其序言中将“状元”比喻为“人之龙”，认为其中必有奇异的预兆。常见的吉兆如梦中见魁星点斗，或见龙头、鳌鱼、甲鱼，或见金榜、试题、书卷等。曾经用于簪戴的莲花、桂花、牡丹等花卉也成为了科第荣耀的吉兆。

可见，“花”在民间的认知中也成为了科第之荣的标志和意象。民间庭院多种植桂花、梅花等树木，都有借此祈求家中子弟“状元及第”“金榜高中”的吉祥寓意。

状元信仰同样体现在民间的许多娱乐活动之中。这些活动往往以与科举、功名相关的吉祥词语来命名。徽州地区的石刻、木刻中反映了清代儿童的各种科举游戏，如“五子夺魁”，即数名儿童抢夺象征“状元”的帽盔；或“金殿传胪”即众多儿童扮演想象中的“金殿传胪”场景。这类游戏既是父母师长对儿童潜移默化的教育，也是人们表达科举心愿的重要途径。在类似的活动中，“簪花”也作为了一种重要的状元意象。明代王汇征《壶谱》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投壶游戏，其中就有“及第簪花”一则：

宾主各以矢首击地，复翻入壶尾，插花击地，借为“及第插花”，更为“簪花”，故曰“及第簪花”。

在投壶游戏中，以“击地”谐音“及第”，又以箭矢翻入壶中象形“插花”，共同构成了“及第簪花”的吉祥意象。有趣的是，人们特意以“簪花”代替了象形度更高的“插花”。正是因为“簪花”是历代流传的登科礼俗，民间才会认为其更能够代表科第的荣誉，因此更被民众接受和推崇。

综合来看，官方的“簪花”传入寻常百姓家即成为了“状元”的标志和意象。在民间，“簪花”并不作为礼仪，而是演化为了以“状元信仰”为中心的诸多科第习俗中的一种。民间学子将“簪花披红”的状元作为“神像”，在起居摆设、节庆装饰、娱乐活动等各种生活细节中体现对“独占鳌头”的强烈期待。

三、从“簪花”礼制的民俗化看科举制度的深刻影响

作为官方礼制的“簪花”仪式本来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距离遥远，但其传入民间之后却长期成为了学子祈求功名的符号和意象，成为了民间“状元信仰”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这一“民俗化”的过程反映了科举制度对民间生活和民众认知的深刻影响。

古人祈求科第的荣耀，今人不宜将其简单理解为“功利心”或“虚荣心”。知识分子的功名直接影响着个人和家庭、家族的生活状态，《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聊斋志异》中的《镜听》等故事都能够深刻地反映这一点。正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巨大诱惑，促使知识分子不遗余力争取科名。

对“功名”二字的迫切追求使得民间想尽各种办法祈求科第的顺遂。从“簪花”这一细节在民间的各种体现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已经无形渗透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庭院房屋的风水、节庆张挂的装饰、纺织品上的花卉纹样等各种生活细节都体现着科举的影响，体现着人们期盼通过金榜高中实现阶级跃升的心愿。

更深层次的是，科举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接受男性的“簪花”形象并以此为荣，其背后是“惟有读书高”的思想认知。科举制度旨在以更加公平的方式选拔贤才，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公平和国家发展。但是，随着制度的僵化和舞弊事故的频繁，科举的公平性难以保证。当无数人将一生的前途寄托于状元信仰，科举也就成为了知识分子的枷锁。它使无数人沉醉于“鱼跃龙门”的梦幻泡影，成为了朝廷实现“牢笼志士”的手段之一。因此，考察“簪花”等各类科第习俗，既应将其视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肯定其中“珍惜荣誉”“积极进取”等良性因素，又应客观认识其反映的内在悲剧性。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