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秋冶

北宋时期，赵氏统治者及其官僚阶层，殷鉴五代十国武装割据、人民生活困苦无比的教训，特别是太祖赵匡胤摘天下于后周寡妇孩童之手，亟须寻求夺权的合法性基础，故汲取、继承唐玄宗崇道做法，专注崇尚道教，尽可能地挖掘道教的政治、社会功能，以取得民众对政权更迭的神圣认可，为平复社会混乱、发展经济及促进人民休养生息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典范。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自始至终尊崇道教的朝代，帝王们对道教的尊崇影响后世极其深远。

一、“崇道”体现

（一）大肆宣扬赵氏君权来自道教天神所授

太祖赵匡胤，利用华山道士陈抟烘造舆论争取民众，广泛宣传其为天子；又敦促终南山道士张守真创制“天神授命”的谶纬：有天神降临该道士家中，自称是玉皇大帝的辅臣，奉玉帝之命护卫大宋。天神说：“玉帝和诸天尊皆喜，大宋国祚延永，过于有唐。”

太宗赵光义更进一步，加封上述天神为“翊圣保德真君”，并导演了与该真君的一对一访谈。真君接连称赞赵光义有“仁心”，愿意派遣万名灵官前来护卫他。赵光义借此神人对话，平息了社会上“烛影斧声”的议论，为自身继承大宝之位提供正当性支撑。

真宗赵恒，则把崇道行动发挥到新的高度。在权臣王钦若等人的支持下，赵恒模仿唐高祖尊奉老子李耳为祖宗的做法，编造道教神仙赵玄朗为赵氏祖宗，并将赵玄朗考证为轩辕黄帝的化身。于是，赵氏顺理成章成为黄帝的直系后代。

北宋末代皇帝徽宗赵佶，又把“君权神授”发挥到极致。他不但完全继承祖先崇道体制，更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兼任全国道教的教主。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赵佶对群臣宣告：“我是昊天上帝之子，为大霄帝君，睹中华被金狄之教（指佛教）危害，遂哀恳玉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这样，道教的地位迅速提高，几乎成为北宋国教。

（二）大兴土木，修建道教宫观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太宗赵光义为报答翊圣保德真君的支持，修建八座国家级宫观，规模达到1240区。赵光义还亲自题写宫观名匾，不时前往拜谒。

真宗赵恒，也是加码修造。他下诏在汴梁城西北修建玉清昭应宫，这是宋代最大的道教庙宇。据说建设场地有工匠3万~ 4万人，昼夜不停，7年乃成，屋宇多达3610楹。随后，赵恒又下令各州府兴建天庆观，每观面积5到10顷。从全国来看，天庆观已有千所之上。《续资治通鉴长编》感叹道：“道教本来并不风行，只有江西、剑南等地的民众崇重，但现在起，天下才始遍道像矣。”

徽宗赵佶，则是建设狂魔。为修景灵西宫，派工匠到湖州、苏州开采太湖石达4600多块。由于其自称“长生大帝君”，故责令全国天宁万寿观全部改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在宫中供奉长生大帝君及青华帝君的神位。凡是改建不到位的官员和工匠，均受到严惩。此外，赵佶还在茅山修建元符万宁宫、龙虎山上清观、灵宝观等。《道藏》记载，赵佶自豪地称：“我钦崇至道，凡在国土之内，均率兴观宇。”

郑州天庆观（本文作者摄）

（三）吸纳、尊崇和优待道士

最有名的例子是太宗赵光义两次传召陈抟，待遇丰厚。赵光义赞叹陈抟能独善其身，远离利势，是真正的方外之士。陈抟也回敬太宗，说他有天人之相，龙颜隽异，博古通今，是位有道仁义的圣主。于是，陈抟被赏赐紫衣，荣获“希夷先生”的称号，这是当时能给道士的最高礼遇。

真宗朝，开始大规模地优礼道士。赵恒召见的道士包括陈抟弟子张无梦、陈景元、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等，送他们钱财、药物、金银等炼丹原材料，并免去其所在道观的赋税。当时有名望的泰山道士秦辨、华山道士郑隐等，都获得真宗或多或少的好处。同时，赵恒还亲自频频传度道士。据《宋史》所载，至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道士发展到19万余人，女冠达到731人。

徽宗朝，对道士的礼遇和依赖也更突出。例如，徽宗宠幸神霄派道士林灵素，下诏全国收罗各地有能道士，命令各路监司遴选道士到首都道录院修习道教科仪。最为重要的是，赵佶下旨，比照政府官员的品衔，设立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种，规定道士可入州县学校读书，学习《黄帝内经》《道德经》《南华真经》《冲虚至德真经》，考试合格后，可作为贡士进一步到京师辟雍深造，随后经考查通过后做官。

（四）广采道经道典，保存、校正和刊发道教文献

太宗赵光义就非常注意收集道经，曾命王禹偁、徐铉等校正道经，刊发赐予各大道观。

真宗赵恒命令王钦领校道经，以张君房为主要编辑，会同高道十余人，专门修纂道藏，编成《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张君房又在此基础上，摘编精要而成《云笈七签》122卷。这个活动对后世道家道教理论、教义的发展有划时代影响。

宋徽宗赵佶持续编修道藏，在《大宋天宫宝藏》的版本上，寻访仙经，编修成《政和万寿道藏》，合计5481卷，随即送往福州闽县刻镂刊发。把整个道藏进行全文刊版，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此外，赵佶采纳蔡京提议，仿照《史记》《汉书》的体例编制《道史》，用于集古今道教事。《道史》按照纪传体，分为纪、志、传三类。这是我国官方主持编撰的第一部全面述评道教历史的著作，可惜毁于战乱，未有留存。

上述各种做法，对尽快稳定国家政权、强化统治者权威、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弘阐唯一的本土宗教、振兴和传承民族文化，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崇道给北宋统治集团，特别是给宋真宗带来的好处

（一）崇道有利于皇位继承的合法性

除前述太宗赵光义因得到“翊圣保德真君”盛赞仁义而化解了“烛光斧影”的社会疑惑，荣登天子之位外，崇道也巩固了真宗赵恒的帝王身份。

赵恒并非赵光义的长子，其母也并非皇后。原本赵恒根本无机会和资格继承皇位，但其大哥赵元佐发疯、二哥赵元僖暴亡之后，他寻得机会。在此情况下，朝廷各势力必然进行利益争斗，而消灭潜在政变及其他负面危机的重要手段就是“神道设教”。“天书降”就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其中，影响最大、直接维护真宗帝位的天书降发生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

那年刚过完春节，真宗就立马召见宰相王旦、枢密院使王钦若，告知他们：“我的卧室，都用厚实青幕，不透光的。但去年冬月一个晚上，我刚要睡觉，室内突然明亮起来，一个星冠绛袍的神人出现，他建议我在正殿建斋戒道场一个月，然后就有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下降，还让我勿泄天机！于是，我就开始斋戒。今天，突然有人向我启奏，说皇城左承天门南面，有黄帛挂在楼角上。该帛长两丈许，内有一物如书卷。我想，这就应该是神人所说的天书吧？”听了帝王这番言语，王旦立马奉迎：“陛下以至诚侍奉天地，仁孝奉祖宗，今神灵预告先期，灵文果然降临，实彰上穹佑德之应。”于是，率领群臣再拜称呼万岁。

王旦故意说：“启封天书，应当屏蔽左右无关人士。”真宗则严肃拒绝，凛然回复说：“如果老天用天书来批评我做得不够好，那我应当与各位卿家悔过改正；若老天用天书对我本人进行训诫，那我应当侧身自修，岂能隐藏而不让众人知道。”

最后，真宗在开启帛书之前，大搞排场，并请辽国使节出席并故意让不知情的宦官来承接、打开帛书。而天书云：“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世七百，九九定。”这样，就权威性地体现，真宗之地位，是上天赋予的、合法的且还“九九定”，不可动摇。

宋祥符天齐圣帝碑（源自泰山管委会）

（二）崇道有利于其化解澶渊之盟带来的纷纭非议

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南下，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并签订了史称澶渊之盟的条约。条约规定：大宋每年须向辽国提供二十万匹绢、十万两银；宋辽结为兄弟之国，大宋皇帝为兄，辽国皇帝为弟。盟约缔结以后，宋辽逐渐形成相互承认、和平共处的形势，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显而易见，澶渊之盟是大宋权宜、妥协之举，但也被视为丧权辱国。

有理由相信，真宗对此结果是怏怏的，众士大夫对此是恨恨的。在此情况下，求助于宗教的支持，成为其抚平内心不安和愤懑的良药。真宗问王钦若：“今将奈何？”答曰：“陛下如不屑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可以镇服四海，立威于戎狄。”何谓大功业，就是“封禅和天瑞！”真宗接受了他的建议，这成为崇道的重要理由。自此以后，祥瑞屡降，而封禅大典，也拉开了序幕。而真宗的泰山封禅，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帝王的封禅行为，后世就再也没有出现帝王封禅事项。

（三）崇道也是民族文化自尊性的体现

真宗、徽宗崇尚道教，还与抗衡佛教有关。可以认为，这是真宗、徽宗对本民族宗教文化自尊的必然反映，也是平衡各种宗教力量的一种权衡。

针对北方辽国贵族普遍信奉佛教的情况，真宗曾说：“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提升道教的地位和价值，促使其昌盛，方可与佛教等匹敌，达到平衡。另外，真宗游龙门，发现岩崖石佛甚多，但经会昌法难已废毁不少。左右进言说，如果没有官府来修葺，不能成为胜迹。真宗认为，佛教是“外教”，若动用军队、国家的资财进行修葺，恐会导致劳费，责令不修。真宗又认定崇佛已过度过分，已经到了丧失中华礼仪的地步，故必须加以管束。这些都反映出真宗自宋辽战争以来，被刺激起来的民族宗教文化意识、文化自尊心的高涨，故其崇道是提升民族宗教信仰的一种国家意志和战略。

徽宗则有些走极端。赵佶认为“金狄（指佛教）乱华”，应当抑佛废佛。在林灵素等的鼓动下，赵佶下令：佛陀改称天尊，菩萨改称大士，罗汉改称尊者，僧众改称德士，须留发顶冠持简，佛寺改称为宫观等；迫使德士修习道法，使佛教成为道教的从属。但此法后因林灵素等的失宠而终止。

永乐宫壁画（摄于文物出版社《东方画册》）

三、崇道的负面影响

尽管崇道给北宋统治者带来极大好处，同时也有助于复兴汉民族本身的宗教文化，但过度崇道的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

（一）耗民脂膏，破坏经济

以真宗崇道为例。其大修庙宇宫观，导致费用屡屡超过预算，远近都不堪其扰，加之当时的冗兵、冗官严重，给北宋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故《续资治通鉴》评价：“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县官之费，数倍于昔”“上下始困于财矣”。

（二）过度迷信，肇祸致殃

徽宗痴迷崇道，已到迷信程度。他原本期望借助道教神化自身，提升权威性。但由于北宋末年，国家因长期积累的财政赤字、提防武将及盲目的对外政策等，已处于贫弱状态，社会也日益动荡，若帝王再沉溺于宗教，只能加速国家灭亡。在女真人已兵临汴梁的情况下，徽宗仍然坚信道教法术能抵御“金贼”，挽救王师。然而，历史没有站在徽宗这边，徽宗、钦宗被俘押往金大都，北宋灭，后世也批评徽宗为“佞道昏君”。

四、结语

北宋诸帝的崇道行为，和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若能像赵匡胤、赵光义及赵恒那样，较为理性地弘道，是能利国利民，推动民族文化复兴繁荣的；但若过度崇道乃至迷信，也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以史为鉴，我们要认真、谨慎做好宗教工作，充分发挥宗教对国家、社会及民族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其消极作用。　　

〔本文是2024年贵州开放大学（贵州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统战专项课题“防范化解高校宗教渗透工作研究”（课题号：2024TZ03）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