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曙明

鼠疫汹汹来袭

1894年，鼠疫突袭香港。

这场鼠疫最初发生在云南，被称为“痒子症”，后向沿海地区蔓延，再传到广州。广州从3月初开始发现鼠疫，4月初进入高峰，大批居民病倒，有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忽然倒下就断气了。有人在路边喝碗粥，粥没喝完，人已死了。还有人乘坐轿子去某地，轿子到达时，人已死在轿中。有称它为“疙瘩瘟”的，有称它为“核症”的，又因为死后身体发黑，有人叫它“黑死病”。当时并无特效药，死亡率极高，广州很多人家的门口都挂起蓝色灯笼，表示家中正在办丧事。

广州人像疯了一般逃往香港，每天开往香港的轮船上挤满了难民。《香港政府宪报》称：仅4月份，平均每星期就有1.1万难民从广州逃到香港。5月8日，香港出现第一例确诊鼠疫患者，是一名在公共医院工作的华人雇员，经公共医院署理院长劳森医生诊断为腺鼠疫。人们大惊失色，但仍希望只是孤立个案。5月10日，东华医院接收了几名病情严重的病人，邀请劳森去会诊。劳森震惊地发现了大约20个鼠疫患者。这些患者不是刚从广州来的旅客，而是附近太平山街的居民。

鼠疫暴发时香港的医疗体系

香港的现代医疗体系始建于1841年。当时英国刚刚侵占香港，由于天气潮湿、闷热，且乡间遍布水田、沟渠，蚊虫猖獗，英军官兵纷纷病倒，开始全身发冷，继而高烧不退，伴有剧烈头痛、呕吐，甚至抽搐、不省人事，最后断气。这种恐怖的疾病，被称为“香港热病”，其实就是疟疾。1843年港府成立公共卫生及洁净委员会。首任港督璞鼎查就职后，设置了殖民地医官一职，向政府雇员、警察及其家属、道路监工和监狱里的犯人提供医疗服务。

在今天的湾仔公园和赛马会公园北面，以前有一座“医院山”。地名的来源是1843年这里有一所海员医院，因为严重亏损，1873年被英国海军收购，改建为英国皇家海军医院，即今天的律敦治医院。赛马会花园也是海军医院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所陆军医院，仅为军队提供服务，并不收治平民。

1848年，港府把一间旧的教会建筑物改建为公共医院（曾译作“国家医院”），由殖民地医官兼任院长。这是全港第一家、也是当时唯一正规的现代全科医院。英国最初认为医疗服务应由教会医院、私人执业医生、慈善机构等提供即可，不应由政府提供。这脱离了香港的实际情况。那时候，香港每年都有各种痢疾、间歇热、反复热和腹泻等疾病，但并没有正规的医疗体系，欧洲人不相信中医，大部分华人也不相信西医，全港华人西医寥寥无几。私人医生或善堂提供的医疗服务极其有限。华人染病，有钱的找郎中抓几服草药，没钱的就只有求神拜佛、吃香炉灰了。据1882年的统计，香港成年华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3岁。

1857年，港府颁布《传染病条例》，第二年成立性病医院。1859年，港府在西营盘购买一座建筑物，改建为医院，但面积不大，并不能满足需求。据1871年殖民地医官的报告反映，全港医院最多只能容纳83个病人。后来，公共医院又屡遭台风、火灾等破坏，不得不东徙西迁，甚至一度寄居在性病医院里。虽然殖民地医官一再建议办一家新式医院，但迟迟未获英国批准。

香港最主要的传染病是天花和霍乱，患者集中在公共医院治疗，往往发生交叉感染。1871年，港府把昂船洲监狱的一部分改建为天花医院，收治所有天花和霍乱等恶性传染病患者。但这里交通不便，往往失时误事。1877年，港府又把性病医院旁边的一所学校改建为天花医院。第二年，天花医院迁移到公共医院附近的临时建筑物中。除此之外，还有两家分别收治外籍人士和华人患者的精神病医院。

然而，华人一般的头晕身热、屙呕肚痛，都不习惯去英国人开办的医院，因为语言不通，习惯迥异。因此，要改善香港华人的医疗现状，必须有华人的通科医院。原来太平山街有一家广福义祠，建于1851年，供市民安放先人灵位，后来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病入膏肓的病人，都往这里挤。久而久之，义祠内垃圾成堆，脏水横流，墙壁灰泥剥落，污迹斑斑，空气像茅坑一样污浊恶臭，弥漫每个角落。有鉴于此，港府华民政务司召集华绅商议办法，一群热衷于公益的华人领袖，便倡议集资在附近兴建一家医院。

1869年，港督拨出上环普仁街一个地段，资助11.5万元建院费用，于1870年颁布《倡建东华医院总例》，由一批南北行、金山庄、洋行业、银行业的华商出资，创办香港第一家华人医院。医院尚未落成，先行在院址附近开设临时赠医所，为贫病者提供服务。1872年，东华医院落成启用，为贫民提供免费中医药服务。《近事编录》评论道：“现在香港新建东华医院，规模宏巨，基址宽敞，诚前此之所未有也。创造之赀，必得三万余金始能集事。”医院有三位医生，设有留医病房，为贫民施舍药饵，所有贫病无归者，都可以来这里看病。

为了庆祝医院落成，全港当铺联合送来一副对联：“阳气发东方，聿先百粤布慈和，到此时即是眼前活景；春光回香海，岂仅四环关痛痒，彼来者谁非世上众生。”

后来，东华医院在西环坚尼地城兴建“牛房义山”，安葬死者骸骨。1880年，东华医院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在荷李活道文武庙旁的中华书院创办第一所义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开香港平民教育的先河。

1887年，定例局通过了《公共卫生条例》，以土地总测量官、警察司、总登记官、殖民地医官为卫生委员会官守委员，非官守委员有六人，其中二人为华人。

这是1894年鼠疫暴发时，香港医疗体系的大致情形。

宣布香港为疫埠

劳森医生在东华医院发现大量鼠疫患者后，极为紧张，火速把情况通知殖民地医官，两人马不停蹄，再向总登记官和署理辅政司骆克作口头汇报。骆克要求他们立即起草报告，下午提交给洁净局。这时已快到中午了。当天下午，洁净局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死亡统计、屋宇排污系统、家畜疾病、天花和鼠疫等事项，最后通过两项重要决议：一是建议署理港督柏立基援引1887年第24号条例第31款，宣布香港为疫埠；二是建议由警察总监梅含理和何启等人组成委员会，起草鼠疫防治章程。

劳森还建议，尽快启用“修克海吉亚”医院船（有人译作“海之家”或“健康女神”），把鼠疫患者送到船上隔离，提供治疗服务。这艘医院船创办于1890年，用来收治天花、霍乱等传染病患者，1891年首次投入使用。劳森的这项建议被采纳了，并交由东华医院实施。转移病人是一项争分夺秒的工作，要与疫情抢时间。但当时华人并无“隔离防疫”的概念，对被送上洋人的船只，与亲人分开，非常害怕。在东华医院反复劝说下，5月12日下午5点之前，总算有36位鼠疫患者，同意上医院船，但其中两人随后死亡。

港督宣布香港为疫埠。警钟敲响了。5月11日，洁净局再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和通过鼠疫防治章程，设立对抗鼠疫的委员会，拥有洁净局赋予的应对传染病的全部权力。但此时恐怖已经蔓延开了。5月15日上海《申报》以“香港多疾”为题报道：“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几天后，《申报》再次发出惊呼：“此间（香港）疫症益多，死亡枕藉。”这时每天死亡人数增至三十多人。

鼠疫的传染性极高，一人染病，传染全家，一家染病，传染全街，死亡率高达90%以上。报纸警告人们，“凡无病之人不可与病人过近，如相离六十尺即能传染”。但这些宣传，对倒吊冇滴墨（指文盲）的贫民来说，根本无用，他们不看报纸，也不信政府的宣传。他们居住的环境，别说六十尺的社交距离，就是六尺也难保证。

1882年，英国卫生工程师瞿域考察香港华人区后描述：“华人区街道是由碎石铺成，在夏日暴雨冲击下迅速成为深沟，街道的宽度没有控制。在某些情形下，街道窄到可以用一根竹竿撑到对面晾的衣服，排水系统与街道系统同样混乱，数量也不足够。”他指出一个危险的问题：“在沿着整个海旁都有一阵异味，更糟糕的是，公共污水管都没有排气孔，以致污水管内的浊气只有从住宅的排水沟渠的排水口中溢出。”他警告情况若不改善，灾难就会随时发生。鼠疫突来，灾难发生了。华人区“十室九丧，哭声遍地”，棺木铺日夜开工，仍供不应求。东华医院应对大型传染病，既缺乏经验，更缺乏人手，很快便不堪重荷，濒临崩溃了。

此时此刻，疫情消息如飞驰的乌云，传遍各个口岸，所到之处，投下大片恐怖阴影。一些准备开往香港的轮船，纷纷止步；已到了香港的货船，拒绝让香港货物上船，生怕把鼠疫带回自己的城市，以致港口陷于停顿。各国驻华领事在上海开会商议，决定凡是从香港开出的船只，如果有病人，必须在船上高挂黄旗，湾泊于港口外，不得入港。

疫情全面失控

最初人们以为是天旱惹的祸，只要下场大雨，疫症就会消失，所以都去城隍庙、天后庙、文武庙拜神祈雨。5月16日，天从人愿，普降大雨，四野沾足，但来势汹汹的疫情，却丝毫没有消退迹象。驻港英军中也发现染疫者了。有一名葡萄牙人，被诊断出染疫后死亡，域多利监狱一名狱卒，身体略感不适，亦被诊断为染疫，引起监狱犯人的极大恐慌。人们在各个角落无声无息地死去，到处都有人呼天抢地，惨叫救命。

因为华人十分抗拒上医院船，5月20日，港府同意东华医院把坚尼地城的旧玻璃厂改建为鼠疫医院，专门收治华人鼠疫患者。5月29日，把医院船上的华人全部转移到玻璃厂医院，医院船改为专门接收欧洲人、日本人和欧亚混血人患者。

港府迅速颁布了《香港治疫章程》，内容包括：凡是在邻近疫区及洁净局所界定的地方，洁净局随时可以委派人员逐户探查，判断室内环境是否洁净，并检查有无患疫的人或染疫致死的人；如果屋内污秽不洁，即饬令由洁净局所委任的接揽洒扫人夫，洗扫洁净，洒以解秽药水，除去秽恶之物，如果屋内查有尸骸，则立即将其移葬，倘若有患疫的人，则按照治疫章程将其迁徙到医院船或者其他隔离区……凡是医官认为无法洗除净尽的房屋，则将屋内物品移送到指定地点，然后再将该屋援例净洗关闭，没有洁净局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入，等等。

自暴发疫情至5月中旬，有130人死于鼠疫，但真正的死亡高峰还未到来。6月3日的《申报》哀叹：“疫症益形猖獗，刻下病者五十九人，死者五十四人，正未知天心何时始厌也。”按照华人传统，死者被掩埋之前，大都停放在家里，亲人披麻戴孝，守灵数日，这对控制疫情扩散而言，简直是个噩梦。香港直到1899年，即疫情暴发五年后，才由东华医院在坚尼地城创办第一家殡仪馆，集中停放灵柩。

在这种习俗之下，疫情最严重的是太平山街的华人贫民区。这里房屋拥挤，卫生条件糟糕透顶，为各种流行疾病提供了温床。洁净局人员三天两头沿街巡视，逐家逐户拍门查问，检查有无死人停放在屋里，入室喷洒消毒药水。凡染疫死亡的人，其物品立即当街烧毁。有一户人家，当洁净局人员拍门时，无人应门，入内查看，赫然见五具尸体，倒卧在屋内不同地方，原来全家已染疫死亡，无一幸存。

洁净局在太平山一带强制执行消毒，警察人手不足，港府便请驻军派遣志愿者协助，约有600人参加。每日挨家抵户，用烟熏和消毒水清理房屋，烧毁病人的衣服、床和垃圾，把病人带去医院隔离，处理尸体，时称“洗太平地”。

对于染疫死者，洁净局多采取用石灰掩埋、焚化的方法，这与华人的传统观念大相冲突，很多人不愿意让洁净局的洋人深入他们的街区，纷纷关门闭户，严防死守；有些好心人劝大家接受检查，也被一众街坊唾骂、丢石子，甚至殴打。

港府拨出西湾旧玻璃厂地，作为华人居住和治疗场所，设立东华医院分局，并由华人医生治疗，以平息大家的疑虑。有人提出，希望能回广东老家避疫，在场的巡捕官说：“不是我们不让你们走，是广东督宪来电，禁止病人回省。”现场哗然，人人露出惶恐的神情。

由于担心“客死他乡”，人们开始争相逃离香港，用尽各种办法，返回内地。从香港去广州的轮船，人满为患。报纸描述：“附省港轮船者，比清明男子回家扫墓尤为挤拥，太平山妓妇亦有打包以行者，东莞人就近迁居九龙深水埔，住户为满。”仅5月16日，乘船离港的就有千人以上。

经过交涉，两广总督李瀚终于同意，将东华医院分局患病华人，载回省城医治。但必须遵守港府制订的四项规定：一、凡欲将病人载去省垣调理，必须阐明本人自愿前往方可；二、凡病者须要医生允准方可前往；三、凡病者必须报差知悉，方能往省；四、凡船只将病者载往省垣，必须将病者坐卧之处遮盖妥当。只有符合以上条件，患者才被允许离港回粤。6月中旬，每天仍有三四千人离港，合计已有10万人离去，全港人口几乎腰斩，以致“港中工作乏人，各局厂相率闭户”。市面冷冷清清，行人寥落，店铺十之八九关闭，极度萧条，往日的繁华热闹的景象，不复再见。

全港开展灭鼠运动

港府认定，太平山脚的华人贫民区，拥挤、混乱、肮脏、恶浊，是毫无规划、乱搭乱建的怪胎，也是鼠疫暴发的根源，决定收回太平山脚地皮，把聚居在差馆街、坚巷、磅巷一带的华人悉数迁移，彻底夷平整个贫民区，重新建设。民间舆论，对此贬多于褒，认为是针对华人，歧视华人的扰民之举，“以卫生清洁之名义，行暴力执法之行径”。但港府视太平山贫民区为发炎的盲肠，非割不可。迁移工作从6月中旬开始，由100名营兵，分为两班，日夜监督，验明没有染疫的人，集中一处居住。清拆后的部分地方，建成一座公园，也就是今天的卜公花园，以纪念第十二任港督卜力。

据事后统计，在1894年那场鼠疫中，死亡的港人多达2485人，也有说是2550人，也有说是2547人，或是2552人。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不少染病后逃回广东才死的人，以及死在贫民区被家人悄悄掩埋的人，都无法统计。也不知与清拆贫民区是否有关，总之，到1894年9月，猖獗一时的鼠疫，突然销声匿迹，染疫人数快速下降，几近消失。人们百思不解，这疫情就像行窃的贼仔，得手后悄然而去。不料，1898年、1899年，鼠疫杀个回马枪，再次重创香港，分别造成上千人染疫死亡。1900年稍为缓和，1901年再度反扑，又造成1562人死亡。这场鼠疫断断续续，直到1926年才结束，变成了一种风土病。

鼠疫暴发以后，港府开展了长达10年的灭鼠运动。向商店派发灭鼠器，在街道的电灯柱悬挂老鼠箱，内放消毒药水，劝谕市民，发现死鼠即丢进老鼠箱。为了堵住鼠疫源头，洁净局悬红捕鼠，捕一只赏钱二仙（香港银币），后来添到五仙。但有些无良奸商，竟从广州偷运老鼠进口，冒领奖钱，以致本来为了防疫，反而令更多病毒传入。

打疫苗是另一个遏止疫情的办法。香港从外国输入疫苗，要求所有市民注射预防。经过持续努力，情况逐渐好转。1906年全港捕获老鼠30 701只，其中679只带有鼠疫病毒；1907年捕得25 265只，九龙半岛捕得13 255只，共38 520只，其中有28只带有鼠疫病毒，比前一年大幅减少；1908年情况继续向好。人们终于相信，令人魂飞胆裂的鼠疫，算是过去了。那艘被亡魂缠绕的“修克海吉亚”医院船，经过修葺一新，也于1909年出售了。

上环普庆坊的卜公花园，内有一块铭牌，以中英文写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字句：“一八九四年太平山街一带发生鼠疫，此后肆虐香港近三十年，为香港史上最严重的灾祸之一。”花园附近有几幢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曾是香港抗疫的桥头堡，作为研究病毒与疫苗的基地，后来也做过病理检验所和卫生署仓库。1990年被港府列为法定古迹，1996年辟为香港医学博物馆。

1982年，港铁荃湾线开通，在尖沙咀与油麻地之间，有一个“佐敦站”，设在弥敦道与佐敦道交会处。每天从佐敦站出入的人多如潮水，却只有很少人记得，佐敦是一位协助香港扑灭鼠疫的医生名字。对他们来说，“鼠疫”已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词。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