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忠海

75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实施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实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仅完成了全国建政的目标，而且发展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政协”无疾而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终于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英勇奋斗的结果。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使得想通过内战实现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感受到压力，不得不多次发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自1945年8月29日起，国共双方的和平谈判在重庆拉开序幕。此次谈判历时43天。中国共产党秉持着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切责任感和使命感，与国民党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10月10日，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纪要涉及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释放政治犯、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其中，关于政治民主化与和平建国问题，会谈纪要是这样写的：“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与张澜、邵力子、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合影（右二为国民党代表张治中）

在此之前，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曾郑重提议召开“国是会议”，由国民政府主持召集，旨在会聚全国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及抗日武装的代表，共同商讨国家大事。随后，中共中央提出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然而，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对“党派会议”的提法颇多顾忌，另行提出召开“政治咨询会议”。在重庆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治中认为“此次会议可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不必称为党派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法于是写进“双十协定”，为国共两党所接受。

1946年1月10日，国人期盼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来自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等38位代表参会。会议下设5个专门的职能小组，各自被赋予了特定的职责和任务。有的小组负责处理和解决与政府组织架构调整相关的各类问题，有的专注于制定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还有小组负责处理军事事务、筹备国民大会以及宪法草案的编写工作。经过20多天的深入讨论，与会各方最终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包括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及宪法草案等。这些成果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与国民党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性，又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会议决议的签署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为区别于后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般被称为“旧政协”。

按照决议，在全面停战的和平背景下，应由经过改组的民主联合政府负责主持召开国民大会，以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和结果的公正性，但蒋介石违反了这一精神。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公开破坏政协决议，会议通过了《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推翻政协决议中明确的各项民主原则。之后，国民党一方面打压爱国民主力量，先后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另一方面积极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充分暴露了其蓄意破坏政协决议的真面目。1946年和1948年，国民党先后单方面召集“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选举“总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同声谴责，纷纷发表声明不予承认。

“五一口号”的提出

关于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主张和路线图。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同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

1948年春，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提出更清晰的建国蓝图。194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项议题：一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二是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是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会议召开期间正遇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按照以往的做法，每年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向外界发表宣言或口号，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度的职业敏感度，认为在这一重要时刻中央肯定有重大主张需要发布，于是就当年国际劳动节口号问题请示中共中央，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新华社当天对外发布，新华广播电台进行了广播。《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分别于5月1日和5月2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五一口号”全文，中共香港分局主办的《华商报》也迅速将“五一口号”刊发在重要位置。

“五一口号”共23条，除了向各方面致敬和问候外，还提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的理念，并向全国人民发出民主建国的号召。原来草拟的第5条口号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将这一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成为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需要选民登记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选人大代表，这些条件尚不具备。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建立新中国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第二步，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大职权，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

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

此时，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避难。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公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致使民盟总部不得不进行解散，中国民主同盟的地方组织及盟员转入秘密状态，继续开展地下斗争。1948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成立了临时总部，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开展合作，目标是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就在当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等，旗帜鲜明地提出废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

“五一口号”发布的次日，毛泽东亲笔致信给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工作的沈钧儒，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中的第5条作进一步阐释，以协商的口吻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事项，包括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此，各方面立即给予了回应，民主建国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九三学社及有关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等也先后通电全国或发表声明，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还纷纷召开讨论会和座谈会，对如何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献计献策。

各民主党派发表宣言或声明时多将中共中央提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比如，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发布的宣言中指出：“我们不要把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词和过去的政协混淆了意义，旧的反动者的政协，已经因他们撕破而过去了，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此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致公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也用“新政协”或“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区分“旧政协”。毛泽东接受了这些建议，在之后起草的文件和电报稿中也使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成为标准称谓。

1949年3月25日，抵达北平的毛泽东、朱德等人与各界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

南雁北归聚北平

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的指示》，指出“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9月，中共中央在致香港分局的电报中设想新政协召开时间大约在1949年春季，提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运入解放区，方为合适”。随后，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东北野战军的电文中，决定将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时间延后至成功夺取平津等战略要地、实现东北和华北的全面统一后，以确保会议能在更为有利、稳固的局势下召开，保障会议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成效。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时大多数民主人士还在南方，其中宋庆龄、张澜等居住在上海，其他众多民主人士在香港避难。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向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发去电报，希望他们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一份70余人的名单，包括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地区前往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共中央将名单电告香港分局和上海局，要求将他们安全护送至解放区。经过周密安排和艰苦努力，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已经到达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人士协商，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明确1949年将召开新政协。此时北平还未解放，协议提出“会议具体应在1949年何月举行，应视各方代表到达情况，与地点问题一并由筹备会决定”。

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已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转往北平。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会标准和代表资格问题，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经过协商达成了共识。经过多次协商，中国共产党随后与各民主党派最终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成为筹备新政协活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关于新政协代表资格问题，该协议强调：“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得许其参加。”6月16日，筹备会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筹备会“负责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之一切筹备事宜”。筹备会选出常务委员会，由21人组成。经过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任主任，周恩来等5人为副主任。筹备会设立6个专项小组，各小组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第六小组还草拟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在7月1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其他各大报纸也迅速刊登，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截至8月2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国旗、国徽、国歌词谱投稿612件。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组织法起草小组认为“新政协”的提法在政治上还不够鲜明，周恩来于是建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9月17日召开的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称谓获得通过。从此，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经过3个多月努力，筹备会反复沟通和统一思想，9月20日，参加人民政协的代表名单最终确定。从占比上看，中共党员约占44%，民主党派约占30%，工农代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占26%。这份名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沈钧儒感慨道：“这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见的民主政府，民主精神。”

1949年9月21日晚1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次盛会会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634位代表，同时还有300位来宾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会议推举毛泽东等89人共同组成主席团，引领这场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盛会。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9月30日，在圆满完成会议的各项议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圆满落幕。会议经过深入讨论与郑重表决，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等，不仅顺利实现了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目标，也为未来国家的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与智慧。

人民政协，人民当家作主

从“旧政协”至新政协，再到人民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新中国一道走过了75年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史册。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旧政协”期间，国民党倚仗有外部支持，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打压，口中所说的多党合作其实只是一个幌子，真正实行的却是一党独裁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积极推动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目标是组建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新政协会议召集期间，多党合作在各民主党派主动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下进行，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民主党派，切实保障了多党合作真正开展以及代表的广泛性。周恩来曾这样总结人民政协与“旧政协”的区别：“议事方式显著不同，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说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也是旧政协的议事办法。而新政协则不同，它所采取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议事方式，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了解和认识，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和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理念。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政治制度。人民政协组织按界别构成，能充分反映和代表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诉求，集中各阶层、各界别的力量和智慧，这样的制度安排既能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能照顾和协调好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和眼前利益，既广泛反映各方民意，又能够汇聚各方面的智慧与力量，从而实现广泛民主基础之上的有效集中与统一，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和有序发展。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