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董铁柱

由于鸦片战争失败之故，19世纪上半叶的清朝士人长期被扣上了落后无知的帽子。在很多人眼里，他们是一群固步自封而顽固不化的守旧派，陶醉于既有的传统文化而不愿意睁眼看世界，似乎只有魏源等极少数当时的先进思想者才乐于向西方学习。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成见。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前后，岭南地区以学海堂为中心的不少学者一直以开放的心态积极了解并介绍西方文化，曾任学海堂学长的名儒梁廷枏（1796—1861）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梁廷枏，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尽管梁廷枏被不少人誉为清代向外看世界的第一人，但就知名度来说在今天的确不及魏源。可是，梁廷枏对海外诸国的见识和魏源相比可谓毫不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更胜一筹，在今天我们也依然能够从他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讲述中汲取到养分。

一、慧眼独具：米利坚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魏源的《海国图志》一直被誉为晚清介绍西方世界的扛鼎之作。梁廷枏则撰有《海国四说》，付梓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顾名思义，《海国四说》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与《粤道贡国说》。与2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海国图志》相比，《海国四说》可谓短小精悍，其所介绍的对象也更加具有针对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廷枏在《海国四说》中对美国抱以极大的关注。其全书中单列的国家只有两个，《合省国说》讲的是美国，而《兰仑偶说》讲的是英国，从顺序来看，美国的地位还在英国之上。

站在今天读者的角度，对美国的重视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是在19世纪中叶，美国还尚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清朝所刚刚遭受的惨败则拜英国所赐，与美国的铁拳并无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梁廷枏居然把美、英列为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并且把美国放在英国前面，可谓独具慧眼。需要指出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当时只有五十卷，其中并不包含对美国的详细介绍；当《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补再刻时，增加到了六十卷，其中才包含了美国的具体内容。《海国图志》对美国的介绍虽然篇幅宏大，但是从时间上来说反而在《海国四说》之后，梁廷枏对美国的看法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合省国说》也可以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关于美国的通志。更重要的是，对于魏源来说美国只不过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而在梁廷枏看来，美国则既是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首要的学习对象，更是中国的难兄难弟——和刚刚遭受鸦片战争之痛的中国一样，美国的独立也经历了英国的枪炮洗礼。因此，《合省国说》中梁廷枏对当时美国的叙述不仅给当时的读者很多客观的信息，更是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这一视角即使对今天的我们理解当时的国际关系也颇有启发之处。之所以说梁廷枏也许更胜一筹，原因也在于此。

《海国四说》

二、不奉君主：米利坚独特之源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梁廷枏曾应两广总督卢坤之邀，担任广东海防书局总纂一职，专门负责搜集整理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各国信息，编纂了《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由于清朝广东在对外经济交流中的独特地位，身处近水楼台的梁廷枏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在当时可以说非常深入——这也从侧面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的国人并没有安于现状、坐井观天。梁廷枏之所以特别撰写《合省国说》，一方面是由于米利坚（美国）“立国未久”，前人对它的记载依然阙如，因而他在借鉴了美国人所编写的资料之后，才填补了这一项空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梁廷枏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在当时世界上的独特性，他目光如炬地发现，美国与包括清朝在内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有着一个本质的不同：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国家“莫不奉一君主”，可是美国却恰恰相反，“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梁廷枏在《合省国说》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独特的政体是我们理解美国的基础，这也是梁廷枏的眼光犀利之处。

作为晚清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魏源提出了家喻户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在魏源眼中，清朝能够从夷人那里学到的不过是“技”。梁廷枏并没有提出这样响亮的口号，可是他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描述却让人清楚感受到当时的清廷最应该学习和改变的是什么。一个建国不久的国家能够迅速强大，其原因就是它采取了别的国家所未采取的体制，而这一体制的核心却恰恰和中国政治思想的主张相吻合。“法也者，民心之公也”，民心正是自古以来儒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既然法治就是民治，那么它距离中国的传统也就并不遥远。梁廷枏用中国人最熟悉的概念解读了美国与清朝在政体上的异同。他认为美国的国法之公让结党营私之徒没有了机会，杜绝了暴君统治的可能性：“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言下之意，似乎对当时清朝政府的统治暗含批评。这种批评多少有一些无奈的情绪——单纯学习所谓的先进技术是不够的，可是要改变帝制又不现实。也许我们可以说，梁廷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有了一种模糊的观念：中国不改变帝制就无法真正强大。

之所以说是模糊，是因为梁廷枏并不能真的想象一个没有了帝王的中国。他认为这样的体制难以复制，“必米利坚之地、之时、之人而后可”。首先，美国距离英国路途遥远，原本就不是英国人的土地，英国的王室逐渐难以继续有效地控制；其次，几代人在经历了新大陆的生活之后，已经对欧洲故土失去了原有的感情，也就自然有了美国的独立；再次，美国的国民喜好谋利而不读书，因而虽有富豪却不会有揭竿而起想要称王称霸之人。可以看到，梁廷枏将英国作为了美国兴起的背景墙。这给了读者一个强烈的暗示：英国是清朝与美国的共同敌人。既然美国可以摆脱英国的控制而独立，那么清朝也可以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可是，这同时也给读者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无法改变帝制，清朝又是否能够成功转型呢？

三、一切为了商业：一条可行之路？

带着这个疑问，梁廷枏开始为大家全面介绍美国的历史和现实。梁廷枏从“地形如球”说起，介绍了世界上的五大洲，讲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亚墨利加”的过程，进而告诉我们米利坚的地理位置。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粤人也把美国叫做花旗——因为美国商船挂的旗帜上绘有彩花；同时也叫“亚墨利哥”或是“亚麦利加”，久居海外的粤商还对美国有着别的称呼——因为都是音译而没有定字；至于合省国这个名字，则是根据中国的行政特色作出的意译。梁廷枏的讲述自然地解构了清朝天下中心的地位，这一点与《海国图志》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他的视角具有更为鲜明的地方特色。作为地道的广东人，梁廷枏具有直接接触美国商人的经验；而对于广东人来说，和美国人的交往主要在于贸易。从粤商的亲身经历出发，他的介绍也就更加具有可信度。他坦率地承认，作为一个从未到过美国的中国人，讲述美国的种种，多少让人觉得不可信——“非足迹之所及，安知其信”，然而在以粤商的经验为参考后，可信度就得到了大大的增加。

梁廷枏画像

事实上，粤商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给梁廷枏的叙述增加了可信度，而是梁廷枏在无法废除帝制的情况下所指出的一条明路——通商贸易。梁廷枏接下来介绍的是英国人、荷兰人等先后到美洲大陆拓荒直至美国建国的过程。他的叙述直指美国和英国冲突中的焦点：利。最初欧人的拓荒固然是为了利，而后美国的独立也是由于两者的商业利益产生了矛盾——英国不满美国的自专于是进行制裁，而华盛顿率众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抵抗，最终在费拉地费（费城）达成了盟约。这一段历史的梳理为当时清朝政府的外交提供了直接的建议。一方面，“西国之风气，唯利是图”，因而重要的是满足他们的通商欲望，“开诚相与，毋启以隙而挑以衅”，可以看到梁廷枏主张贸易互通而不是单纯的闭关锁国或是兵戎相见；另一方面，梁廷枏并没有鼓吹面对武力而不抵抗，华盛顿通过奋战逼迫英国签了城下之盟，维护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使原本是英国属地的美国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这可谓给经历了战败的清朝树立了一个榜样。

事实上，梁廷枏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世人如何和英国人对抗。道光二十九年（1849），英国人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进入广州城。官府不敢抗拒，也不想答应，就把锅甩给了百姓，希望动用民间力量让英国人知难而退。官府下令让粤秀、越华、羊城三大书院引导民众自卫，可是毫无成效。此时的梁廷枏宛如当年新大陆抗英的斗士般振臂一呼，联合谭莹等地方大绅，亲自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抵抗英国人进入广州，数日内就组成了数万团勇，在珠江沿岸严阵以待。梁廷枏亲赴英国领事馆，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广州官民誓死拒英人入城的决心，逼迫英国人最终收回成命。不知道当时的他有没有想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

想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就需要成熟的体制。接下来梁廷枏在《合省国说》中讲述了美国从国家到地方的具体管理体制。他详细介绍了美国“统领”（总统）选举的政策，议事阁、六部以及察院等部门的组成，其中特别强调了统领担任的年限，并指出“凡事无大小缓急，必集议而后行。议必按例，否则虽统领不自专”。梁廷枏对相关制度的介绍显然过于理想化，把统领视为一个百分百遵守原则而毫无私心杂念之人：“例外一毫不敢稍存私见，亦不敢以己意自创一事”。在他看来，这是由于如果统领偏私的话，“举国必不服”。因此，凡是国事都需要“与民共议”。

在中国思想史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视为批评皇权的巅峰之作，可是和梁廷枏的《合省国说》一比，黄宗羲对皇权的批判力度顿时有小巫见大巫之感。黄宗羲还只是批评，并不能够建设性地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梁廷枏的介绍虽然没有自己的创见，但是对晚清的读书人来说绝对会造成极大的冲击——世界上居然能够真的存在这样的一种体制。梁廷枏只字不提应该学习美国，却让读者对这样一种非皇权的制度充满了好奇。难怪梁廷枏的书在当时流传甚广的同时也遭致了不少非议。

代替皇权的是民权，那么如何能保证民权使用的合理性呢？梁廷枏给的答案是：教育——“所储养人才，一出于学馆”。梁廷枏对当时美国的教育评价颇高，正是由于教育，“国人颇知重行谊，无顽梗者”——像这样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中所未有的。梁廷枏认为是教育开启了民智，才有了民智和民权的互相成就。

明智的开启与民权的保障都需要法律，而这一切都为通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廷枏对米利坚法律介绍的重点在于“诸国通商法”。他认为这属于华盛顿的创举：“四海当视同一致，往来无分彼此。”这样的法令保证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友好相处，也促进了美国的贸易发展——“由是三大洲之内，如法兰西、荷兰、瑞典……暹罗货船之为招徕者，梭织不已”，从而有了美国的飞速发展，短短数十年从最初的十三省变成了“二十有六”。很显然，梁廷枏认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是国家强大的重要因素，美国版图的扩张就是明证。每一个读者看到此处都会在心里问一个问题：清朝是不是应该效仿米利坚？这再一次证明了梁廷枏对美国的介绍是为了给清朝找到一条可行之路。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一条开放之路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一直被誉为晚清先进思想代表的龚自珍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而重视农耕，因此梁廷枏对美国介绍的苦心难免知音难觅。

正是出于对美国的赞扬与肯定，梁廷枏在介绍美国的文字、婚姻、风俗、土著以及衣食住行时，都没有天朝上国对蛮夷之邦高高在上的批判姿态，反而大加溢美之词。他认为“合省人最体恤贫乏”，慈善机构较为完备，因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很少有乞丐和贩卖子女的穷人。在结尾处他甚至还特意指出：“其地本英吉利罪人所流窜，盖传闻之误。”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不少英国的罪犯选择逃亡新大陆，梁廷枏的否认应该是为了让读者相信美国的发展并非基于犯罪。他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无疑忽视了美国存在的切实问题。当然，梁廷枏对美国的美化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未能亲自踏上新大陆的缘故。等到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新大陆的旅程后，就发现美国也有着自身的矛盾。在纽约时，梁启超注意到南北战争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是黑人还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可以想象，如果梁廷枏也有同样的机会，他应该会对美国作出更为全面的评价。

相比较而言，关于美国的先进技术，诸如桥梁建筑与火轮船等，梁廷枏尽管有所提及，却讲述得并不详细。从讲述的顺序来说，也在《合省国说》的最后部分。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解读他的逻辑：在体制合理法律完备的情况下，通过和各国的贸易来往，自然就会有技术的进步，因而不需要刻意纠结技术的学习。

四、从天下到国家：梁廷枏给我们的启发

可以看到，梁廷枏始终着眼于制度与文化，并试图从中为清朝找到一条可供借鉴之路。与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直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同，梁廷枏并不认为国家之间必然是一种“制”与“被制”的关系。魏源把制服世界各国比作清朝对准格尔的征服，提出“何患攘剔之无期”。这样的态度说到底还是默认清朝为天下的中心，把其他国家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认为清朝总有一天会把它们消灭干净。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魏源虽然在《海国图志》中也说到美国的慈善机构“未贫预防其贫，既贫则防其愈贫”，但是几乎从未做主观性较强的夸赞。

相反，梁廷枏从未有这样的“雄心”，他反复强调的是如何在怀柔的前提下既能抵御外侮，又能贸易流通，从而找到一条复兴之路。梁廷枏把国与国之间相处的核心归于“利”，而交相利的手段则是贸易。因此，他把外国视为商业贸易的伙伴，完全摒弃了对外国“夷”的称谓，从这一点来说，他已经具有了朴素的现代国家观念。我们知道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系统地接触到西方的国家观念，从而在1902年的《论国家思想》中详细阐述了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转变。从梁廷枏对美国地理与历史的介绍来看，他比梁启超早半个多世纪就意识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当具有的平等关系，更是认清楚了清朝不是天下中心的事实——因此他的《合省国说》与其说是对美国的介绍，不如说是帮助清朝在新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尽管这样的定位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有些难以接受。

事实上，梁廷枏在《合省国说》中隐藏着的中、美、英之间微妙关系不久就在现实中得到了证实。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告诉我们，当清朝面临太平天国冲击之时，美国也走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南北战争打响了。英国在此时面临着两难的决定：究竟是加入中国的战场帮助清政府，还是在新大陆的南方政府狙击北方军队？最终英国选择了前者，它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也促进了美国的废奴进程。梁廷枏所详细讲述的美国就这样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合省国说》中的细节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固然存在着不少的错误，但是梁廷枏对非帝制政体的推崇、对国际商贸的鼓励以及对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即使在当下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项目“康、梁之前的清代岭南思想”（GD20LN0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