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映林

方孝孺（1357—1402），明初杰出思想家，一代大儒。由于诸多因素，人们对方孝孺之死的看法分歧颇大。这里对方孝孺短暂一生略作评说。

一、千载一人

方孝孺是今浙江宁海溪上方（今属宁海大佳何镇）人，古属台州府。他出生于一个以耕读传家的仕宦之家，父亲方克勤曾做过宁海县学训导、山东济宁知府，算是明王朝的中层官员（正四品）。他本人在不到30岁时已被公认为士林领袖，20岁时师从明初“开国文臣之首”、浙东四贤之一的宋濂。宋濂与刘基齐名，对明王朝的建章立制贡献颇大，其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明代立国，诸如法律、政制、礼仪、财税无不有宋濂的直接参与，形成明代一整套的社会规章制度，直至影响到有清一代。方孝孺的聪颖好学使得宋濂喜欢不已，并说在诗文方面，除了欧阳修、苏轼，近代以来（指唐朝以后）没有人超过方孝孺，其对方孝孺的欣赏喜爱已到了难以割舍的境地，称之为百鸟中的一只孤凤凰，并萌生要把方孝孺招为东床，后因方孝孺祖母不赞成而作罢。

1399年，朱元璋尸骨未寒，镇守北平的四子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靖难之役”，于1402年6月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在朱棣挥师南下之时，朱棣的第一谋士僧道衍（姚广孝）送至郊外，跪在朱棣前说臣有所托：“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附降，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颔首同意了。

姚广孝是元末明初中国佛教界的杰出代表。他博通三教，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于一身，他撰写的《净土简要录》《诸上善人咏》等宗教著述收入《卐续藏经》，是净土宗著作之一，在中国宗教思想史上有其一席之地，他的著作影响到日本等国。所以，姚广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更是一位思想敏锐颇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姚广孝评价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这句话的影响与分量。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评价同时代的后生，他年长方孝孺22岁（1335年生），给予方孝孺如此之高的评价，肯定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基于对方孝孺这个人物的学问与道德文章的认可。

稍晚于方孝孺的江西提学副使蔡清称赞方孝孺是“千载一人”。

蔡清（1453—1508），成化二十年（1484）举进士，一生致力于理学研究，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朱熹学说。蔡清既是明朝一代名臣，是研究《易经》的哲学家，一位影响较大的教育家、理学家。

再后，明末的刘宗周、黄宗羲也都高度评价了方孝孺，黄宗羲称方孝孺是“有明之学祖”，是“伊（尹）、周（公）、孔（子）、孟（子）合为一人”，是“程（颢、颐）朱（熹）复出”。认为方孝孺的文章可与韩愈相媲美。

清同治二年（1863）五月，方孝孺配祀孔庙。方孝孺儒学思想的崇高地位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我们今天到山东曲阜孔庙可以见到方孝孺的牌位。

习近平对方孝孺的评价是：“刚正不阿，以身殉国。”并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多次引用方孝孺的诗文。还多次赞扬“忠臣方孝孺不畏强权”（《习近平在浙江（上）》）。2006年2月5日，习近平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说到方孝孺，题词“刚正不阿，以身殉国”。

在现代人中评价方孝孺的最著名且影响四播的还有胡适与鲁迅。

鲁迅是在怀念柔石的时候提到方孝孺的。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说，柔石和方孝孺都有“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点迂”。明朝宁海属台州府，“台州式的硬气”也就涵盖了宁海。鲁迅说的“迂”，不是迂腐，而是迂直，即直率而少变通，这正反映了方孝孺的“刚正不阿”。

1961年胡适评价方孝孺“是明初一位了不起的人”。“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殉道的人。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的殉道者。” 

我认为方孝孺作为明初一代大儒，是集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史学、文学、教育、社会治理以及完美道德于一身的杰出思想家。

浙江宁海方孝孺故里

二、方孝孺之死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随着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靖难之役“画上了句号，建文帝出亡，一批臣子不甘臣服有违礼法、“犯上作乱”的燕王朱棣，纷纷遭诛戮，伴以“瓜蔓抄”，株连无辜。总计不下数千人被诛戮，流放充军发配者约有数万人之多，文学博士方孝孺拒绝为朱棣撰写登基诏书，被诛十族，血染丹陛，死难873人，创历史之最。

燕师进入京城后，燕王4次派人召方孝孺，孝孺坚决不从。逼他去见，他则穿了丧服去见，且昼夜号哭，如丧考妣。镇抚伍云等人强制着把他拉到宫中，他则当廷号哭。朱棣只好让他的学生廖镛、廖铭等去劝说。孝孺明白他们的来意后，训斥道：“汝读几年书，还不识个‘是’字！”用今天的大白话讲，就是：小子们跟我读书数年，难道还不明白道义的是非！

当然孝孺讲的“是”字其内涵远过这里翻译的白话“道义的是非”。

朱棣要发布即位诏书，由于方孝孺是公认的士林领袖，由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自然是最佳选择。所以当朱棣问姚广孝谁人可写诏书，姚回答：“他人不足以服天下，必须方孝孺。”廷臣们也一致附和认可由士林领袖方孝孺起草。朱棣再召方孝孺至廷，他仍着孝服，恸哭不止，声彻殿陛。

朱棣见状，起身劝他：“先生毋自苦，予效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问：“成王安在？”

朱棣道：“彼自焚死。”

孝孺又诘问：“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棣告诉说：“国赖长君。”

孝孺又紧逼着问：“何不立成王之弟？”

孝孺回敬道：“便十族奈我何！”

朱棣勃然大怒，命卫士将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孝孺挣扎着犹嘤血犯御座，骂声喃喃不绝。朱棣复将孝孺投之大牢。下令逮捕方氏宗族，每逮系一人，就送至狱中方孝孺面前，让他看，孝孺竟“不一顾”。

六月二十五日，在聚宝门（今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外开始了诛方孝孺十族。

南京雨花台方孝孺墓

十族之说，主要是：父四族（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一族、出嫁的姐妹一族、出嫁的女儿一族）、母三族（外祖父一族、外祖母一族、姨妈一族）、妻二族（岳父一族、岳母一族），第十族是门生朋友。如卢原质的母亲就属方孝孺出嫁的姑母一族，故包括卢原质、卢原朴兄弟在内的卢氏家族也株连或被杀或流放。所诛亲人有不少都是当其面行刑，孝孺双目紧闭，无有一滴眼泪。惟在弟弟方孝友绑至面前将受戮，孝孺泪流满面。孝友亦临死不惧，口占一诗劝慰其兄，诗云：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吟完从容引颈就戮。孝孺最后受戮，临刑前作《绝命词》一首：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又见樵夫携斧砍松，遂口占一律，云：

只恐鹤归无立处，长空依旧月娟娟。

被誉为“程朱复出”“天下读书种子”的一代大儒、杰出思想家方孝孺终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死时年仅46岁。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思想家，在世时往往遭到冷遇，甚至不得善终。贾谊抑郁而亡；董仲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几险丧命；朱熹被称为“伪师”；李贽死于牢狱。然而，在所有的思想家中，遭遇最惨烈、死得最悲壮的当数方孝孺。

南京雨花台方孝孺墓前铜质塑像

刑毕，朝廷下令有市先生肉者，赐金。这让人想到496年后1898年的“戊戌六君子”于菜市口被斩时的情况，也让人想到鲁迅讲的人血馒头。可见民众的愚昧往往是极权统治者培养出来的。门人廖镛、廖铭兄弟等人暗中将孝孺遗骸收集掩埋，后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今南京市中华门外雨花台梅岗）。廖镛、廖铭系明初开国功臣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廖镛袭爵，兄弟二人因收葬老师遗骸被处死。孝孺学生王稌也与孝孺表侄郑珣同到聚宝门寻找孝孺遗骼，但已为廖镛兄弟收葬了。追查时王稌因藏匿他处，侥幸活了下来，从此不敢暴露身份。另一说是朱棣念王稌祖父王祎是为国事而死的，没有追究，给王稌留下一命。但此说并不可靠，因为朱棣不是这样的人。

朱棣酷似乃父朱元璋，并不是从容貌体形而言的。从长相来看，两人迥然有别，乃父獐头鼠目，儿子魁梧高大，满脸络腮胡须，两人很不相像。但是从政治品格来看，朱元璋是“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在这点上朱棣与之酷似。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向新皇帝呈递秘密奏疏，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燕王（朱棣）知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朱元璋）。”如果光看字面，似乎是对朱棣的褒奖之词，其实是话中有话。再看他的下文，端倪便显露出来了。卓敬说这句话的本意是提醒新皇帝，要提防此人：“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他建议把燕王朱棣从北平改封到江西南昌，便于控制。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第二天，朱允炆召见卓敬，责问道：燕王是朕的骨肉至亲，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卓敬当即叩头请罪，解释说，臣所说的是天下至关重要的大计，愿陛下明察。朱允炆没有接受卓敬的意见，历史终于上演了皇叔父赶跑侄子皇帝的悲剧。在对朱棣的判断上，卓敬显然棋高一着，可惜卓敬的远见卓识未能被采纳，否则哪有后来的故事！

三、方孝孺实死于“守道之累”

究竟如何看待方孝孺的死，数百年来，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则是在于论者所处的时代、地位不同，而论者的视野也有高下，见仁见智，实属正常。

《皇明表忠记》的作者钱士升肯定方孝孺的忠，但认为孝孺有责任：“孝孺十族之言（诛），有此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而万乘之威，亦于几殚矣。”

许相卿持相同观点，认为孝孺之死，诛十族，自身脱不了干系。不肯草诏也就罢了，何故非用过激的语言激怒燕王呢？许相卿道：“乃后文庙（明成祖）言及孝孺，辄愤愤顿足不能平。当时渎犯口语，可想见矣。” 

王廷相认为孝孺之死是愚忠。何谓愚忠？“忠之过者”。王廷相批评道：“至于覆宗，义固得矣，如仁孝何哉？”说孝孺得义却失仁孝，指责孝孺“轻重失宜”，并举例说，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捕，坐牢数年才死，但并不影响后世对文天祥民族气节的肯定、歌颂。

清军机大臣张廷玉说：“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张廷玉也肯定方孝孺视死如归精神，不以成败论事论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们基本都认为方孝孺被诛十族，除朱棣的残忍外，自身有一定责任，不该激怒朱棣，或认为他迂，或认为他愚忠。也有著名学者将方孝孺与布鲁诺二人之死作了比较。

笔者认为方孝孺之以死抗争而不屈，除与建文帝思想契合，以及报答建文帝的知遇之恩外，更为重要的深厚思想乃是他秉承儒家的一贯道统，恪守儒家“正统”观念，注重理气修养，承袭固有文化传统，这是他的价值理念。方孝孺坚守信仰，守护“道统”，理学强调的君臣大义，“明王道，致太平”是孝孺矢志不渝的追求与价值观。“事莫重于纲常，忠莫大于报主”“世间好事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决定了方孝孺为维护传统文化精神而为之殉道，杀身取义成仁，方孝孺实死于“守道之累”。这在方孝孺的诗文中也有反映。他在缑城闲居时写的《闲居感怀》十七首诗，其中一首：“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商，周公为以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明确透示出他要以商鞅为榜样，不惜以身殉“道”，要像周公那样服务朝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还说：“圣人之道，离之为礼乐、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为性命之原、仁义之统；其事业在《诗》《书》，其功用在天下。”圣人之道最终落实到人的性命上。方孝孺以身殉道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厚的思想根源。所以李贽说，倘若明太祖能用孝孺，“则孝孺便成一个好良臣。唯用于建文，故遂成一忠臣”。李贽对方孝孺看得很准。

浙江宁海方孝孺纪念馆内对联

人的价值理念一旦形成，必然会成支配自己行为的精神力量、指导力量。公元1279年的南宋，在元灭宋的最后一战——崖山之战中，20万宋军被元军彻底击溃，10余万军士战死，陆秀夫背着年仅8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余下的近10万军士除有169位投降外集体蹈海而亡。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不就是舍生取义的信仰，杀身成仁的价值观吗！

朱棣无视“皇统”，以“奉天靖难”的名义以武力夺取帝位，这不仅是破坏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统”，且影响后世，其突出的事例就是在他孙子朱瞻基继位（为明宣宗）后，其次子汉王朱高煦有样学样，如法炮制，也发动叛乱，试图推翻侄儿夺取皇位，最后是明宣宗亲征平叛才了结。而早在朱棣发动“靖难”的过程中，武官勋臣中大多数都主张以功能为标准，倾向废嫡（朱棣嫡长子朱高炽，明宣宗之父）改立，但文臣们秉承“皇统”，坚持主张保留朱高炽的皇太子地位的，并千方百计予以维护。明前期权力交替之际，为皇位继承问题爆发的重大冲突或分歧，造成政局的动荡，甚至流血，始作俑者，朱棣也。所以，方孝孺的殉道也不是孤立的，他是有一批同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