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稿人：刘丽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社
发布日期：2023-10-27 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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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龙尚国
乌江三岔河支流的懒龙河，又写作“澜龙河”“拦龙河”或“南龙河”，是贵州省六枝特区牛场乡与新场乡的界河。河畔牛场乡一线，多为悬崖峭壁。几公里的悬崖上，有窗子洞、平屯、板凳屯、计枝小屯等多处防御工事遗迹。
彝族土司奢香夫人后裔、辛亥革命先驱安健先生（字舜卿，1877—1929年），就出生于懒龙河畔悬崖后面的洼乌底山寨。安健曾任中华革命党贵州支部长、讨袁军贵州总司令、大元帅府中将参议、川边宣慰使、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等职。
多少年来，彝族安氏的故事，就像这懒龙河水，在炊烟下的话语中日夜流淌。
懒龙河畔的窗子洞，大事件是两次围剿。一是民国十九年（1930）“五属会剿”（民间称“七属会剿”）；另一次，是1950年解放军攻克窗子洞。
在叙述这两次战事之前，我们先来梳理彝族土司后裔安健家族的基本情况。
据《六枝文史资料选辑（四）》载，懒龙河流域的上官片区，历来为彝族安氏统治，道光年间，水城白马洞的彝族安庆澜到洼乌底（后称下官寨）居住。咸丰到同治年间，安庆澜在当地办过团练，以对付民变及匪患。
安庆澜后人安敏提供的2012年修订的 《安氏谱书》记录：
庆澜公1833年出生于水城白马洞。1885年3月，庆澜公带兵驻扎镇南关内纸桥，3月23日法军转战纸桥时，庆澜公带兵死战（后称纸桥大战），不幸牺牲，享年52岁。刘永福安排手下人把遗体和盔甲送回老家懒龙河，安葬于摆栖大坡顶上。
安庆澜一族支系示意图
以上记载不一定准确，历史上有些脉络从来就无法厘清。
在流官与土司并存的体制下，彝族安氏代表政府治理着水西广大地区，合法拥有自己的武装。刘永福黑旗军原是两广地区“天地会”的农民义军，同治六年（1867）“反清入越”，“于是率部300余人转进越南”。同治十三年（1874），“经署云贵总督岑毓英保奏，清政府赏给刘永福四品顶戴”，刘永福归顺清廷。是时，清朝仍为越南宗主国，藩属越南阮氏政府接受清朝册封。而贵州西部的懒龙河地区，与两广、越南相距甚远，“千总兵”安庆澜，是何时，用什么方式，与刘永福的黑旗军联系上的？难道是受云贵总督岑毓英委派，率部队支援已经归顺清朝的黑旗军？否则，怎么会“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为将？”
长子，下人称“大官爷”，具体情况不详。据安敏说，“大官爷”在水城白马洞居住。
三子，安翰卿，出生不详。16岁起在父亲安庆澜帐前为将，1883年远赴越南参加中法战争，回懒龙河老家时，还曾向乡人讲述参战经历。1885年与父亲安庆澜一起，与法军决战阵亡。据安翰卿侄子安叔英的勤务兵袁子安说，安翰卿死后，曾塑金身于上官寨安氏祠堂。该祠堂“五属会剿”时被毁。
四子，安焕卿（又叫安佐卿），生于1863年，下人称“四官爷”，“庆澜公逝世后，四子焕卿继袭土司位”，《安氏谱书》这样记录，“22岁，父兄去世后，即主持上官片区事务。在上官和下官建起了较稀罕的洋房”。1906年焕卿病逝，享年43岁。
五子，过继给梭戛三官寨的彝族土目金氏，取名金志堂，因病身亡（年份不详）。
七子，安健（字舜卿），1877年出生，1929年病逝。
在上官地区主持事务的安健的四哥安焕卿，有四子，按伯、仲、叔、季排行，后面统一为“英”字。长子安伯英，次子安仲英，三子安叔英，四子安季英。
安伯英生于1886年，京师大学堂法学系毕业后，在贵州省法院任法官，后来做过云南省永兆县、禄丰县、大理县的县长，又调回贵州相继任习水县、黔西县、大方县和瓮安县的县长，1939年53岁时，于瓮安县县长任上病逝，葬于摆栖大坡塘背后。
安仲英生于1895年，字克庚，名瑞麟。南开大学政法系毕业后，在国民党中统上海局任职，后在云南省佛海县、思茅县、大理县任过县长，又调到四川雅安县任县长。任“国大代表”期间，长期在南京、上海、重庆居住。他的绰号叫“安二马棒”。在上官居住时，他有特制的红刺木棍。棍上有硬刺，专门用来惩罚犯了事的下人。曾经伺候过安仲英的龙尚明老人说，马棒不止一根。应该说，凡是能够握得起来揍人、又非常重实的木棍，都可以当“马棒”使用。
《安氏谱书》中的安庆澜墓葬及说明
1950年3月，安仲英以“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黔西北八县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身份，纠集了大批人马驻扎窗子洞，很快就被解放军打破了“天险窗子洞自古以来攻不破”的神话。他慌不择路，潜逃到懒龙河下游花渔洞芦苇丛里，被搜出，在毕节召开了公审大会后枪决，时年56岁。
安叔英生于1900年，字时恭，名瑞民。黄埔军校毕业生，1938年抗战阵亡。六枝特区档案馆《中华民国抗日将士姓名录》载：安叔英，中校副官，部队番号与机关名称：一二一师师部；年龄58岁（笔误，实为38岁）；死亡日期：民国二十七年九月；死亡地点：湖北。该《名录》所录72名阵亡将士中，安叔英的军衔最高、年龄最长。
随安叔英一起抗战的勤务兵杨国州回忆，民国二十七年（1938）正月，安叔英在懒龙河上官寨，因“五属会剿”中，为保全家人，枪杀其弟安季英，被远道回家的二兄长安仲英打了耳光，当天便回到贵阳，几天后，从团长调任为一二一师师部中校副官主任，奉令开赴前线抗日。
《六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杨国州口述、刘成学整理的《随安叔英抗战的经过》这样记录：
抗日战争爆发时，安叔英在一二一师任团长。民国二十七年正月调任一二一师师部任副官主任。一二一师奉国民党中央命令，开赴河南前线抗日。从贵阳坐汽车到汉口驻扎一个月后，便又从汉口开到蕲春和广济之间。在这里驻了一二一师、一○三师、新八师、第九师等四个师共一万二千多人，这些人全是贵州兵。彼时一二一师师长是六枝下云盘牟家大寨的牟廷芳。在这条防线上相持一段时间后，日军开始争夺公路。“当时是阴历七月间，天上的太阳太辣，地上的火线太紧，热得人喘不过气来。日本人凭着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在白天进行狂轰滥炸后便发起冲锋，有好几回，我们的阵地被日本人夺了过去，安叔英进过黄埔军校，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指挥才能，牟廷芳师长经常同他商讨战略战术。白天日本人打过来占了我们的阵地，夜晚安叔英又指挥我们把它夺回来。”在攻下被日军占领的四望山不久，一二一师奉令撤退。
安季英生于1902年，曾是李晓炎四十三军第二师师长，参加过贵州军阀的争斗战，后来就回到懒龙河招兵买马，专以“牵羊关肥”（即绑票）为业，并引发著名的“五属会剿”，带着家人喽啰在窗子洞苦撑。眼看熬不下去了，回家探亲的三兄长安叔英劝其投降或外逃，无果，遂派亲信枪杀了安季英。
“五属会剿”窗子洞，其实只是以云南昭通彝族、省主席龙云与贵州省主席周西成（遵义人）等军阀盘根错节角力的一个节点。民国九年（1920），同为兴义人的驻渝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击溃了其舅父、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的游击军（史称“民九事变”），贵州境内出现“五旅争黔”局面。懒龙河安氏家族中的几个年轻人，“趁势而起，造枪购弹，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不时牵羊关肥，骚扰民众”，让区、保政权也跟着胆战心惊。
民国十七年（1928）夏，云南省主席龙云派安健侄子安伯英，为自己驻四十三军的代表，参与李晓炎策划攻打拥兵自重的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总指挥、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约定胜利后，由安健任贵州省主席，李晓炎接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兼任四十三军军长。但是，李晓炎攻入贵阳，就宣布自己任贵州省主席，安健任民政厅厅长。李晓炎的贵州省主席交椅才坐了18天，贵阳就被周西成旧部毛光翔攻陷，李晓炎败走云南。在王家烈的拥戴下，毛光翔任了贵州省主席。
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在老家懒龙河扩充实力的安季英，绑架了贵州富豪、毕节织金珠藏的谌大老爷。省主席毛光翔以解救人质为名，想趁机除掉李晓炎余孽安季英。但窗子洞易守难攻。黔军侯汉佑的独立旅，将窗子洞后面的安氏官房、民居等付之一炬，还没等到安氏反击，就开赴了水城。不久，毛光翔令第二十五军右翼总指挥部司令犹国才亲自指挥“剿匪”。犹国才手下的黄福安团，在窗子洞的悬崖后面，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用黑火药爆破，想轰炸出直达窗子洞内的通道。但这种想法过于愚蠢。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受到安氏武装的内外夹攻，黄福安团损失不少。黄团又寻到安家祖坟，取出尸骨，装进迫击炮，向窗子洞发射。这种“挖祖坟”做法，让安氏一族大为震怒，士气大增，军队久攻无果。七月二日，毛光翔下令“五属会剿”窗子洞，命犹国才统筹一切，设会剿总指挥部于齐家狗场，由参谋长吴剑平具体调度。一时间，郎岱、水城、普定、织金、大定五个县境内的武装力量全部向懒龙河会聚，将窗子洞围得水泄不通。
人海战术威势立刻显现。一时间，窗子洞周边近距离的地方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而与窗子洞隔河相望、步枪射程达不到的马槽地山脚，却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开烟馆、面馆的，卖酒、卖粑粑的，卖葵花、炒花生的……小商小贩们就地取材，或搭茅草棚，或摆地摊，生意十分兴隆。
窗子洞与外界沟通的渠道被彻底切断。让洞里的人们感到绝望和恐怖的，是每天从凌晨到傍晚，自己的某位亲人，可能就会出现在高高的悬崖顶上，声嘶力竭地哭喊，然后岩鹰一样飞落，伴随着撕裂的惊叫声，跌入滔滔懒龙河。
这种没完没了的杀戮，让安叔英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坚持的结果，将是玉石俱焚。但四弟安季英拒不投降，也不外逃。一天深夜，安叔英派亲信杨臣射杀了安季英，释放了关押在窗子洞内的所有“毛子”（即肉票），“五属会剿”结束。
富丽堂皇的上官寨和下官寨官房，在“五属会剿”前就毁于一旦。下官寨官房一重天井，上官寨官房两重天井，梭戛官房一重天井，都是木结构走马转角楼的三层楼房，窗玻璃是从缅甸进口的鹦哥绿玻璃。承建三座官寨的匠人，是从四川请来的木工石工团队。现在，上官寨官房遗址的天井里，那些长约一米的大方石，已成碎石但依然深铺地底，足见大火的惨烈，也可以想象当时天井四围的走马转角楼房，所用木料之多。
近百年时间过去，我们仍无法想象作为事件主角的安叔英，在决心枪杀自己手足兄弟时，是不是痛苦煎熬。按照亲历者袁子安的说法，安季英嘴上虽说不走，但其实已经悄悄与老婆沙氏约定，当晚后半夜就走。他将卡壳的驳壳枪给勤务兵袁子安带给枪匠修理，让另一个勤务兵收拾行李。显然，一切自有天意。如果安叔英晚一天下手，如果安季英早一晚出逃，枭雄安季英，又将是何种人生走向？
也无法想象，当时贵州省各级政权的军队，围剿时，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每天都要将抓来的人从悬崖上扔下。执行这些的军人，亦是血肉之躯，他们到底具有何等强大的内心，才能如此惨无人道？
懒龙河彝族土司安氏一脉，成就最大者，当属安健先生。
安健出生于下官寨，8岁时父亲安庆澜在越南抗击法国军队阵亡，安健由四兄安焕卿抚养，16岁考取秀才，20岁入安顺府学。
父亲安庆澜的阵亡，对于安健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影响很大。
中法战争，清政府一再退让，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委曲求全，丧权辱国。少年安健对清政府的黑暗腐败深恶痛绝，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思想逐渐形成。他经常从家乡到贵阳、安顺寻师拜友，结识了张百麟、钟昌祚、周培艺等人，对民主思潮与新文化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1907年，安健加入了钟昌祚、张百麟、黄泽霖、张泽钧等人发起的“自治学社”。自治学社通过办报、创办学校等，宣传政治主张，为贵州的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
这个时期，安健的活动主要是在家乡六枝特区（原郎岱县）境内。1908年，安健在郎岱与本地杰出人士刘显臣、罗国昌、江福初、江福光、程鹏卿等人结拜兄弟，建立了郎岱自治学社分社。在安健推动下，刘显臣于1910年加入了南厂新军营进行反清活动。1911年11月3日，贵州新军起义，成立贵州军政府。郎岱分社为了争取群众，扩大影响，由刘显臣出面联络，推出知名人士刘承度、金光廷为首领，在郎岱书院孔庙大殿，剪下辫子，举旗反正。不幸，消息让宪政派任可澄知道，举旗事败，安健逃往云南，后参加“河口起义”，起义又失败，安健经广东，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根据中山先生的指派，1911年9月，安健从日本到上海活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钟昌祚当选贵州参议员，安健与钟昌祚一起，继续在贵州进行革命活动。2月21日，安健回到郎岱，听取了郎岱汇报后，安健回下官寨老家，向佃户宣布“三年不交租”。3月6日，刘显世派人将钟昌祚杀害于安顺东门外，安健接到消息，连夜赶到郎岱，扮成妇女，由刘显臣、刘雨田等护送，坐一乘绣花门帘带穗的轿子到安顺，亲自证实了好朋友钟昌祚遇害，于悲愤中，安健去了昆明。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抚使。龙济光本是云南省蒙自县的彝族土司，孙中山先生曾派安健争取他，未成功。1914年5月，安健经香港到日本，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华革命党，亲书誓约，摁指印表示决心；7月8日，在日本东京，安健参加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1915年，孙中山委任安健为“贵州司令长官”，并委任席正铭为“贵州司令长官部参谋长”；12月21日，蔡锷从日本到达昆明，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2月2日，戴戡就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组织黔军出征，通电讨袁。
1917年9月29日，中山先生委任安健为大元帅府参议。安健工作十分积极。11月25日，孙中山委任安健为“川边宣抚使”，亲笔“天下为公”以赠。1923年4月2日，孙中山又亲自安排，让会计司给安健发放300元公费，以资安健从康定回广州；7月5日，孙中山以大元帅令：“任命安健、孙镜亚为大本营谘议。”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广东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安健弃职回贵州、四川等地活动。平刚先生曾这样赞扬安健：“反正后，刘唐盗黔，愤不欲归，矢志进随中山孙公。屡次革命，健皆与能……大元帅颇嘉誉焉。”中山先生的逝世，对安健的打击非常大，他悲痛欲绝，当时，黔军的势力主要是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周西成。安健分析了这四人的情况后，选择彭汉章为团结对象。1926年5月，安健就任彭汉章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参加了北伐。第九军为贺龙、杨其昌两师所组成，周逸群是贺龙师的共产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安健因与周逸群有接触，被蒋介石怀疑，不得不离开第九军。1927年，安健往返于云南和广东之间，任云南省政府驻粤代表。1928年，南京政府委安健为“国民政府参事”。此间，安健经常来往于云、贵之间，参与“倒周（周西成）”活动。1929年5月，安健参与推翻周西成在贵州的统治；李燊（晓炎）入主贵阳，宣布自己为省政府主席，委任安健为省政务委员兼民政厅厅长。随后，李燊下台，安健回昆明，于10月12日上午10时，病逝于惠滇医院。
懒龙河近照
安健先生长期在日本、广州等地活动，能够搜集到的史料，非常少。1911年9月发表的《贵州土司状况》，1928年9月发表的《贵州民族概略》，为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安健与余达父夫妇关系非常亲密，安健逝世后，余达父以诗悲悼：“悲秋已无那，况为故人悲。廿载投艰剧，孤心愍乱危。椎秦疑不中，难鲁去仍滋。渺渺黔山路，魂归未有期。”1929年11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以“追悼安舜卿同志筹备会”之名，先后电请中央明令表彰，从优抚恤。后经同盟会诸多会员力争，经国民政府批准，追赠安健为陆军上将，1942年，国民政府将安健故里上官乡，以安健的字命名，为舜卿乡。
安健曾写过一首诗叫《乙丑九月游仙人洞》：“曾上泰山游，俯视天下小。今来仙人洞，到眼殊了了。岩高未百寻，不足跨窅窕。世多神仙窟，此间安足道。何不凌高风，直下蓬莱岛。茫茫沧海中，一笑尘市渺。”1929年，他赠余锦源的对联是“革命未成功，齐家勿忘治国；讨逆须用武，桴鼓以代弹琴”。
阅读这些字句，我们大概能够领略到安健先生的人生抱负和文学素养。
而在懒龙河的老家，安健很少回。偶尔回来，也是来去匆匆。据曾任安叔英勤务兵的下官寨农民袁子安回忆，安健体形高大、肥胖，夜晚睡觉，呼噜拉得山响。因此，每次回来，夜晚都要叫家丁巡寨敲锣，安民告示：“夜晚听到老虎叫，请大家不要惊慌，那不是老虎，那是七太爷睡觉，在打呼噜！”
综观安健的一生，追随中山先生推翻了清政府后，“三民主义”并未在中国大地顺利实施。中山先生逝世，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为争夺贵州省主席一职，地方军阀在省城贵阳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安健不得不卷入其中。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不同，被国民党特务盯梢。他深感挫败，在昆明闷闷不乐，抑郁寡欢，后因脑出血和心脏病，含恨离世。
20世纪初，与懒龙河安氏家族有交集的地方武装，第一个是蜂王屯的绿林宋选珍，绰号“老跛”。他自立“团长”，被国民党贵州省当局称为“本省西路巨匪”。宋选珍与懒龙河安氏，经常你争过来，我打过去。
宋选珍的大本营在距窗子洞十多华里的蜂王屯上。他实施针对安姓一族及其他殷实富户的抢劫和“牵羊关肥”，政府军多次清剿无效，以至于殷实富户吓唬孩子，多是“再哭，再哭宋老跛就来了！”但宋老跛对他管辖地过茨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对老百姓和颜悦色，不收租税，只要求有战事时派一个男丁提枪跟随。也许是缘于此，彼时，进剿军队形容过茨一带，“民俗多趋匪化，不易驯服”。
宋选珍不是蜂王屯本地人。他幼时跟随寡居的母亲从六枝二塘桥梁堡老家，到过茨鸡场投奔亲戚，接受田地租金。他幼年好赌好打好杀，野性十足，19岁时与安季英赌钱结仇。他跟安叔英、安季英兄弟势不两立，经常火拼。在他的强势管理之下，代表政府的安家实际管辖地盘，自板凳屯以东。而板凳屯以西，则是宋选珍的地盘。
民国十八年（1929），安健病逝昆明，灵柩抬回老家下官寨，安葬地点却选在板凳屯以西的过茨新隆。出于对安健的敬仰，宋选珍对前来协商的安健夫人高南针女士说：“打长打短是我们年轻人的事，与七太爷有哪样相干？何况七太爷在外头踩盘子（办事），全都是为了老百姓，现在他老人家要来扎在我的地盘上，要是我打个闷铺（不果断），那就不是人！”于是，从板凳屯地界接过安健的灵柩，他就让手下弟兄披麻戴孝，用马草花箩背起子弹，走一步放一枪，为灵柩护行，直到墓地。
人们至今不知道，“五属会剿”前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安仲英到底待在哪？乡人蒯德昌老人回忆说，安仲英也读过黄埔军校（《安氏谱书》记载是南开大学政法系），民国二十七年（1938）正月，他从贵阳回到老家懒龙河，与安叔英见了一面，但两弟兄并没有化解因枪杀四弟安季英而产生的矛盾。曾经是安叔英勤务兵的袁子安说，两兄弟见面后，安仲英狠命地打了安叔英一巴掌，还抢他手下人的马枪，一边抢，一边说要“打死你给老幺填命”。安叔英眼里全是泪水，跳上马背，就往梭戛方向跑。离开懒龙河回到贵阳，便参加了抗战。不到一年，兄弟俩再次见面，竟是阴阳之隔。
民国三十二年（1943）二月，安仲英开始修建上官寨石碉。石碉位于“五属会剿”被焚的大院西北角。除地甑（地下室）外，有石楼四层，顶部是木质结构的瞭望楼一层。正门上方石碑，刻有安仲英手书“抗战胜利纪念·安居·乙酉六月己卯建·中秋·克庚书”字样。根据落款日期推断，石碉竣工于公历1945年8月14日。第二天，日本投降。
这一年的中秋，安仲英登上石碉顶楼瞭望，见远山秋色正浓。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刚刚投降，国共两党尚未决裂，曾经的兄弟四人，如今仅余自己把酒独饮，享受时光。他有些孤寂落寞、又有些满足安慰。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他心中也许涌出了一些美好愿望，于是润笔、落墨，欣然写下了“安居”两个寓意深刻的大字。
希望“安居”而不能安居，这对于安仲英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而这栋碉楼，成为六盘水市境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建筑物。
1950年春，安仲英就任“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黔西北八县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纠集约250多人的兵力，驻进被他视为“固若金汤”的窗子洞。彼时，以安健字命名的“舜卿乡”，按照“总参谋长”安仲英的命令，土地上全部种植罂粟。一场接一场的春雨，罂粟长势喜人，红、紫、白，各色罂粟花簇拥着，梦幻般地艳丽着，野蜂、蝴蝶乱入其间。又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而安仲英的美梦却很快被终结。还没等到采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从4月28日开始，到5月3日，用了一周的时间，以牺牲7人、伤200余人为代价，攻下窗子洞，活捉安仲英。电影《云雾山中》，即取材于此。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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