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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天地杂志社
发布日期：2023-10-23 16: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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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显旷
多数“60后”都看过一部叫《兵临城下》的国产老电影。这部电影1964年上映，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向某城国民党军发动强大攻势，从打入敌人内部，到最后瓦解敌军的故事。剧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原型就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部队里的地下党员杨滨，原名杨重。
一、乱世人生找到了光明
1913年，杨重出生在贵州省安龙县龙广镇（今黔西南州义龙新区）柘仑村。杨重3岁死了父亲，从小就被寄养在外婆家当“小帮工”，10岁时才开始边干农活边上私塾。熬到16岁时，杨重决定远走高飞，投到了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军担任旅长的老乡贺锡恒麾下，当了普通一兵。
1930年，杨重随部队到达昆明，不久，考上了军士大队训练队，1932年修业届满，被分到滇军补充团韩凤楼的三大队当实习班长。同年底，又进了龙云举办的军官训练队，受训结业后，杨重被留校任见习分队长兼军事体育器械教官。
杨重在军官训练队那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加紧对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期，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杀，全国笼罩在一派白色恐怖之中，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期。此时，他结识了黄埔第八期毕业生费炳。在费炳启发帮助下，杨重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等有了一定的认识。
1935年9月，经费炳介绍，杨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天，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路过昆明时，杨重奉命带一个小分队防守大东门城堡。费炳代表党组织秘密向他交代：“红军来了就朝天打枪，留出缺口，让红军经过。”杨重遵照执行，红军得以顺利通过，由普渡河经楚雄北上去抗日。
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命令滇军选送3人到南京工兵学校进修，杨重在选送之列。半年受训期间，他不仅提高了军事素质，而且还大开了眼界，受到了抗日救亡运动熏陶，民族责任感和军人责任感都得到了增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举国上下掀起了抗日热潮。7月中旬，杨重回到昆明，当天就向费炳汇报了外出半年实情，表达了奔赴前线抗日决心，得到了费炳赞许。费炳告诉他：“蒋介石命令云南立即组织一个军开赴前线抗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杨重听后非常高兴，向费炳提出了参加抗日部队上战场杀敌的请求。
二、服从安排潜伏六十军中
云南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要求，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在地方部队的基础上组建成了第六十军。该军总兵员4万余人，由卢汉任军长，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3个师，师长由张冲等人担任。各师辖两个旅4个团，团长由曾泽生等人担任。
对杨重的参战请求，费炳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趁组建六十军的机会，利用各种关系将他安排进入张冲的一八四师，让杨重既可以参加抗战，又可以在该师从事兵运工作。临行前，费炳向杨重交代：“一八四师现在没有党的组织，你的组织关系仍然在云南，你和我保持单线联系，要经常通信。至于以后的情况，在通信中再说。”
1937年冬，六十军由云南步行来到湖南常德、长沙小休整，从株洲、醴陵乘火车直达江西南昌，师部驻扎在德安。部队整训待命时，师政治部参谋宁坚（中共党员）得知师里即将成立工兵连，向张冲建议由杨重到特务连当排长，为将来筹建工兵部队打基础。张冲表示同意，抽调战士组成工兵连。杨重用自己的薪水和大家自愿凑合的钱，购买了一些进步书刊供战士阅读，组织战士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教唱抗日歌曲等。他所在的排文娱活动开展得相当活跃，从而推动了全连文娱工作的发展。
电影《兵临城下》剧照
1937年底，也许是受杨重影响，张冲师长拿出自己的特别费用交给老乡张永和（中共党员），作为到武汉招收青年、组织文工队的费用。张永和到达武汉后，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将思想比较进步的蒋南生等人推荐给他。蒋南生等人到达部队后，与杨重有了接触，他们在一起共同谋划部队开展文娱活动及时事讲话，为提高部队的抗日士气发挥了积极作用。
杨重要求上前线杀敌，其岳母并不支持。她为女儿李静梧的前途担忧，要求杨重将李静梧带出昆明。杨重没有因此改变初衷，而是想方设法将妻子李静梧送回故乡安龙教书维持生计。这样，既满足了岳母的要求，又达到了自己希望参加抗日的目的。考虑成熟以后，他就向师长张冲作了汇报。张冲表示同意，杨重就携带妻子李静梧来到安龙。将妻子安排妥当后，他就从安龙赶到贵阳追上部队，立即向张冲报告。张冲对他倍加赞赏，安排他暂留副官处工作。
1938年6月，一八四师在黄陂集结收容整补时，成立了师工兵营，杨重被任命为第二连连长。日军侵犯武汉前夕，一八四师奉命进驻湖北阳新、排市抗击日军，杨重完成架桥等任务后被调到师指挥所，受命构筑师部临时指挥所野战工事。1938年秋末，一八四师经通城、平江向浏阳转移途中，奉命组建新编第三军，张冲任军长。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反共浪潮，杨重以工兵营营长兼连长的合法身份公开活动，广交朋友，视情作出对策。六十军到滇南布防以后，一八四师师长万保邦为了发财走私盖房子，指定杨重带一个排到河内为他做生意。为了隐蔽身份，杨重遵命而行。从河内回来后，他将走私货物运交万保邦，在蒙自为万保邦清查账目，取得了万保邦的信任。就在此时，杨重从内部得到消息，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曾泽生奉命从师政治部派科员吕文亮来监视他。他沉着应对，清烧进步书刊，采取认“老乡”、戴“高帽子”、拉拢等一系列手段取得了吕文亮的信任，成功应对了监视。1943年，六十军在蒙自新安所增补时，一八四、一八三两师的工兵营合编成六十军直属工兵营，杨重被调到补充团第一营当营长，其任务是接收新兵，在宜良可保村进行集训。1944年下半年，补充团调蒙自补充部队后，六十军组建骑兵搜索营，列为正式编制，杨重被任命为营长。
滇军在越南完成了接受日军投降任务后，对军、师、团军官作了调整，曾泽生升任六十军军长。部队进行了整编，军搜索营被撤销，杨重被调到军部担任副官处长兼特务营营长。1946年夏季，六十军重新组建一八四师时，曾泽生要求杨重抽调部分营、连、排军官组成补充团，由杨重任团长，到沈阳接收新兵，经简单训练后交新组建的一八四师。最后一批数百人，由杨重带到口前车站交一八二师。此时，他虽然是副官处长兼特务营营长，实则兼军官训练大队长。
杨重在六十军先后担任这些职务，为他做好地下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
在对敌隐蔽战线上，杨重按照党组织安排，成功打入六十军内部，利用担任职务公开身份作为掩护，为策动六十军起义、保存革命实力、搜集重要情报等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1943年，杨重任补充团一营营长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昆明形势比较紧张，党组织将身份易于暴露的10余名进步人士介绍到其营里暂避。这些人全部使用化名，有的进有的出，有的顶替新兵。每个人都得到了安全保护，革命力量没有受到损失。1944年末，杨重任六十军骑兵搜索营营长时，云南地方党组织先后介绍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孙公达等到营里帮助工作，争取条件成熟时，将这个营拉出去作为革命武装。杨重将他们分别安排到营部和连、排从事相应工作，积蓄了革命有生力量。
1948年10月，曾泽生将军率第60军在长春起义，此为起义时曾将军发表演讲照
日本投降后，杨重任六十军副官处长兼特务营营长时，上级领导把六十军中的党组织工作交由他负责。他从内部得知，六十军将被迫开赴东北内战前线。杨重分析，六十军里包括他在内只有两名党员，部队到达东北后将难以开展工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变化需要，他经过反复考虑，对经过培养已具备入党条件的10多人，通过人事课合法手续作了调整：将孙公达安排在军部情报课当谍报组长，以便掌握地下交通情况；将陆飞安排在人事课当课员，以便了解全军团以上军官情况和花名册；将王立中安排在军务处当课员，负责掌握了解全军编制、实力、装备和补充情况；将赵雄安排在军机要室当译电员，了解重要军事机密情况。他对所安排人员都作了个别交代：要求他们积极谨慎开展工作，严防急躁，以防暴露。除已安排到军部的人员之外，其他的都安排到特务营当排长。这些人员，后来都成为推动六十军起义的内线人物。
杨重利用军副官处长职务身份，不时接近军长曾泽生和副军长杨炳麟，对他们的处境既表示“同情”，又观察其态度和下步意图，从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和重要情报，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其价值弥足珍贵。1947年2月，杜聿明组织了一个长官部校阅团，命令各军派员参加，到江西、辽南、辽东廖耀湘兵团所属部队和各保安团校阅、参观“取经”，曾泽生指派杨重代表六十军参加。每到一支部队校阅，各组呈报材料时，杨重统统留了三份，除上报两份外，其余全部带到盘石交给党组织。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方案、实力装备、训练素质、主官姓名等比较重要的资料还向领导口头说明，出色地完成了重要军事情报搜集任务。1947底，曾经带领夫人赵国璧到杨重住所玩过麻将的六十军辎重营营长张士勋被解放军俘虏后，在哈尔滨联络部见到杨重夫妇等人时，不禁大吃一惊，说：“谁知你们竟是共产党，真了不起！”这个评价，反衬了杨重等人“地下”工作水平之高超。
1947年，由于杨重的地下党员身份有所暴露，他转移到了解放区。他要求进军政大学学习没有被批准，原因是要委以重任。1948年1月，组织上安排他到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处任副主任，重点从事六十军策反工作。后来，该办事处由缸窑转移到九台。出发前，组织上交代，由他分管六十军地下党员联系工作。为了不让敌人知道内幕，安排他改名为杨滨。
1948年3月，六十军奉命从吉林仓促去长春突围，留下了大部分家属。杨滨等人进入吉林后，先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进行政策教育，再分别遣送到长春与其家人团聚，用以宣传我党军政政策，瓦解敌人斗志。此外，杨滨等人还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丰满电站没有被炸毁，挫败了敌人的反动阴谋。六十军逃窜到长春后，杨滨等人配合围城部队，在长春外围开展强大政治宣传攻势，加紧对长春敌军的瓦解和对六十军的策反工作。从5月到9月，前方办事处配合围城部队遣送敌军家属，利用她们从事争取其丈夫的工作；重点遣送张士勋等战俘回到六十军，做曾泽生等人的策反工作；设立接待站接待投诚人员，利用返回长春人员携带宣传品入城，宣传解放军政策和军事形势。解放军开始围攻长春时，杨滨等指派人员进入长春，向孙公达等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要求做好拟发展入党对象五五四团团长朱光云的工作，使这个团后来成为六十军起义的指挥部所在地。9月中旬，在东北的蒋军被压缩在几个孤立的据点。这时，曾泽生感到突围没有什么把握，守下去也不可能，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杨滨等人乘机进行工作，争取六十军起义。9月22日，曾泽生首次与白肇学、陇耀密商起义，取得了一致意见。后来又先后5次密商了起义有关问题，均通过杨滨等人与解放军保持密切联系。10月13日，鉴于各团团长都已拥护起义，曾泽生、白肇学、陇耀决定三人联名写了一封愿意率部起义的信件，派人送到前方办事处，杨滨立即派人将信件呈送围城部队领导，逐级上报研究，商定六十军起义事宜。10月16日，曾泽生率部起义，宣布与蒋军脱离一切关系，等待解放军整编。1949年1月，六十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杨滨任四四二团团长。
1981年，时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的杨滨得知家乡在复修招堤，从个人积蓄中捐款1000元修建了“怀乡桥”，让游客在招堤东西边进入对面更加方便
1949年初，东北军区政治部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争取滇军工作。会议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桓主持，杨滨夫妇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对杨滨夫妇忠于党，忠于人民，严守纪律，历尽艰险，为争取六十军起义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杨滨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秘密工作，在远离组织、生活艰苦的险恶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为促使六十军起义和平解放长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兵临城下》电影中，以他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地下党员光辉形象；在为国庆40周年献礼的电视剧《长夜春晓》中，以其真实姓名生动再现了他在六十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过。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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