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曹洪刚

您用“消失的铺路人”来展现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被忽略的重要人物罗明坚，您撰写这个选题的初衷是什么？

钟永宁：我关注罗明坚这个人物，其实是从了解利玛窦开始的。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面有很多有关利玛窦和他同道的中国故事，我被第一批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中国奇遇所吸引，后来因为工作关系，编辑和阅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对葡萄牙和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中国政府怎么应对，各个阶层如何反应，饶有兴趣。在同类书籍中，罗明坚或多或少被涉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罗明坚是首个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耶稣会士，他的经历主要在广东，他的到来曾经惊动了地方官员、市民乃至北京的朝臣，形形色色的反应，透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基因密码，因此我试图弄清罗明坚来去中国的细节。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展，日益看出罗明坚不是过去了解的罗明坚，无论从中西文化交往的维度，还是从中国传统社会认知的维度（当然还有其他维度），他都是一个带有标本性的、值得观察、透视的人物，于是起念撰写这样一本书。

我们常看到一种说法“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而您的研究更强调罗明坚在中西交流上的“首位”。

钟永宁：利玛窦在国人中（当然不只是国人）形成如此印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问题，其实这类现象是不少的，我们文化中是经常附会、神话一些名人和成功者，常常会将他人功绩都归于某个名人和成功者头上。由于利玛窦后来成功进驻北京，他的超常禀赋，以及其翻译、著述，加上西方宗教界、中国士人乃至像康熙皇帝这样一些人的宣传，他成为一个神奇的人物，以至于我们一些不求甚解的人，就想当然将所有标签往他身上贴，将传教士在澳门、广州、肇庆时期所做的事情，都算在他的头上。历史是最容易被人涂抹的领域，历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祛魅，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点祛魅的工作。

从现有资料来看，可以为罗明坚贴这样一个标签：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何这样说，因为很多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事情是从他肇始的。如1580年，他在澳门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他自己称其为“经言学校”，利玛窦后来称其为“圣玛尔定经言学校”，当时不少传教士包括利玛窦在这所学校学习汉语。又如，他最迟于1586年主持编纂了《葡汉辞典》，这是第一部汉外辞典，开了西方人编撰学习汉语词典的先河。又如，罗明坚在1581年底至1582年之间用拉丁文译完了一本中国蒙学读物，有人说是《三字经》，有人说是《千字文》，还有其他说法。又如，罗明坚花了约四年时间，用中文编写了《天主实录》，这是迄今可知的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写的中文著作。还有，我们都知道利玛窦在肇庆期间依照当时流行的世界地图，绘制了中文标注的《山海舆地全图》，一般人不知道，罗明坚在中国的时候就开始收集中国地图资料，绘制中国分省地图，回到欧洲后于1606年编纂成《中国地图集》，首次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的山河形胜。而更令学者们惊叹的是，他以西班牙文、拉丁文翻译儒家经典“四书”，这项工作，他在中国期间应该就已开始，回到欧洲后陆续在做，首次以西方文字展示中国儒家经典。

崇禧塔竣工后，罗明坚与王泮唱和，步其韵，做了一首《题塔》诗，他还写寓言诗《冤命不饶譬喻》，借用了 《孟子·梁惠王下》里的曾子“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典故。罗明坚是明代第一个用中文作诗的传教士，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一种策略还是发自内心？

钟永宁：他对中国文化，开始的时候多出于工具性考虑，正如自己所说的：“不久我们将化为中国人，‘以便基督能赚得中国人’。”后来却透着一种热爱，这种热爱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他吟诗唱和，固然为了投官员、士大夫所好，但他确实喜爱中国诗歌，他写的一些诗歌，不是为了唱和而写的。比如他到浙江绍兴路经韶州的梅岭，当时细雨沾襟，上到山巅后，就来了诗兴，吟了一首《度梅岭》：

乍登岭表插天高，果见梅关地位豪。

今日游僧经此过，喜沾化雨湿长袍。

还如他在白水山村写的一首诗，描画了村人暮归景象，应该也是即兴之作：

寓广西白水围写景

绿树青山白水围，乱莺啼柳燕双飞。

茅檐瓦屋清溪上，落日村庄人自归。

罗明坚学会中国文字后，读了不少中国经典作品，他写中国诗，翻译中国经典，画中国地图，可看出他是认同和热爱中国文化的，他传播中国文化，钻研的兴趣起了不少作用。

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不止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教理书籍，也是第一部西方人撰写的中文著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怎样的特殊地位？

钟永宁：罗明坚于1584年编就印行的《天主实录》，是第一部西方人用中文撰写的著作。该书引论部分说，写此小册子是为了向给了自己极大热情的中国人表示感激，由于他不能给中国人金银珠宝，便向他们介绍“真理”。书中，罗明坚高度赞赏儒家的“仁、义、礼、知、信”的思想，称其为五种永恒的美德，并将仁、义、礼、知、信五个大字与拉丁文翻译对照刻在书的封面。该书第一次把Deus译为“天主”，中国汉语中的“天主”“宠爱”“天堂”“魔鬼”“赎罪”“地狱”“亚当”“圣水”“前罪”“礼拜”“世界”“真理”等词汇，均源于此书。书中文字通俗，道理也讲得很明白。该书印行二十年后的1604年，利玛窦撰写了《天主实义》，罗明坚的《天主实录》被禁止、被取代，但它在宗教历史上的地位、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地位，是难以被撼动的。

罗明坚在停留西班牙期间，把一份手稿献给了菲利普二世，这是中国《四书》的西班牙文译稿，也是西方人首次以“四书”这一概念将中国儒家经典介绍到欧洲。返回家乡后，罗明坚先后以西班牙文和拉丁文翻译《四书》。他为什么要从事这项对西方人来说很艰难费力的工作？

钟永宁：罗明坚翻译《四书》起意已久。罗明坚到中国后，习得中国语言，接触了较多的中国儒家经典，他的中国诗、还包括他写的《天主实录》，都可以看到中国儒家经典的影子，在《天主实录》中，罗明坚赞赏儒家的“仁、义、礼、知、信”的思想。罗明坚钟情儒家经典，既有迎合官员的因素，也出于他对儒家经典的认同。比如他在翻译《论语》时说道：“关于这本书，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当你初读《论语》的时候，感觉到这些教诲很空洞，当你重读一遍或者两遍之后，你会发现里面你喜欢的东西，如果你继续读，你会发现它们特别好。如果你能一直坚持读到最后，你的内心会得到极大的愉悦，即使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也会继续迫切地坚持读下去。”罗明坚认同阅读《论语》会使人感到愉悦，会给人很多人生的启迪。他到欧洲后翻译《四书》，并将西班牙文《四书》译稿赠送菲利普二世，固然有炫耀中国学问的因素，但主要动因是希望通过《四书》译稿，向欧洲介绍中国古典文化及其哲学，证明中西文明具有相通性，不应鄙视中国文明，中国儒家通过理性，可以了解天主教。

罗明坚绘制的中国地图，您可否详细谈谈？

钟永宁：罗明坚参考《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简称《大明官制》）等地图资料，绘制中国地图，于1606年编成《中国地图集》，逐一绘制了明朝的两京十三省的地图，分别标注、介绍省、府、县的产业、矿山、卫所，涉及各省行政建置、经济、军事信息，这在之前的西方中国地图中是没有的。罗明坚这部《中国地图集》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分省地图集，终结了西方绘制单幅中国地图的时代，开启了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集的先河。有人考证后来欧洲人（如被誉为欧洲“中国地理学之父”的卫匡国）绘制的中国地图集参考过罗明坚的作品。

透过罗明坚进出中国肇庆的过程，我们都能看到当时社会哪些面相？

钟永宁：从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可以让我们更真切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华南社会。晚明时期，包括广东珠三角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甚至在一些城镇、乡村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从传教士发回欧洲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广东繁盛的商业和重商的风习。从罗明坚、利玛窦入住肇庆，获得各级官员的默许，还有此前容许葡萄牙人到广州贸易，我们可看到当时的广东地方政府从地方利益出发，推动明朝中央政府调整对外政策。伴随着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增多，这里的官员普遍较有开放意识，从官员们处理罗明坚等传教士的事务中，我们也可看到这一点。当时普通民众对西方人的到来存在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对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器物充满着好奇，有些人试图从殖民者和传教士身上获得利益。因为好奇和利欲，民众中的不良之辈，对传教士存在欺诈行为。当时的肇庆官府基本能做到秉公执法，没有因为传教士是外来者，就有所偏袒。我们从官府借助地方绅士处理官府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从传教士在肇庆的安危深受地方绅士的影响，可知由退休官员、宗族长老组成的绅士阶层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当时地方社会治理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普通民众、僧人的生存状态，等等。

罗明坚在中国和他的晚年都在不断地进行多种著述，但由于范礼安等人的干预，这些著作不能公开出版和传播，只能以手稿的方式湮灭无闻，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人物？

钟永宁：罗明坚确实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本来是天主教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肇庆传教团的“内政外交”，主要是由他撑持，可从来不是中国传教团的负责人。他年方盛年，被安排回到欧洲，并禁止重返中国，回到欧洲后，与他挚爱的中国和这里的事业诀别，他翻译的中国经典、撰写的汉文著作、编纂的中国地图也不准出版。他主动将利玛窦引入中国，为利玛窦学习中国语言创造条件，后来以“兄弟”之名，将其带进中国内地，还为他积累不少人脉关系，但几百年来，他的形象在利玛窦高大的阴影里淹没不见。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专题历史宣传品乃至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在讲到16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开创、奠基时期，罗明坚都是以利玛窦的附属形象出现，甚至连罗明坚的名字也不被提及。造成罗明坚悲剧色彩的原因是复杂的，与他个性、识见有关，更与他所处的社会组织相关，他是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意识的人，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行动者，他不愿花太多精力经营与长上的关系；另外他被替代的命运，也与他过去西班牙臣民身份不无关系，很多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