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阳，4岁随父来到贵州兴义府（治今安龙县），13岁回原籍直隶南皮应科举，后中顺天解元。16岁时返回兴义府，17岁成婚，18岁时携妻女返回原籍南皮准备高一级的科举考试。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高中探花，一举成名天下知。那么，神童张之洞是如何炼成的呢？笔者就掌握的资料梳理了张之洞在贵州求学的经历，以对张之洞“廿年贵州人，一生贵州情”作一个诠释。　　

生于贵阳　长于安龙　

　　从张之洞参加乡试时填报的履历来看，张之洞在兴义府期间，先后有曾叙笏、袁理、张国华、贵天乙、黄政钧、王含章、敖国琦、彭拔才、包景肃、张元弼、韩超、童翚、洪调笙、胡林翼、丁嘉葆、翁同书等16人成为张之洞的业师。张之洞又在《抱冰堂弟子记》中说，“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史学、经济之学受之于韩果靖公超，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其中，丁嘉葆与翁同书曾任贵州学政，到兴义府举行院试时对张之洞的学业进行了指点。包景肃是兴义府训导，张元弼是兴义府学教授，童翚曾任兴义府珠泉书院山长，曾叙笏、张国华、贵天乙三人是兴义府城优秀学子，黄政钧、王含章、敖国琦、彭拔才等人则是黔中翘楚，洪调笙是湖北人，袁理则是张之洞的姑父，上述各人都曾讲学于兴义府城珠泉书院，张之洞等人又附学于此，故结下师生之缘。而韩超则是为筹措回乡资金，受张锳之邀讲学于兴义府珠泉书院，张之洞又通过韩超“问业于胡文忠公（林翼）”，由此结下师生情谊。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兴义府的学习生活经历，正是因为有了一生学问文章的基础，才成就了后来的一代名臣张之洞。

附学珠泉　一生根基　

　　张锳到任兴义府后，对府城珠泉书院进行增修，并延请名师教学其间，大大提高了兴义府教育教学质量。

幼年张之洞（安龙张之洞陈列馆展陈图片）

　　童翚（1794—1864年），字羽军，一字云逵，湖南宁乡人，道光十三年（1833年）癸巳科进士，次年分发贵州，补龙泉县知县，调毕节县，计典卓异升定番州知州，历署绥阳县知县和镇宁州、黔西州知州，后因工作失误被贵州巡抚乔用迁责难而免职。1848年初，童翚受张锳之邀，出任兴义府珠泉书院山长。童翚就任珠泉书院山长两年有余，对张之洞的教导有一年多（大概是从1848年初到1849年下半年）。童翚对张之洞评价极高，“附课四子皆聪颖，少尤慧绝，可称神童”。张之洞对童老师也极为尊重和牵挂，咸丰二年（1852年）秋，张之洞中顺天府解元之后，第一时间将消息报告给了童翚，童翚在兴奋之余写下《喜张生香涛之洞北闱得解，却寄代柬》，其一：“我不问宦后囊中钱，亦不计归来郭外田。但愿赏心乐事常入耳，私所期望尤拳拳。快哉！松菊盘桓才把玩，昔日手植桃李已参天。”其二：“京师首善风气先，更登榜首更无前。溯离绛帐刚二年，采芹折桂不待两度搴。出手得胪已若此，年方二八如婵娟。欲往贺之，奈隔湘楚与幽燕。恨不得摩天翅，恨不得缩地鞭，仍然与子谆谆几席边。”其三：“国家辟门吁俊重求贤，存心立品济物相缘延。少年所患在意气，真灵慧业宜善全。科名第一亦寻常，早得要看他日清史传。”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关爱、关心之情浸透其间。咸丰五年（1855年）秋，张之洞取道川陕返回原籍南皮，途中写下《宿宁羌州》一诗，注云：“业师童云逵、洪南陔两先生皆陷贼流离，死生未卜。”牵挂之情跃然纸上。

　　童翚诗词文章均属一流，曾担任五科乡试同考试官，著有《企石山房诗存》16卷。童翚创作的诗歌，大量揭示了当时官场的黑暗，曾有诗言：“几番募卒几催粮，劲旅难招匪易倡。官不急民民附寇，兵还甚贼贼勾良。万家井灶人稀地，千里桑麻鬼哭场。未识元戎帷幄里，运筹何事更披猖。”也有感慨：“焰焰残灯雨过时，百忧丛集乱如丝。民饥可望官仓赈，儒腐难寻圣药医。”诗中透露出其朴素的民本思想，这对张之洞为官生涯影响颇深。

　　洪调笙，字南陔，湖北江夏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科拔贡、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举人，同治七年（1868年）出任山东滕县知县，“政平、讼理”。除了在张之洞履历及其年谱中，记载洪调笙曾任过张之洞老师之外，道光《兴义府志》及其后来的《南笼续志》没有关于洪调笙的任何记录。个人推测，应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湖北孝感人乔用迁出任贵州巡抚之后，洪调笙作为同乡来投奔之，由乔用迁举荐给张锳，受聘于珠泉书院。洪调笙虽在科举上没有很好的成就，但在教育上确有水平。同治年间，洪调笙在滕县知县任上，“每书院考课生徒，指使理法，皆心领会，砉然以解”，由此也可以说明张之洞为什么对洪调笙那么牵挂了。

　　张国华（1808—1871年），字蔚斋，贵州兴义府城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恩科贵州乡试副榜。张国华少年时受父亲的严格教育，勤学苦读，锐意科举，但屡试不第，便绝意仕进，以教读为业，悉心著述。先是主讲于家乡的珠泉书院，后又主讲于贵阳贵山书院。张国华还曾只身出游，登山涉水，足迹遍贵州，搜采各地历史掌故、异闻逸事和民情风俗，用竹枝词的方式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清丽质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有张国华著《禹甸吟编》49卷，用竹枝词方式描绘了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更为难得的是还以诗歌方式描写了数十个国家的风物，这应是邹汉勋在兴义府鼓吹其好友魏源“睁眼看世界”的理念，对张国华影响的结果，也对少年张之洞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袁理，字燮堂，是张之洞的姑父，应张锳之请到珠泉书院担任教师，并对张之洞等人进行专门指导；包景肃是兴义府训导，张元弼是兴义府学教授，都是兴义府主管教育的官员，对附学于此的知府公子进行指点也是理所当然。

　　曾叙笏，原名曾永泰，字搢之，兴义府城拔贡生，诗文雄富，书法尤工，后历任湖南桑植、衡山等县知县，颇有政声。

　　贵天乙，字西垣，兴义府城西街人，岁贡生，能文章。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白旗起义军攻陷兴义府城，贵天乙死于兵燹，朝廷追封其为云骑尉世职。

　　黄政钧，字升三，举人，南雄州州同，生平不详。

　　王含章，字可贞，贵阳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举人，后任普安县训导。

　　敖国琦，字慕韩，号浩然，贵阳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甲午科贵州乡试举人，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进士，后官陈留知县。

　　彭拔才，字斗山，贵筑县人，嘉庆十五年（1810年）庚午科举人，后任安顺训导，

　　以上数人均为黔中翘楚，在出仕之前，为求生计而受聘于珠泉书院。就像当年张锳那样，在大挑为官之前，为求生计，“驱走河南北江河海峤间者十三年”，四处求职，以教书为业。而上述数人执教珠泉书院之时，适逢幼年张之洞附学其间，故结下师生情谊。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有理由相信，张之洞附学兴义府珠泉书院期间，十几位先生对其学业进行指点，为其一生学问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政授业　一生受益

　　在张之洞的求学生涯之中，有两任贵州学政也成为了他的业师，那就是丁嘉葆和翁同书。

　　丁嘉葆（？—1848年），字诵孙，江苏武进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46年，丁嘉葆以左庶子身份紧急接任丁忧离职的何桂珍，出任贵州学政。次年四月二十五日，丁嘉葆按临兴义府主持岁试，当时张锳离府到安庄公干，由兴义县知县陶金诒代行提调事务。五月初六，张锳从安庄归来。十一日，应张锳之请，丁嘉葆对张之氵舞、张之清、张之渊、张之洞四人学业进行了精心指点。十四日，张锳率张之氵舞、张之清、张之渊、张之洞四人向丁嘉葆行谒师礼，丁嘉葆赠给张之洞兄弟四人每人书扇一把，张锳也回赠丁嘉葆何首乌10斤。在此期间，丁嘉葆还应张锳之请，亲自写信给正在云南师宗丁忧的前任贵州学政何桂珍，邀请其到兴义府城讲学。何桂珍与倭仁、曾国藩等都曾师从于经学大师唐鉴，经学造诣极深，是为滇中一代名儒。令人遗憾的是，丁嘉葆在教授张之洞的第二年即去世，师生二人就此永别。

张之洞拜师（源自安龙张之洞陈列馆）

　　翁同书（1810—1865年），字祖庚，号药房，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七月，翁同书以翰林院编修提督贵州学政，以接替因病离职的丁嘉葆。后来，翁同书两度出任贵州学政，直至1853年才离开贵州。在此期间，翁同书数次到兴义府主持院试，并对张锳主持修建的兴义府试院赞叹有加，“重门耸峙，广堂深阔，石柱凌云，皆镌楹句”。张之洞受业于翁同书，应是翁同书到任贵州学政之初的1848年，当时翁同书紧急接任因病离职的丁嘉葆。张之洞与翁同书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与翁同书之子翁曾源同系第一甲进士，翁曾源是状元，张之洞是探花，两人遂结下十分深厚的友谊。翁同书又系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大哥，张之洞与翁同龢之间又有诸多政见不和，张之洞曾自叹“此等孽缘，不解何也！”

　　后来，张之洞自言“得力于丁诵孙先生最多”，可见丁嘉葆、翁同书两位学政对其学业影响之深远，可谓一生难忘。

游学名师　一生成就

　　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中曾言“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那么，这些老师又是什么时候教授张之洞的呢？

　　吕贤基（1803—1853年），安徽旌德人，字羲音，号鹤田。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进士，历任编修、监察御史等职。咸丰元年（1851年），升为工部左侍郎，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师从湖湘学派经学大师唐鉴，并将唐鉴的《理学正宗续录》《国朝学案小识》进呈朝廷，“借以正学之助”，足见唐鉴对其影响之深。张之洞一生恪守唐鉴、吕贤基等古文经学派佳人的坚定立场，而深恶今文经学，曾明言“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后来，张之洞说“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还详细回忆了吕贤基对他的教诲：“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足见吕贤基经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咸丰二年（1852年），吕贤基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张之洞就是在这一科高中解元的。

　　刘书年（1811—1861年），字仙石，河北献县人。刘书年幼年十分贫穷，“自十九岁以至成进士，率教授州郡以养。”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贵州任官，先后担任贵阳府、安顺府知府。刘书年曾师从曾国藩，并颇得曾国藩赏识，曾国藩还出钱200两予以接济。刘书年一生好学，生平著述颇丰，诗词文皆有可观。因与张之洞有姻亲关系，与张锳又同在贵州为官，故对张之洞有教育引导之责。后来，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中直言“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刘书年去世之后，张之洞为其撰写《贵阳知府刘君墓碑》，有云：“出同考官今毅勇侯曾公门下，最为曾公爱重，以学行相切磨。所友善如河间苗夔、善化孙鼎臣、贵筑黄彭年、遵义郑珍、独山莫友芝辈，讨论学业，长大不衰。其在馆阁典郡、军旅行役、忧患疾苦，未尝一日去书。晚尤好三礼之学，其经说笃守本朝诸大师，益务为详密。”字里行间透露出极深的师生情谊。

　　朱琦（1803—1861年），字濂甫，号伯韩，广西桂林人，张之洞生母朱氏的族兄。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给事中、御史。朱琦性格刚毅，屡上书论政，以直言敢谏著称于世。朱琦在文学上专攻古文，早年曾师从桐城派门人吕璜，并与吕璜、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并称“岭西五大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之后，朱琦又与经学大师唐鉴及其门人倭仁等交往甚密，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朱琦在《跋倭艮峰〈为学大指〉卷后》说：“先是十余年间，诸老宿在京师，数过从，质所疑，独先生与唐镜海、李文园两先生，一以程朱之学为学，士知尊信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因不满当时朝政昏暗，朱琦愤而辞归故里，隐居于广西桂林。此后，朱琦一边主持桂山书院（孝廉书院），一边著书立说，试图通过教育和学术来激励世人。张之洞就是在此期间，从兴义府渡过南盘江，取道百色来到桂林，专程向朱琦求教。接着，张之洞取道湖南、湖北，回到原籍南皮，一举考入河北南皮县学。（有人言，张之洞曾到广西百色参加科举考试，大概就是被这次求学经历误导）后来，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中直言“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足见朱琦对其学业影响之深。

　　后来，张之洞一生兼学汉宋，在诗词方面“运宋意于唐格”，自成一家。在古文、金石学等各方面均有所成就，成为晚清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儒学名家，这与其早年求学于吕贤基、朱琦等名家不无关系。　　

潜心经史　一生致用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经世致用理念贯穿其始终，这与其早年求学于胡林翼、韩超两位经世大家是分不开的。

　　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湖南益阳人。道光八年（1828年），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出任贵州学政，胡林翼即随父到贵州求学，拜于贵东道郎葆辰门下。道光十五年（1835年），胡林翼考取进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出任江南乡试副考官，因主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以失察之罪降级调用。次年丁父忧，回籍守制。1847年，在林则徐、但明伦（贵州长顺人，兴义府城人景其浚之岳父）等人支持下到贵州为官，历署安顺、镇远、思南、黎平知府及贵东道。1854年离开贵州，参与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斗，先后出任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湖北巡抚。1861年８月逝于武昌，追赠总督，谥文忠。

　　胡林翼是湘军创始人之一，与罗泽南、刘蓉等人同为咸丰、同治年间湖湘学派经世实学的践行者，他们的经世、改良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在道光、咸丰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笃守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反对空谈身心性命和沉溺章句训诂，提倡经世致用的躬行践履，以实而又实的学术实践丰富了晚清经世实学。胡林翼对张之洞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军事战略。胡林翼在为官生涯中，将“儒术”作为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曾言“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还曾致力于兵法研究，取《左传》《资治通鉴》等史籍中的军事内容编次成书，定名《读史兵略》，作为将领学习兵法的教材，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胡林翼的生平经历来看，他是没有到兴义府对张之洞直接教学的。他对张之洞的思想灌输应该是通过韩超来实现的，故许同莘在《张文襄公年谱》中说“尝问业于胡文忠公”。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之后，特地前往武昌胡林翼祠凭吊，并赋诗《谒胡文忠公祠二首》，云：“二老当年开口笑，九原今日百身悲。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安攘未竟公遗憾，儌福英灵傥有知。”充满了对胡林翼、韩超二人的感激、崇仰之情。

　　韩超（1800—1878年），字寓仲，号南溪，直隶昌黎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取秀才，此后连续13次参加乡试均未中（仅于1834年中取副榜）。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经人推荐出任贵州三角屯州同，后改独山知州，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月卸任。不幸的是，恰在此时，韩超之父因病在乡去世。为筹措回乡奔丧的旅资，应张锳之邀，韩超讲学于兴义府珠泉书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韩超到达兴义府，当年底离开。在此期间，韩超对附学于此的张之洞进行了精心指点。胡钧重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载，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韩果靖公超提兵过余庆，得复修弟子礼”。可见，1849年韩超到兴义府对张之洞有教学之实而未行师生之礼，也可以看出韩超当时讲学于珠泉书院，而不是张之洞个人的业师。

　　从韩超的人生履历来看，韩超曾长期与胡林翼在一起，受胡林翼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个人以为，胡林翼对张之洞的学业指导与影响应该是通过韩超来实现的，特别是胡林翼以儒学为核心，兵史结合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张之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张之洞又言“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

　　后来，张之洞以洋务实践为核心，开创性地丰富和完善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体系，与胡林翼、韩超等经世学派倡导的经世致用理念一脉相承，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张之洞一生学问文章，其基础全部是在兴义府学习生活期间奠定的，这也是对“一生学问文章肇基于此”的最好诠释。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0期」

「唐保华，黔西南州安龙县加油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贵州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贵州省地方史专家库专家，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晚清湖北的金融破局之路

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湖北武昌，开始了他缔造江汉的历程。1890年3月，张之洞开始谋划币制改革，这是张之洞缔造江汉最早的举措之一。湖北百端待治，张之洞首选币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币制改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张之洞币制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币制弊端给经济社会带来的严重影响。他认为：“湖北全省商民生计，近来颇形萧索。推究所由，固因商务减色，水灾迭告，而制钱日少，亦其一端。”湖北各州县征收丁漕及各局抽收厘金、盐课，都用制钱交纳，每年需用制钱的数量很大。但铜矿资源缺乏，制钱数量大大减少，而不法商人却乘机熔铸铜钱，化钱为铜，偷偷销往海外，结果，进一步加剧了钱荒，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张之洞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铸造银币，促进货币流通

　　清代前期主要流通的货币除了制钱之外就是银两，但银两大小不一、成色各异，交易时需要鉴别其重量和成色。在此背景下就出现了公估局，公估局的职能就是负责检查银两秤重及成色。在武汉从事外交活动多年的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就发现，中国各处设立公估局，在他看来，中国通币混乱错杂。随着中国被迫开放，外国银元进入中国，加剧了币制混乱。可见，币制改革难度很大。

光绪元宝与宣统元宝

　　与银两相比，银元无需鉴别重量与成色，交易更为方便。因此，银元必然会取代银两，这也是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张之洞目光敏锐，顺应了趋势，借鉴外洋，制造银元，成为中国首创。早在1887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就奏请在广东设局铸造银元，结果，还没有开铸，他就被调任湖广总督，于是，湖北便成了国内铸造银元的发祥地。1893年9月，张之洞奏请在湖北铸造银元，得到朝廷批准。张之洞下拨款项，从英国购买机器，聘用洋技师，购买银条，次年就开始铸造。湖北银元局铸造的银元有四种：大银元，重库平七钱二分；两开银元，重三钱六分；五开银元，重一钱四分四厘；十开银元，重七分二厘。张之洞在湖北的币制改革，引起广泛关注，各省纷纷效法，但国内各省由于设局太多，成色重量参差不齐，交易也同样不便。1899年，清政府为了避免混乱，令各省银元归广东、湖北两地铸造，此举有利于统一成色和重量。这凸显出湖北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也为湖北增加了税收。

　　1903年4月，清政府下令在天津设立铸造银钱总厂，画一银元形式。次年，总厂落成，户部制定章程，规定总厂铸造金银铜三品之钱。总厂设立后，规定除南洋、北洋、广东、湖北设立分厂外，其它各省一律不得铸造。1904年，张之洞奏请在武昌铸造一两银元，建议待有成效后，再推向全国，实现币制统一。张之洞的上奏得到朝廷批准。1905年11月，清廷财政处决定用一两银币。

二、铸造铜币、铜元，缓解制钱短缺

　　清末，制钱是当时主要流通的货币，但湖北市场上制钱短缺，影响了货币流通和经济发展。张之洞积极采取措施，标本兼治，缓解难题。一方面，他在武汉设立铜钱局，从美国购买铜币制造机器，按照户部钱币的样式，铸造每文七分的铜币，每天可以铸造四百串。另一方面，他将湖北铸造的银元运到广州，换成制钱，再运回湖北流通。然而，由于湖北省竹山县铜矿的开采已经停止，而建始县的铜矿开采量不大，所以，制造铜币的原料不足，钱荒问题依然很突出。如何解决此问题？张之洞改弦更张，停铸铜币，改铸铜元。

印有张之洞与端方头像的湖北官钱局钞票

　　从全国范围内看，张之洞不是最早铸造铜元的地方大员，但却是铸造最为成功的封疆大吏。鉴于制钱缺乏，1901年，清廷中央政府谕令各省铸造铜元。次年，张之洞饬令湖北银元局铸造铜元。他还改铸钱局为铜币局，与银元局分开。当年，湖北就铸造了当十铜元100万枚。在市场上，铜元与制钱一起流通，相辅而行。当时，媒体报道说，湖北铸造的铜元质色极佳，样式与对开龙洋无异。龙洋是日本铸造的银币，因币面刻有龙纹，故称龙洋。它是日本国内流通的旧银元，曾在我国东北和南方的福建流通较广，湖南、江西也有少量流通。因为铜元的币面价值高于实际价值，一枚铜元相当于10文制钱，大大地节约了铜矿资源，而且便于携带和交易，因而市场销路很广。1903年，张之洞扩充厂房，扩大规模，仅每天的铸造量就由30万枚增加到100万枚，产量突飞猛进。后来又陆续增添制造设备。到1904年，湖北枪炮厂也开始铸造铜元，并在汉阳月湖梅子山下修建厂房六所，筹措20万元经费，1905年开工生产。湖北铜元产量大幅攀升，1905年，日产量达到400万枚，为各省之冠。此外，1904年，张之洞还向日本订购铜元30万枚。湖北铸造铜元规模之大、销路之广，无出其右：“销路奇畅，上达川豫，下达赣湘。”当然，获利不菲，引来各省纷纷仿效，结果，全国铸造过多，市场铜元过剩，以至于1905年竟然出现通货膨胀。

　　清政府由于没有及时宏观控制，经济受到不小影响。后来，清政府开始采取限制铸造数量的措施。1906年1月，朝廷作出几项规定：一是江苏、广东、湖北等大省每日铸造数量限制在100万枚以内，直隶、四川在60万枚以内，其余各省在30万枚以内；二是在铜元的成色与分量上必须遵照财政处和户部的章程；三是各省现有铸造厂改名为户部造币厂某省分厂；四是由户部统一铜元模型。限量生产对湖北显然是不利的，因为湖北铜元产量被压缩了3/4。所以，张之洞立即上奏朝廷，请求予以变通，适当给湖北增加数量。他的观点是，湖北情形与各省不同，应该作为特殊情况变通处理。具体理由是：第一，湖北制钱流通量不是多了，而是不够。“汉口为通商大埠，每年贸易不下数千万，各埠生意出入皆用钱盘，不用银盘，故汉镇商务需钱独多。近来制钱缺乏，全赖铜元周转。两年以来，市面需要铜元之数迄未减少”。第二，如果铜元流通数量过少，就会影响官钱票兑换，甚至发生挤兑，造成恐慌，影响湖北财政和经济。第三，如果铜元流通过少，会导致价格猛涨。“民间以票兑钱断断不能限制，铜元铸数既少，官钱局穷于应付，势必须向市面收购铜元，以资接济，彼时钱局抬价居奇，不独官钱局赔累难支，且恐市面因之牵动，利害出入关系尤重”。张之洞还向朝廷保证：湖北的铜元决不外销。他的意思就是湖北根据本地情况自行限制。所谓自行限制，就是不受中央政府限制令的约束。当然，江苏也上奏请免于限制，福建上奏请该省铜币局保留下来，而免于归并。考虑到湖北的实际情况，清政府对湖北虽有所放宽，但湖北铜元铸造数量还是大大减少了。1905年11月16日的《时报》就报道说，湖北每日铸造量比以前减少了四成，以至于酌量减少了各学堂的经费。但是，相比其他各省，湖北铸造量还是很大。1906年，清政府考查铜币大臣陈璧调查发现，湖北铸造铜币之数为各省之冠。

　　为了进一步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1905年冬，张之洞饬令湖北铜币局试铸一文铜币，每一枚重三分二厘，每百分用紫铜95分、铅5分，币面有花纹字样，样式与十元铜币一致。发行后效果很好，商民称便。试行有效后，张之洞奏请在全国铸造、发行：“以当十之铜币为母，而以一文之铜币为子，则所谓当十者实有十钱之可易，其买卖诸货百物，民间皆以十钱视之，而后铜币当十之本位确实可指，不致徒悬空名，其价值之贵贱一定不移，不致迁流无准。有此定位，庶户部所拟每银币一两定为钱价一千四百文之说，商民可以遵行。”张之洞的意见被中央政府采纳。

三、设立湖北官钱局，发行纸币

　　1852年，清政府设立官银钱号，推行银钱票，以解决财政困难，当时的管理体制是官方招集，商人承办。不久，各省纷纷建立官钱局。到光绪末年，全国有10多个省建立官钱局，发行货币。官钱局实质上是一个金融机构。

　　湖北官钱局设立于1896年夏，开办之初就发行钱票，作为辅助性货币，当时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制钱和银元，发行纸币的目的是弥补制钱之不足，试图缓解钱荒。但是银元局发行银元之后，钱荒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除发行钱票外，湖北官钱局也发行银票。5月，张之洞晓谕湖北各地，允许以这两种纸币缴纳各种税钱：“本省新铸银元一元，准作制钱一千文，并刊发银元票，与善后局所发一千之钱票相辅而行，均与制钱无异，准其完纳丁漕、关税、厘金、盐课，官吏、私事应一律照收，不准稍有挑剔，留难需索。”这就为纸币流通大开了方便之门。11月，再次晓谕湖北各地，推广钱票与银票，饬令各州县承领，转发各钱店、当铺、税铺等，允许商民随时前来兑换。钱票应用很广，商民称便。为进一步方便兑换，1897年，张之洞在汉口设立分局，不久又在沙市、宜昌、樊城、老河口、武穴、安陆等地增设分局。

　　因湖北纸币纸质粗劣，印刷质量较差，很容易被仿制。为防止漏卮，张之洞改变策略，1898年开始向日本订制，因为，日本印制质量远高于国内。当年就订制银元票100万张，1904年订制一千文钱票250万张，1905年订制一两银币票200万张、十两银币票20万张、钱票16万张。

　　1906年，张之洞对湖北官钱局各分局人员进行调整、补充，大力推行铜元和铜元票，并颁布章程六条，要求遵照办理。其中第一条是：“所需铜元官票所以济制钱之缺乏，特为便商利民起见。分局之设，自以疏销铜元官票为主，尤以铜元为要。”可见，湖北官钱局及其分局经销的重点还是铜元票和铜元，尤其以铜元为重中之重。章程还规定，各分局不得以铜元票存放于各庄号生息，但可以借给商人三个月，使其贩运土货至汉口销售。显然，章程有杜绝营私舞弊、促进货币流通的规定。张之洞还把湖北钞票推向省外，1905年，张之洞咨湖南巡抚，要求在湖南设立分局，发行钞票，湖南很快照办。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地也有流通。据媒体报道，湖北官钱局纸币的发行量是钱票1700余万串，银票160余万元。

　　湖北官钱局发行的币种很多，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币种，包括银元、铜币、银元票、银两票、钱票、铜元票等。湖北官钱局金融业务也多，除发行货币外，还开办了汇兑、兑换等业务。当然，在整顿币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同时，湖北获利也很大。湖北官钱局还经营存款、贷款业务。湖北官钱局虽然授权各地商号、钱庄经营该局发行货币的兑换业务，但不允许其存款和放款。湖北官钱局的存款来自票号和官款。1907年至1909年，票号存款占比超过30%，其中，1908年占43.83%。湖北还拨官款70万两，存放于官钱局，用于放款。放款对象主要是官府，其次是商号和个人。湖北官钱局还发行存票，存票是对外举债的凭证。

湖北造光绪银锭

　　湖北官钱局财大气粗，甚至出资包办粤汉铁路，显示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据报载，粤汉铁路需资金500万两，2/3将由湖北官钱局出资。1906年5月，湖北官钱局拟定认股筹款章程，集股筹资，准备着手承办粤汉铁路湖北段工程。但是，形势急转直下。1911年清内阁产生，但内阁是一个十足的皇族内阁，民间对此大失所望，而内阁竟又倒行逆施，出台所谓铁路国有政策。结果，不仅粤汉铁路中辍，而且激起保路运动，甚至导致清王朝覆灭，宏大的铁路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

　　湖北官钱局“信用为各省之冠”，这个评价反映了当时各方人士和媒体普遍的看法。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的评价就很高，他认为湖北发行的钱票和银元票信用甚厚：“（一）对于银元之凭票与外国纸币并行，信用最厚。该纸币自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由总督张之洞请托于我印刷局印刷者也。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更于我印刷局，定造同样之纸币，发行之。比较前者，则纸币坚劳，印刷鲜明，形状稍小，便于携带。（二）亦前年由我印刷局所印刷者。比较私立银行发行之钱票，信用尤厚。在铜钱一千文可交换之凭票中，占第一位也。”当时最有地位、最有影响的两大总督——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都派人来湖北考察，借鉴湖北的经验。

　　总之，张之洞在金融市场萧条的背景下，力挽狂澜，锐意改革。他的币制改革相当系统、全面，体现出一个改革家的胆略与担当。他的币制改革思想相当开放和超前，他的币制改革实践力度相当大，也很成功，不仅为缓解钱荒、稳定金融秩序创造了条件，也为湖北开辟了税源，增加了财政收入，这就为他缔造江汉奠定了良好的金融基础和经济条件。当然，他的币制改革也是他缔造江汉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为黔西南州2025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社科专项课题第10号“张之洞缔造江汉与‘加油’文化关系研究”研究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