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东汉陶器——抚琴俑。1990年被选送北京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且为该次展览海报选用文物

　　古琴是我国最早的弹拨乐器，相传为伏羲所创。据文字可考之史，其渊源至少可追溯至周朝，距今已有三千多年。《诗经》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等句，皆为明证。汉代古琴大师桓谭在《新论》中云：“琴，神农造也……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至南宋刘籍《琴议篇》，更将“琴”升华到“琴之道”，赋予其通神明德、修身养性、翼赞王化的崇高意义，是为“为义之琴”。

一、盘江千年琴事

　　在南北盘江环绕的黔西南，最早的文字见于兴仁交乐、兴义万屯汉墓群中的青铜铭文与汉砖砖塑文字。而此地古琴之最早实证，当推1987年在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一件东汉陶器——抚琴俑。此俑高34厘米，琴长35.8厘米，整体为立型空心灰陶，男俑载巾，身着右衽长衫，跪坐抚琴。其坐姿并不是汉代标准双膝并拢接地、毕恭毕敬的“跽坐”，而是相对随意的“跪坐”。尤为精彩的是，其面部蚕眉杏眼，短须高鼻，满面春风，喜容可掬，栩栩如生。抚琴俑出土不久，就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90年被选调北京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现珍藏并展陈于黔西南州博物馆。经研究，兴仁交乐汉墓年代下限约在汉桓帝、汉灵帝间（147—189年），由此确证，早在两千年前，承载儒学精髓的礼乐文明已进入黔西南大地。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藏“南皮张氏家藏”《五知斋琴谱》

　　然而，随着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伸向黔西南的汉文化触角被截断。蜀汉政权为经略包括黔西南在内的西南地区，采取了民族自治形式的羁縻制度。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引用相关史籍记载：“蜀平南蛮后不置州县，即以夷人理夷事，夷民感其信任之诚，誓不复叛，遂无后顾之忧。后世羁縻州县土司制度之建制，尚不脱诸葛公之遗意也。”后世的土司制度即源于此。黔西南的历史轨迹随之转向：唐时属南诏国；至宋，很大部分区域成为自杞国境；元朝虽一统云贵，但土司制度依然没有改变。这段漫长的岁月，黔西南区域的汉文化在此期间几乎绝迹，毋论风雅琴事不可寻，连重大事件的文字记载也寥寥无几。

　　明朝朱元璋平定云贵之后，对当时的贵州西部采取“开一线以通云南”的治理政策。是时，黔西南大部地域，分属中央政权所置贵州上六卫之安南卫、普安卫。至此，礼乐记载再见于世。嘉靖三十年（1551年），普安州知州高廷愉在续修《普安州志·学校志》中有云：“礼乐之兴，实系于人。生于斯者，应竭尽其力，不懈追求；而为官者，应激励并振兴之。如此，则中原文化之传承，岂能逊色于他人？”可见时人对礼乐复兴之期许。

　　可是，礼乐文明的覆盖与教化终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设立卫所保障“开一线以通云南”的政策之下，除了卫城、所城所在地，终明一代，黔西南大片区域依然为大小土司所辖，教育发展步履维艰。直至雍正九年（1731年），贵州巡抚张广泗才疏请获准建南笼府试院，南笼知府黄世文于府署旁兴建试院，后迁于东门外大佛寺山麓。惜嘉庆二年（1797年）毁于兵燹，次年，南笼府（治今安龙县）改名兴义府。嘉庆六年（1801年），试院改建于城东三里许。然而，选址府城外的试院，居民寡少，兼无旅店，士子感慨跋涉辛苦。加之号舍不足，损毁失修，致使屋材朽坏，渐显破败。

　　庆幸的是，礼乐文教之种，终在黔西南留下点点星火。由张锳编纂、成书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的《兴义府志》就录存诸多弹琴、咏琴、借琴遣怀之诗句与故事。如兴义府前街人桑湛《松棚》，贞丰人张庆长《绝命诗》，普安人邵元善《退思室记》，南笼人景殿飏、李琼英之《寄怀郑竹香》《秋琴》《秋城》，等等。其中琴诗，意境深远，深得琴学精髓，所涉《流水》《白雪》《幽兰》等曲目，演奏难度系数较高，足见当时黔西南文士非止于抚琴自娱，其琴曲鉴赏与演奏技艺或已达相当水准。《兴义府志·隐逸传》记载明代普安万历丙子举人杨念祖“渊懿博雅，恬退不仕，日弹琴赋诗自娱”，即为一例。

　　《兴义府志·名宦传》记载，临桂举人廖大闻，道光十八年（1838年）署兴义县知县，其专咏兴义县之风土人情之长诗《黎峨杂咏》里有：“……三年边俸道如何，轮指冬春两度过。琴筑争鸣犹响水，烟云设色仰黎峨……”诗里的“轮指”，即古琴右手指法，三指在同一弦的同一个位置次第作“摘、剔、挑”，连发三音。“琴筑”则指古乐器琴和筑，古人常弹琴击筑而歌。《史记·苏秦列传》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廖诗描绘之声景，隐然透露出彼时兴义区域礼乐氛围之余韵。

二、一代名知府的礼乐再造

　　黔西南教育勃兴、礼乐重光之转机，始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是年，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县）人张锳赴任兴义知府，携眷而至。据张之洞幕僚许同莘所著《张文襄公年谱》载：“……续娶朱夫人，嘉庆甲戌进士四川和州知州临桂朱绍恩女。道光十七年丁酉八月初三日，朱夫人生公（引者注：张之洞）于兴义府官舍。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四岁，朱太夫人卒。太夫人善鼓琴，遗琴二。公既长，对琴辄流涕……”（按：张之洞实生于贵阳六洞桥，朱氏并未至兴义府。许同莘所记地点有误，然据张之洞诗文记载，其母善琴并遗二琴之事属实）。

中国嘉德2022秋拍的张之洞旧藏古琴

　　知府张锳甫一莅任，即躬身践行，大兴礼乐。其首倡善举，即为兴义府学子夜添灯油，助其苦读。目睹城外旧试院之破败景象，张锳旋即倡议新建。经与府属士绅、州县及普安厅商议，张锳率先捐银千两，于府城内旧东门直抵北城墙处购地近十亩，兴建新试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三日，规模宏阔、建筑精良之新试院落成，计有房舍209间，几案帷褥皆备，时誉“甲于天下”。其二堂门楹，仍悬嘉庆四年（1799年）知府陈熙藩所题楹联：“坛坫重新，说礼乐而敦诗书，满郡无非桃李；文思广被，听弦歌如游邹鲁，连城尽乐薪槱。”此联意境，正与张锳之志契合。

　　知府率先垂范，治下学风蔚然。张锳到任当年，安南县即重建莲城书院；次年，贞丰州建成册亨书院，普安县建成盘水书院；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锳在任期间，尚未置县之新城（今兴仁市）亦建成培风书院。兴学之举不止于此：新试院落成，张锳将各州县所捐剩余银两划回。如兴义县余银五百两，即令知县周湜与当地士绅购田，以其岁租充作兴义文武童生参加府试、院试之卷费，永解学子后顾之忧。

　　张锳于《咸丰兴义府志·学制》中欣然记曰：“圣朝文教遐宣，兴郡虽苗疆，彬彬弦诵，有邹鲁遗风矣……”

　　“彬彬弦诵”之盛景跃然纸上。书院与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即相得益彰。肇始于唐、兴盛于宋的书院，以传承儒家经典、弘扬文化为己任，尤重道德修养与学术精研；而古琴，则凝结着古代文士“清、微、淡、远”之审美理想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家情怀，是其精神追求之象征。二者在文化内核上高度契合，共彰华夏文明之精髓。书院清幽雅致的建筑环境，为古琴提供了绝佳的演奏空间；而古琴艺术融入书院教育，则成为涵育学子综合素质之重要途径，不仅提升其艺术修养、审美情趣与道德品格，更能调节身心，缓解课业之压力，培养专注与恒心。礼乐相济，文质彬彬，书院遂成古琴文化传承与滋养的沃土。

　　张锳所倡之“加油”夜读，更因礼乐之兴而倍添华彩。《兴义府志》收录张锳自撰《植桂轩记》，详述一桩雅事：“余守兴郡，十余年于兹矣。忆昔道光二十二年，为郡士建试院，拓高轩，选佳士，与儿辈弦诵其中，多士琴书安雅，雍雍如也。余顾而乐之，手植六桂于庭，因以名轩……咸丰二年，上距植桂之年越十年矣。旋秋闱揭晓，登第者人之数符桂数，亦六，多昔弦诵轩中者。郡士四：徐子世德、胡子尔昌、缪子振经、张子德俊；又其二，则余弟甘苹，子之洞，捷北闱者也，人符桂数，奇矣哉！……”由此可知，张之洞少时即浸润于书院弦歌雅韵之中，琴声书声交织，为其日后宏阔人生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　　

三、少年张之洞诗文里的西南琴韵

　　自幼受书院琴韵熏陶成长的张之洞，既承正统儒学之精髓，又深沐礼乐文化之芬芳。其母朱夫人早逝遗留下的两张古琴，成为他生命中最深沉的印记，伴随其一生。直到晚年，他都把生母留下的两把古琴带在身边，有诗云：“梦断杯棬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儿嬉仿佛前生事，哪记抛帘理柱声。”琴，已化为他对慈母的无尽追思。

　　张之洞对礼乐辅翼教化之功的深刻体认，亦得益于其师承。恩师胡林翼于《论语衍义》中明言：“礼乐者，国家之元气。礼乐一日不变，则国家一日不衰。方古昔盛时，君作于上，臣谋于下，乘时应运，德位崇隆，而犹不敢苟。故材艺兼长，《周官》未成全帙；父子皆圣，《雅》《颂》必待数传。盖必使出之自我者极于精详，而后被之于人者同归陶淑，此先进之礼乐也。”兴义府城珠泉书院讲席童翚，亦为张之洞师，其《企石山房诗存》中有《省垣寓楼即景》：“谁家调轸试琴声，按谱初弹手尚生。一碧天光凉似水，疏帘不卷月阴清。”由此可知，童翚不仅善琴，更悉琴道。又有《题朱晓山学博消夏图》：“古琴挺三尺，修竹森万竿。看竹不一问，抚琴良独欢。”师辈言传身教，琴中之道已深入少年张之洞之心。

　　少年张之洞对于琴之“弦外之音”，已深有体悟。咸丰四年（1854年），即其十七岁在兴义府所作课草，全册诗文186首中，咏琴之作竟多达20篇。如《舜在床琴》：

竟入他人室，何来逸韵闻。徘徊聆雅奏，恍惚见都君。

不改挥弦乐，空烦下石勤。床宜名不死，琴自谱南薰。

摄注销炉篆，桃笙展簟纹。操时聊解愠，眠处即看云。

莫堕湘娥泪，休矜傲弟勲。怜他颜忸怩，和气与氤氲。

　　诗中“都君”即指舜帝。《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禅位于舜时，“乃赐舜纟希衣，与琴，为筑仓廩，予牛羊”。此处之琴，实为权力象征，故舜父瞽叟与弟象谋害舜后，首要争夺之物便是此琴。舜即位后，以尧所赐之琴作《南风歌》，“南风”“南薰”之象，寄寓了对政治清明、民生安乐之热望，开“弦歌治国”礼乐时代之先河。

　　其另一诗作《乘桴浮海》则云：

竟舍苍生去，言从沧海深。三山闻落木，一叶似飞禽。

鹿任中原逐，龙蟠大泽吟。风云无际会，身世此浮沉。

祇载诗书去，相偕剑佩临。荒凉千里目，悲悯两人心。

丛桂香多露，扶桑葚满林。师襄如可访，重与理牙琴。

　　此诗既抒逐鹿中原、风云际会之壮怀，亦表心系荒凉、悲悯苍生之幽情。末句“师襄如可访，重与理牙琴”，则饱含对礼乐育才功能的深切认同。《孔子家语》载，孔子学琴于师襄子，其悟性令师襄叹服。后因诸侯争霸、“礼坏乐崩”，师襄子愤而弃官，隐遁海滨。张之洞此典，寄寓了对重建礼乐秩序的深切渴望。

　　《论语·阳货》记孔子之叹：“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春秋末期，礼乐徒具形式，诸侯只求排场奢华，而失其根本精神。孔子强调，先王制乐，旨在涵养民德、导引和睦。乐虽借钟鼓而鸣，必先有内心之和顺愉悦，方为真乐。若失此本心，纵使钟鼓铿锵，亦不过虚有其表。夫子对此舍本逐末之痛心疾首，令少年张之洞深有共鸣。古琴所承载的礼乐真精神，亦令其终生眷恋不忘。

　　光绪元年（1875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于《子部·艺术类》中，特为学子开列《琴操》《琴史》等著名琴学典籍，将古琴文化作为“艺”之重要部分郑重纳入，足见其对此道之珍视。

黔西南州兴义笔山书院陈列馆中的古琴表演

　　纵观张之洞一生，琴非仅为抒情寄志之具，更是其精神操守之象征。其诗文中常以琴喻志，借“清音”象征士大夫之耿介。他所推崇的“清流”政治，主张“持正守静”，其内核正与古琴“中正平和”之道相通。在其三十多岁任湖北学政时，留有《题伯牙台》诗：“瑶琴已碎有余哀，知己谁为冠古才。流水高山人不见，野花香到伯牙台。”慨叹世道多戕，知音难求。而其在晚年诗作中，屡以“孤桐”“素丝”自况，彰显其坚守节操之志，古琴在其精神世界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面对晚清动荡时局，其忧患与担当愈加深沉，光绪三十年（1904年），已六十七岁的张之洞自南京过芜湖时，有《过芜湖吊袁沤簃四首》诗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再次以琴寄怀，痛忆庚子事变前与爱徒袁昶谈诗论琴，其乐融融，而今人琴俱亡，论琴与谁？谈诗更无人。琴，已成其一生中安顿心灵、寄托无限感思与家国情怀的载体。　　

结语　

　　清《五知斋琴谱》云：“自古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然则琴之妙道岂小技也哉？而以艺视琴道者，则非矣！”琴韵所关，礼乐所韵，乃修齐治平之志。昔日知府张锳重视礼乐，劝学兴教，化育一方，张之洞承继其父为国育才之理念，为近代中国之教育发展，作出诸多贡献；今日之黔西南，承续张锳、张之洞父子“加油劝学”精神与文教传统，力行“文教兴州”战略。千年古琴之雅韵，穿越时空，依然缭绕于“康养胜地、人文兴义”的高质量发展晴空之中，诉说着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根脉与不竭的精神源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