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洋务运动后期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改革家、教育家。他的事功主要在湖北，其事业的巅峰也在湖北。除了1867至1871年在湖北出任学政之外，自1889年，他在湖北担任湖广总督18年。在这18年中，他以深邃的眼光、宽广的视野、非凡的胆略、坚定的意志匡济时艰，锐志革新。他缔造江汉政绩最著，推动了武汉乃至湖北的近代化。湖北近代化起步较晚，落后发达省份约30年，但张之洞锐意进取，使湖北后来居上，武汉也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张之洞为什么能建功武汉、成就湖北？人们在探索他成功的密码。无论怎样，他的作为与其成长的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其价值观形成时期的环境息息相关。换言之，与他价值观形成时期他的父亲在兴义府培育的“加油”文化大有关系。“加油”文化是黔西南的文化标识，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精神特质是“守正笃行，久久为功”，其丰富的内涵可以从多角度解读。这样的探讨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家国情怀：“能挽河山”与“缔造江汉”

张锳、张之洞父子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具有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和胸怀。

　　张锳迁建试院，捐资兴学；加固招堤，抵御洪水；修筑道路，联通广西。他治理兴义府，鞠躬尽瘁。在任时勤政爱民，功劳卓著，“宣宗闻其能，特召对”。张锳千古留名，载入史册，民国《安龙县志》称赞他“大功之速且伟”，民国《南皮县志》称赞他“为国为民以死勤事”。

湖北兵工厂即汉阳兵工厂

　　张之洞经画恢弘，综理微密，筑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建学校、练新军，缔造江汉，造端宏伟。他的幕僚辜鸿铭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家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辞世，皇帝上谕褒扬他：“服官四十余年，擘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见。”溥仪帝师陈宝琛为他写了墓志，称赞他“公抱体国之忠，救时之略，膺疆寄垂三十年”。当然，张之洞出任封疆大吏时，中外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他总督两广前，法国以越南为跳板，向我国广西渗透。他奉命主政两广，抵御法国侵略。张之洞运筹帷幄，重新启用能征善战的老将冯子材，招纳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痛击法国侵略者，捍卫国家领土，巩固祖国边疆。张之洞主政湖广时，甲午战争爆发，他积极呼吁抵抗日本侵略者，不仅出谋划策，而且支援前线。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命率军北上后，他署理两江总督，在东南沿海积极布防。这也是他的家国情怀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他都维护民族利益。

　　张之洞的远大抱负孕育于兴义府，受他父亲影响很大。从小他就对父亲敬佩有加，十一岁时撰写的《半山亭记》充满了对父亲的敬仰之情。当然，他的老师胡林翼、韩超也是志存高远之士，对他也有影响。他的抱负在他十二岁编的《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中就有多次流露。《吊十八先生文》高度赞扬十八先生为国尽忠的气节。在《送景幼嘉之官黄平序》中，他提出，为政一方，至少应该做到政简刑清、狱讼衰息，时丰岁稔、政通人和。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胸襟和抱负，实属难能可贵。黔西南与武汉两幅楹联是“加油”文化对张之洞熏陶的经典例证。“携酒一壶，到此间畅谈风月；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这是张锳远大的抱负。“昔贤整顿乾坤，缔造皆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米欧遥。”这是张之洞广阔的胸怀。两副楹联可谓异曲同工，精神实质一脉相承。可以说，在耳濡目染中，张之洞胸怀大志；在文化熏陶下，张之洞积功兴业。《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报道张之洞逝世的消息时，称赞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

　　二、重教理念：“最得士民心”与“兴学爱士”

张锳、张之洞父子治理地方时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兴学育才，这是他们的治理理念。

　　张锳重视子侄辈的教育，延聘名师硕儒教育下辈。但是，他更加重视士民的教化，因为他是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地方官员。在《植桂轩记》中，他说：“余植桂，卜郡士贵。郡士，吾子民也。郡士贵，犹吾子孙贵也。卜贵，何必定私吾子孙？愿斯桂也，早芳而多花，异日郡士科名之盛，有如此桂，是吾愿也。”张锳似乎感动了上苍，1852年秋，六桂齐放，兴义府六人中举，包括张锳之弟和儿子张之洞，在兴义府的历史上，这是空前的。张锳在教育上颇多建树，他重修兴义府学，兴建义学2所，修建府城书院、普安盘水书院、册亨书院、安南县书院、兴义县文庙，迁建兴义府试院。最令人感动的是流传至今的知府“添灯油”劝学的故事。《南笼续志》称赞他“最得士民心”。张锳兴学重教，兴义府文风甚盛，人才脱颖而出。张锳任职兴义知府10余年间，兴义府城考取举人20余名、进士2人，选拔各类贡生近40人。

张之洞主持修建的武泰闸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有过多次主管教育的经历，任湖广总督后，他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他最早成立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学务处，使教育管理做到以专责成，为全国各地仿效，直接推动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他率先在湖北制定新学制，直接参与主持清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学制——《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他在湖北推行教育兴革：进行书院改制，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立起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专门教育、特殊教育的近代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成为清末近代教育最发达的省份。他还是废除科举制的重要推手。张之洞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徐世昌评价他：“兴学爱士教子尤有法，大学士之洞其最著也。”辜鸿铭说：“文襄之知人爱才，有大臣风度也。”张之洞病逝，四川总督赵尔巽上奏，请求将其在四川学政任内兴学育才事绩宣付史馆，编入列传，得到批准。

　　张之洞很好地传承了父亲张锳重视教育的治理理念，换言之，张之洞传承了“加油”文化的精髓。张之洞从小生活在兴义府，接受优良的教育，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7岁时参加殿试并一举夺魁（探花），这是张锳家庭重视教育、言传身教的硕果。张锳在兴义府营造的兴学重教的良好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张之洞的世界观。实际上，少年张之洞对父亲兴学重教是十分钦佩的。在11岁所作《半山亭记》中，张之洞就赞美道：“岁在壬寅，家大人先守是邦，文风雅俗，焕然一新。”张之洞无形中吸收了父亲的思想。收录于《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中的《送景幼嘉之官黄平序》中，张之洞就有这样的爱士施仁的观念：“惟崇经讲道，爱士施仁，说礼乐而敦诗书，先器识而后文艺。”

　　三、民本思想：“惠政感之深”与“利国便民”

　张锳、张之洞父子虽出生于官宦之家，但他们没有官家子弟习气，他们关心民瘼，有深厚的民本情结。

　　张锳心系百姓，为民解困。他捐建义学2所，使府城义学增加到6所，目的是解决少数民族子弟读书的困难。他将棉花业和原有田租所得用于解决6所义学的办学经费。他甚至悉心规划，为各级各类学校筹资，“自发蒙至成进士，均为筹定资费，俾寒士得图上进”。他筹措资金，修建兴义府进入广西的道路70里，方便百姓来往。他培修招堤，使府城免遭城东北陴溏海子洪水的浸灌，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他兴修义仓，积谷备荒，增修育婴堂，抚养孤幼。张锳以“多善政”载入史册。《南笼续志》给予很高的评价：“郡官历任之久，莫锳若；惠政感之深，莫锳若；以及保危城平大乱，大功之速且伟，尤莫锳若！”百姓感恩于他：“合郡士民乃私立‘遗爱祠’以祀之。”

　　在湖北，张之洞经纬万端，政绩斐然，在交通、经济、教育、军事、市政诸方面，均有建树。他建立了湖北近代工业体系，其中，汉阳铁厂为亚洲最早的重工业，武昌纺织四局奠定了湖北仅次于上海的纺织业中心的地位；他建立的新式学校之多、类型之全，使湖北教育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他建立的湖北新军无论是规模还是素质，都仅次于中央军北洋新军，湖北枪炮厂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枪炮厂。他的市政改革推动了武汉等城市市政近代化。张之洞辞世时，上谕称：张之洞“凡所设施，皆提倡新政，利国便民”。陈宝琛《张文襄公墓志》曰：文襄公“用财浩繁，大率取之中饱私规，不竭民膏，不侵库款”。的确，他的作为并非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造福百姓。例如，他修马路，“交会通达，民生日阜”；他建纺织四局，“此为富民塞漏上策”。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惠民工程。他在武昌修筑了武金堤和武泰闸、武青堤和武丰闸，在汉口修筑后湖长堤40余里，排除水患，保护百姓安全。在长江堤岸修筑后，江边有大量土地可供耕种。他成立清丈局，清丈土地后，开出优惠条件，提供给百姓耕种，解决百姓生计。在建筑堤防的同时，张之洞疏浚河流与湖泊，将积水排除在堤外，防止城市内涝。水利工程集除弊与兴利于一体，武泰闸建成后，四乡船民纷至，土特产品云集，武泰闸、鲇鱼套居民陡增，商业繁荣。

　　张锳、张之洞还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即在一地任职历时久。张之洞曾谢绝调动到京城或外地，原因是他不想湖北的事业半途而废，而是想一鼓作气，实现他的愿景，这还是“加油”文化熏陶的结果，因为，张锳也曾是这样做的。他的民本思想、为民情怀是“加油”文化氤氲浸淫的产物。在兴义府成长时期，他目睹父亲的勤政，钦佩父亲的政绩。张之洞《半山亭记》中有相当深的印记：父亲主政，兴义府“文风雅俗，焕然一新”，原因是父亲“固常与民同乐”。他能体会父亲的心境：“题诗励士，把酒劝农，四境安恬，五谷垂颖者，则太守之真乐也。”

　　四、廉洁精神：“以廉洁而知名”与“廉正无私”

张锳、张之洞父子都久历疆寄，位高权重，主政一方，独当一面，有相当多的发财机会，但张氏父子却两袖清风，甚至一贫如洗。

　　张锳在兴义府任知府10余载，收入不菲，但他勤俭自守，捐俸银却很慷慨。他捐建了两所义学，为当地少数民族子弟提供读书的机会；他迁建试院，捐银1000两；他主持纂修《兴义府志》，捐银2000两付梓。他约束下属，严禁贪腐。他教育家人，崇尚节俭。民国《安龙县志》褒扬他“以廉洁而知名”。

当年兴建中的抱冰堂

　　张之洞素性节俭，廉洁自律。他捐俸银于公益，数量远超其父，当然，张之洞收入也远远高于父亲。他早年做京官时，官微权轻，收入菲薄，生活拮据。捉襟见肘时，甚至靠夫人典当衣物，置酒以过生日。后来外放，担任六年多的考官和学政，考官和学政都是美差，此生足以衣食无忧。但张之洞却廉洁自持，不义之财不取一分一毫。赴武昌上任总督伊始，张之洞便主动约法三章。1889年10月27日，他致电江夏、汉阳两县官员，告知其抵达武昌的时间，要求“所有公馆及衙署供应，务从简朴，不得华侈繁费，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菜，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无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账照数发还。万勿故违，致干未便”。赴任仅数月，他又将督署常年供支银两千元充公，交给善后局。按惯例，这笔钱由他自己支配，这是合法合理的。1890年夏，湖北水势汹涌，张之洞一面告诫各地备汛，一面亲赴荆江险段查勘水情、堤工。7月7日，他致电荆州道、府和江陵县官员，告知将到荆州查勘堤工，自己一行人食宿在军舰，无需由地方提供服务。张之洞乘着轮船奔赴石首、荆州等地，又由陆路赶往钟祥、潜江等地，再从汉水回到武汉，一路风尘仆仆，劳累奔波半月之久，以致在酷暑中大病一场。驻节武昌时，他还规定，宴会的标准严格控制在五簋八碟，不得超标。无论是做湖北学政，还是做湖广总督，以他的法定收入与合理收入，完全可以做到锦衣玉食，至少应该比较体面。但张之洞却经常面临家庭的经济压力，因为，张之洞乐善好施，捐资兴学、印书、赈灾，十分大方。1905年，畿辅有200名学生来湖北读书，每人每年需交学费100元，张之洞便将他兼任湖北巡抚的公费银14 800两交给学务处，充当这些学生的学费。实际上，张之洞个人是完全可以支配这些资金的。有学者不完全统计，张之洞一生捐款至少在271 275两白银以上，还不包括一些登记数额的捐款。张之洞如此清廉，自然获得广泛赞誉，其被认为“清操俭德，直大臣中所仅见”。他辞世时，上谕褒扬他“廉正无私”。他廉洁奉公的事迹载入史册，《清史稿·张之洞列传》称赞他“家不增一亩”。

为纪念张之洞治理湖北政绩而建的奥略楼

　　张之洞廉洁奉公的美德不仅源自他父亲在兴义府任内培育的廉洁风气，更主要的是源自他的家传。张家数代为官，清廉自持，家风醇正。张锳教育家人：“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张之洞在优良家风中，受到教化和熏染。他对父亲的清廉是敬佩的，对清官是向往的。父亲去世时，他作《铜鼓歌》以示哀悼与怀念。诗中赞美了父亲的高洁品德：“此诗述德因爱物，子孙永宝当不佻。藏之宗祏无忘在莒事，亦知乃祖乃父于国宣勤劳。剖符领郡三十载，不蓄长物甘萧条。”即是对父亲的赞美，又何尝不是自身的追求。

　　晚清末造，政局杌陧，社会动荡，张之洞总督两湖，成效卓著，实属不易。诚如他的弟子张继煦所说：“费无量数之苦心，经无量数之痛苦，铢积寸累，卒能有所成就。”“故公一生精力，几尽用之于鄂，而事业之展布，亦于鄂为最著。”张之洞之所以能缔造江汉，成就湖北，推源溯流，“加油”文化是重要源头。

　　（本文为黔西南州2025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社科专项课题第10号“张之洞缔造江汉与‘加油’文化关系研究”研究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