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青/钟庆

张锳（1793—1856年），字又甫，号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晚清重臣张之洞之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张锳被授予兴义府知府，在此工作生活十余年。张锳对兴义府教育的主要贡献是设法为贫寒士子筹集“膏火费（灯油费）”等教育资助，完善了从义学到书院、从宾兴到公车的整个科举考试的资助体系。

膏火减少 寒士求学难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张锳到任兴义府知府后就面临珠泉书院经费不足的问题。兴义府书院的建设可追溯到乾隆时期的南笼府。据乾隆《南笼府志》记载，南笼府书院始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位于南笼府城北魁星山，因面临九峰，遂名“九峰书院”。后因其地狭隘，将书院搬迁至东门外试院之中，名为“珠泉书院”。嘉庆二年（1797年），珠泉书院毁于兵燹。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东门内昭忠祠被改建为桅峰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年），知府谷善禾以十八先生祠增修书院，仍名为珠泉书院。

咸丰《兴义府志》载张锳建兴义府试院图（图片转引自唐保华《张锳年谱长编》）

　　据张锳上报《详请变通书院章程稿》记载，珠泉书院经费来源为“棉花行抽收厘金”。棉花是兴义府重要的物产之一，《兴义府志》在《物产·货属》中将其列为首项。起初棉花利润较为丰厚，嘉庆十七年（1812年），售棉花银一两可以捐出二厘五毫作为书院经费，主要用于书院山长的津贴、生童的膏火费。“膏火”本指士子夜间读书所用的膏油灯火，后成为官府、学校发放给学生的临时奖赏或定期津贴的代称。清代膏火制度设立于雍正时期，目的在于辅助学校教学与推行考课教育（宗尧、邓洪波《教养分离：晚清学校“膏火”制度革废的历史考察》），进入书院学习的士子都有膏火补助。“清代书院的膏火奖赏制度……是对‘寒士’的一种‘补偿’福利，保障了科举选士的公平性”（刘琪《清代书院的膏火奖赏——以助贫养士为中心》）。发放膏火费资助寒士安心读书，是科举公平的重要举措。

　　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棉花行抽取的厘金除满足书院各项经费外，还有盈余，“山长脩金及加增正副课、生童膏火并监院委员薪水各项外，尚能赢银三四百两”。由于兴义府城（今安龙）距离省城、京城路途遥远，赢银主要用于“宾兴”“公车”。“宾兴”是士子赴贵阳参加乡试受到的经费资助，“公车”是士子赴北京参加会试受到的经费资助。道光十六年（1836年）后，棉花行利润逐年减少，难以维持书院膏火等各项费用，“每年所捐厘金尚难敷书院生童膏火”，导致“连年减课”，“宾兴”“公车”费用也逐年减少。

　　科举时代，贫寒学子若想走科举之路，要历经“义学到书院”的求学过程，参加童试（各府内）、乡试（省城）、会试（京城），每一步都需资金支持。随着棉花行利润减少，资助士子的经费大幅减少，“原定宾兴银四百两，己亥科（1839年）减至三百两，庚子科（1840年）减至二百两”，减幅达1/3。公车经费减幅更大，“原定公车银二百两，庚子科（1840年）减为一百八十两，辛丑科（1841年）减为一百二十两”，减幅达40%。对于贫寒士子来说，自身没有经济来源，膏火费和其他科举考试费用的减少，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科举之路。张锳在奏折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担心对寒士的资助越来越少，不利于“培文教而励单寒”。

筹集资金 科举全免费

张锳对寒士的境遇感同身受。他自幼父母早逝，家境贫寒，“艰苦卓绝”（《兴义府志》），令他深知寒士读书的不易。他的科举之路充满坎坷，六赴会试而不中，使他能深切体会寒士赶考的艰辛。在咸丰《兴义府志·学校志·试费》中，张锳感叹“自念一介寒儒，幸叨科第。回忆昔年赴试，艰苦备尝，况味依然如昨”。因此当他“一行作吏”成为地方官员，“有不为寒士周筹而心不安者”，立志要做到“自童子试至乡会试，有款无费”。为寒士从发蒙读书到参加乡、会试，筹集学习及科举考试的资金，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俾寒士得图上进，共相琢磨”。

　　刚到任的张锳立即走访地方绅士，悉心筹划。义学是政府供贫寒子弟免费就读的学校，府一级书院主要供通过童试考取的生员（秀才）就学。兴义府原有义学4所，为保障更多贫寒子弟能入学，张锳又增设两所义学，兴义府义学达6所。义学和书院是地方教育的重要机构，是贫寒子弟求学的基本途径，张锳对此有深刻认识，他认为“义学与书院相表里，有义学，以端蒙养；有书院，以教成材”。张锳在教育上不打折扣，要求不准克减分毫，必须保障教育经费。

位于安龙一中内的《原任兴义府知府南皮张公遗爱祠碑记》（图片来自唐保华《张锳年谱长编》）

　　随着棉花行利润减少，义学和书院经费减少，加上前任知府任意克扣，“乡、会试费克扣亏短，多士颇有怨言”（《兴义府志》）。张锳决定将棉花行的厘金专门用于书院和义学经费，“于棉花行内，岁拨银三十两，连旧有田谷，分为六堂义学延师之资。又按月拨银一两，分作背书奖赏。其余厘金，专供书院经费。”至于岁试和科试的考试经费，张锳得到兴义府士绅的大力支持。安龙人景寿春是嘉庆十五年（1810年）举人，此后一直未考中进士，与张锳境遇相同。据《贵州通志·人物志》，景寿春于道光六年（1826年）经“大挑”一等以知县用，历任江苏督粮同知、镇洋县知县、长洲知县、通州知州、徐州知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鸦片战争事起，景寿春率乡勇防堵，“卒于官”。景寿春关心桑梓，任丹徒知县时捐银500两，修复兴义府城内文庙。署通州知州时，又捐银2600两购买田地作为岁、科试卷田，捐银1000两作为乡试试卷应试费用。

　　按照规定，“文武童生入学应备覆试卷册及学官贽仪”，但对于寒士来说，这点试卷费和给学官的礼品费都很难拿出来。张锳深知寒士之苦，决定这点费用也不让寒士们出。他“于庙工余银内拨银二千两，发铜铅肆生息，月息银一分五厘，岁收银三百两，以百两为育婴堂经费外，以二百两供学官，永免贽仪、册卷诸费”（《兴义府志》）。

　　兴义府士子参加乡、会试所需“宾兴”“公车”费用每次银600两，张锳细心谋划，“查府学旧有存商生息银五百两……庙工捐项余银内拨银一千两……以上本银一千五百两岁收生息银三百两，以十年计之，共得息银三千两。按正科三次需银一千八百两，即遇恩科两次，亦足敷用”（《兴义府志》）。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贫寒士子“自发蒙至中进士，从师赴试有款无费”。

　　兴义府人严以正在《修兴义府南路碑》中所记张锳到任后所做六件实事，即建试院、修书院、严课试、增经费、培招堤、开水道，前四件都与教育有关。据张锳之子张之清所撰《中宪大夫署贵州贵东兵备道又甫府君行状》，张锳在兴义府建成了科举考试的完整资助体系，贫寒学子只要能读书，全部免费，“义学、卷田、宾兴、公车诸色目，使府人自束发受书，以至成进士，不用一钱”。士子们只管安心读书，奋志潜修，文风益蒸蒸日上。

修府试院 劝学人才兴

兴义府试院是兴义府所辖地区童生参加院试（考取秀才资格）及岁试、科试（考核生员学业）的考试机构，是兴义府人文发展的象征。府试院始建于雍正九年（1731年），位于兴义府署右侧，嘉庆六年（1801年）后改建于城东北三里。张锳到任兴义府时，府试院已多年未加修葺，破旧不堪，号舍不满五百，不敷使用，加之离城太远，士子考学极为不便。张锳决定在“府城内旧东门直抵北城墙”购地近10亩，用于迁建兴义府试院。为筹措建设经费，张锳率先捐银1000两，府辖各厅、州、县官绅都纷纷捐款，前后共捐银达3万余两。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至当年九月，半年时间，府试院即修建完成。新试院工程浩大，号舍可容纳1200余人，焕然一新。

　　新修的兴义府试院正好位于安龙乡贤李贤经、李琼英祖孙旧宅处。李贤经是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进士，是安龙历史上第一个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历任山西道、陕西道和山东道监察御史。御史有“闻风言事”的职责，据《清实录》记载，李贤经建议皇帝将琐屑细务交由下级官员办理，对皇帝政务处理权进行限制，被学界认为是中国近代观念的萌芽。李琼英是举人，早在道光六年（1826年）张锳初到贵州任职时就与其相识。李琼英曾任思州府教授，后任职贵山书院，诗文造诣深，著有《旨远集》，终老贵阳。安龙的李氏旧宅年久失修，张锳复建李氏故宅，因李琼英号他山，特名“他山楼”，以此纪念李氏，勉励学子以翰林李贤经、举人李琼英祖孙为榜样，在科举考试中能榜上有名，振兴家乡文教。

　　张锳用心良苦，在李氏故宅处建“植桂轩”。因为乡试在秋天举行，正是桂花开放之时，寓意兴义府学子在乡试中能“蟾宫折桂”。张锳在植桂轩处种植了6棵桂花树，10年后的咸丰二年（1852年），6棵桂花树全部开花，当年兴义府有4人在省城贵阳乡试中考中举人，另有张锳之弟考中顺天府举人。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张锳之子张之洞考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时年仅15岁。考中举人数恰好与6棵桂花树数目相同，令张锳大喜过望，作《植桂轩记》。

　　张锳在植桂轩旁建了座“望杏楼”，会试在春天举行，正是杏花开放的时候，“望杏”寓意士子们在会试中能高中杏榜。咸丰二年（1852年）的喜事不止是6人中举，还有1人考中进士。《植桂轩记》一文记述咸丰二年（1852年）春，“古杏吐花极盛”，安龙人景其濬考中进士。景其濬后任陕甘学政、河南学政、詹事府詹事、安徽学政等职，官至内阁学士，是晚清著名收藏家，迄今其藏品流布世界。

　　张锳为府试院所写楹联中也表达了对兴义府科举人才勃兴的企盼“卜地得居中，前凭玉案，后倚桅峰，独据山灵钟秀气；凌云期直上，秋捷桂林，春游杏苑，都从棘院发先声”。

　　张锳对科举的执着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期望振兴地方文教，为国家培养人才，促进经济事业发展。在《植桂轩记》一文中，他坦言：“夫吾人读书，岂仅为科名？科名者，事业之阶梯耳。余愿郡士联翩掇高第，居清要，为栋梁材，异日经济事业更越景叔、文正而上之。”王景叔，名王祐，是北宋宰相王旦（谥号文正）之父。日后张锳之子张之洞官至军机大臣，是晚清社会变革重要历史人物，张锳与王旦颇有相似之处。

添灯助学 “加油”广流传

张锳的努力使兴义府的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安龙县地方文史学者唐保华不完全统计：自张锳出任兴义府知府（1840年）兴学重教以来，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旨废除科举（兴义府于1909年举行了最后一次贡生选拔），原兴义府所辖地区（含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盘州市）涌现出文武进士6名、文武举人96名，另选拔各类贡生近300名。

　　张锳是黔西南地区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正是他的苦心培育，带来了兴义府（黔西南地区）的代代人文昌盛。

　　晚清时期黔西南的笔山书院名师荟萃，其中以开通贵州新学之风的原学古书院山长、黔中大儒雷廷珍和他的学生——冠绝京华的一代通才姚华、中国国会请愿第一人熊范舆最有名。他们受聘为笔山书院山长，将学古书院的新学之风带到黔西南，培养了新式人才。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日归国的贵阳举人徐天叙出任笔山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带领13名学生赴贵阳投考新式学校——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全部被录取，排名前列，一时轰动全省，黔西南人才勃兴已初现端倪。

　　至民国时期，黔西南人才呈现异军突起之势，贵州唯一，全国少见，成为一种特殊现象。短短30年间，群雄聚起，活跃于国内政坛，领一时风骚。据《盘江历史风云人物》记载，民国时期，黔西南人物中产生了两个国民政府部长：军政部长何应钦（兴义人）、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兴义人）；五个省长（包括省主席）：贵州省省长刘显世（兴义人）、袁祖铭（安龙人）、李晓炎（贞丰人），贵州省代省长刘显潜（兴义人、刘显世堂兄），河南省代省主席刘燧昌（刘显世子）；五个司令：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兴义人、王伯群弟）、国民党十九兵团总司令何绍周（兴义人、何应钦侄）、起义将领国民党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安龙人）、福州军区副司令杨滨（安龙人）、贵州西路纵队司令王海平（贞丰人）；四个军长（包括副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韦杵（安龙人）、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军军长王文彦、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陈弦秋（兴仁人）、北伐军第十军副军长何辑五（兴义人）。

　　黔西南百姓至今仍忘不了张锳为兴义府作出的杰出贡献，《原任兴义府知府南皮张公遗爱祠碑记》，记述了他全心教诲士子的事迹：“郡人秀异有志者，每于课试书院，日集于一堂，论学谈艺，课卷皆手评定之，或召入署，从容款接而教诲之。我郡处僻，艰得师友、图书，自沐公教，鼓舞摩厉，才俊辈出，文化之兴，公之力也。”普通民众则口口相传他为贫寒士子无私付出，日日“添灯油”劝学的故事。时过境迁，张锳的故事在安龙、在黔西南、在贵州乃至在全国愈传愈广。

　　（本文系黔西南州社会科学院界联合会委托课题《“加油文化”内涵特征及践行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