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煌

张之洞自1867年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以后，长年担任学官，于1876年卸职回京。近十年时间里，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等职。其间，他积极整顿科场，革除科举弊病，重塑士林新风，湖北、四川两地教育焕然一新。张之洞早年从事教育的经历，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人才，成为他日后新式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来源，推动了晚清湖北、四川等地教育的近代化转型。

一、革选才之弊

人才是富国之本和第一资源。张之洞十分注重人才选拔，任学政期间，他大力革新旧时科场人才选拔弊病，重新建立了新的评价体系，选拔出了一批可用之才。

弃专儒之才，选致用之才。张之洞在选拔人才时，不刻意考察考生掌握儒家经典的熟悉情况，而看重考生是否有独到的思想见地。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间，在举行科、岁试考及童子试选拔秀才时，就经常依据考生的才能表现进行奖励和选拔。同时将其中优秀的文章编为《江汉炳灵集》供士人学习。该书共分为五大类，第一集为四书艺，第二集为试律，第三集为府试古学之文，第四集为书院通经学古之文，第五集为观风之作。该书出版后，广受士子好评。张之洞十分爱惜人才，湖北经心书院建成后，为纪念书院贺人驹、陈作辅、范昌埭等高材生，张之洞还专门作《四生哀》诗集以存其名，以示纪念。1873年，张之洞任四川乡试副考官，随后获授四川学政，他尽心为国挑选致用之才。在本届科考中，就选出了吴谦、吴德㴋等人。

除善文之才，选博学之才。张之洞还十分注重对博学之才的选拔。1867年，张之洞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期间，亲力批改考卷，所批改的试卷占到总试卷数的十分之七。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间，也十分注重选拔博学之人。他认为，词义精美的考生只能列在高等，而“如能全局统作，并皆通博雅赡，尤当从重奖励”。由此可见，在张之洞看来，与雅赡之才相比，全局统作之才更为难得。

弃擅试之才，选专长之才。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间，不把考试选才作为唯一途径。他认为每个学生“各有优绌”，考试只能从一个方面进行考察。因此，他每次总是出大量题目，以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来选答，“许其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同时，他要求各地收到下发题目后，三日内召集诸生考试，并限定两月内汇齐登记造册，由他校阅。除了考试选拔外，张之洞还十分注重考察考生的思维能力。对于考生平时有学术渊源，有经史纂述、诗古文辞，甚至是裒然成集，或者是录写数首的著作，都可随同试卷一起送来。考生的特长、能力成为他打破原有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

二、重塑新的选才标准

晚清以后，文字中求贤、贡生名额泛滥、不考察时务等落后选才标准导致了科场风气败坏和病弊丛生。张之洞任乡试考官、学政期间，敢于打破科场规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对他此后的择才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拘一格的选才标准。张之洞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唯才是举。在浙江任乡试副考官时，张之洞没有仅凭文字判断人才水平，而“专看根柢、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任湖北学政后，张之洞经常出题选拔人才，并亲自批改考生的考卷。他还十分注重在平时考察和发现人才，有著作的学子则可随卷呈送。巡视地方时，遇到学业优秀的生员他也会大力奖掖。他这种不拘一格的选才标准成为他以后唯才是举观的重要来源。就在卸任四川学政后不久，张之洞在向朝廷上奏的《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中总结了选才七端，其中在第四端中就提出选才不必拘泥，“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巨之任，不限疏戚”。后来，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后，也不拘泥于人才学术水平上的差异。他在给国家推荐人才的《胪举贤才折》中，举荐的官员五十九人，其中不认识的人占十分之七。

宁缺毋滥的选才标准。张之洞在人才选拔上，严格控制录取数量，确保选用真才实学的人才。清代在规定地方各州县生员录取名额上均有定数。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为向地方筹措军饷，朝廷出台了凡助饷州县可增加录取名额的规定。由此导致了部分省的贡生生源名额激增。受此影响，湖北地区生源数量扩张严重，导致了生源质量下滑严重和不良学风的蔓延。张之洞就任湖北学政后，积极上书建议将程序稍加变通核减生源数量。最终朝廷采取了“稍为从严”政策，对生源数量进行限制，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颓势学风。

张之洞在四川任职期间同样遵从着从严选拔标准，这从他创办的尊经书院招生中可以看出。尊经书院对生源数量和质量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外地考生报考书院不仅要核实籍贯学册，还要考核文理和书法。除此之外，在录取比例上，“三课不入二百名内，除其名”。考生中如果佳卷过多的话，也不能超过二分之一。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录取方式，才保证了书院的生源质量和教学水平。

通经时务的选才标准。张之洞十分重视通经之才和时务之才，在管理尊经书院过程中，张之洞要求书院学生，“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同时也要“时文固所习”。张之洞将通经作为考察选拔人才的第一位。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时，张之洞虽不太看重文字格式，但是“惟义理悖谬者，虽一两语必黜”。他编纂的《车酋轩语》关于治学门径等内容，首先讲的就是通经。任四川学政期间，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也将通经作为考核学生的首要目标。他认为通经是做学问之本。圣贤通晓天下的事理，是为做学问人的根柢。而通经就是根柢，是开展治学的基础，“学制不得不先求诸经”。

张之洞还十分注重时务型人才培养。他认为做官不读书即为见近不见远的俗吏，读书却不知时务的读书人就是陋儒，而扶持救世、利国利民，才是读书人应有之义。国家选才，他认为不能仅凭文字考试，而“尤宜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既通经又识时务的人才观，反映出张之洞早期渴望得到既能够恪守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同时又能应对处理急剧变化的社会各类问题的人才。他的这种人才观也成了最终“中体西用”思想的理念来源。正是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张之洞在四川期间，录取了张祥龄、毛席丰等有才华的考生。

三、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

张之洞积极推行人才制度改革，实施分类考评、分类评价、分区选拔等举措，发现了一批人才，减轻了学生负担，积极推动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

破除了将考试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制度。张之洞任学政期间，对科场旧试进行了适当变通，注重发掘考生特长，激发考生潜能。一是准许考生自由发挥。科举考试通常要求以作经文一篇为录取条件，且作文格式固定，并以五经中择句为题。张之洞认为这种方式过于拘泥，容易禁锢学生思想，便允许学生用自己的思想解经，“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听生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偏僻的典籍文献，允许注明出处，对有著作的考生，“可随卷送呈”。二是准许各默各经，不实行千篇一律。科场中按例均有默经一段的要求。张之洞认为如果按规定报名认习一经，难免出现同题的现象，况且童试人数众多，全部应试经解，则可能会出现经、古文因一场考试而势不能容的情况。因此，他推行由考生报名认习之经，“令其各默各经，以免名实相戾”。三是将试经改作解经。新生覆试当日，按例有经文一篇。他认为经文“为格式所拘，未能朴实说理”，应当酌量情形，留意平日留心经书与否。因此，担任湖北学政期间，他奏请将新进文童覆试经文改作经解，并获得朝廷准许。张之洞个人威望也由此在士子们心中得以提升，“在湖北亦惬众望”。

变集中考录为随棚录取。张之洞还敢于打破科场定制，对人才选拔采取灵活策略。按照惯例，学政须定期到各州县按巡。张之洞每到一地，都十分注重发掘和启用当地人才。1869年，他在按巡德安府时，就发现安陆县的陈作辅文章淳雅，是寻觅的二十位高材生中的一位。随后，他要求陈作辅秋季行至德安。后陈作辅不幸去世未能赴约，张之洞十分惋惜，并作《哭陈生作辅》诗二首。为尽可能地搜集到人才，张之洞还在四川推行了随棚补录政策。1875年，四川举行乡试录遗，全省录遗生监多达一万余人。为避免因人数过多而出现错乱情况，张之洞奏请在四川实行随棚录遗，并在川北试办数棚，允许未到考生可前往省会补考。该项举措试办效果很好，考生从容应考，“舆论称便”。

四、营造良好育才新风

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保障。清末士风多为空洞之说，以致学术荒废。就四川来说，张之洞来四川任职之前，四川士子“除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生不见《史》《汉》”。张之洞担任学政期间，大力整治学风，倡导实学学风，科场风气为之一变。

一是改革蔽塞学风。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已传入中国，但传统书院在教学中仍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授内容，学生接受的知识单一，视野较为蔽塞。张之洞到任四川学政后，新建尊经书院，并专门修建尊经阁。阁内有中西书报，另有挂图、仪器、标本等。尊经阁的修建扩展了学生视野，为他们认识西方打开了一扇窗户。为帮助学生掌握治学门径，张之洞在四川编纂了《书目答问》一书。书中列出了不少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学书籍，如《新译西洋兵书》《新译几何原本》《代数书》《数学启蒙》等。

二是涵养清廉之风。张之洞把推行俭朴学风作为改造科场的重要方式。张之洞从小深受勤俭家风熏陶。十岁时，张之洞开始学习诗文，其父张锳就灌输子女俭朴好学的思想：“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四川学风不振由来已久，张之洞刚到四川就有“经术道德皆寂灭，世人所爱徒文章”之感。他认为“以士林而论，补救之道，惟有力行节俭一策”。在如何做到节俭方面，他要求读书人要尤戒应酬世故。哪怕今后显达富贵，也要以此自持。

张之洞还要求学生“戒孽孽为利”。他认为这一点是做好学问的先决条件。他告诫学生谋生要持正道，不能取不义之财。谋生之道在于“修德勤俭、博学多能而已”。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则不会有饥饿。他还抨击损人利己的人，“岂必损人自利，作奸犯科，乃可生于人世哉”。

不仅如此，他还带头践行廉朴之风。学政历来是一大肥差，每年有棚规（学政进考棚的劳务费）等各种名录陋规收入进账，素有“十年吃不尽”之说。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后，主动裁撤棚规陋习等两万余两，“又核定恩优岁贡及录遗诸费不许婪索”，以至于学政任期满后无盘缠回京，只得售卖自己所刻的万氏《十一经初学读本》方才成行。这种清廉简朴作风直到后来担任湖广总督亦是如此，辜鸿铭曾感慨地说：“全中国的总督衙门再也没比他的衙门更破旧不堪，或更不讲排场的了。”

三是提倡求实学风。旧式科举教育往往以空谈和应考为主，士风不正。张之洞每到一地，都十分注重对当地学风的实际考察。1868—1869年，张之洞对德安府、汉阳、黄州等地案临考察，每到一地，便“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诸生，实行奖惩措施，对专研经学、博闻强识士子特加提拔，并捐廉优奖，对热衷于诉讼多事的考生，则随时访查，核实后即革除发落。不仅如此，张之洞还十分注重在实学方向上的引导。他将各州府选送出的优秀生送往江汉书院肄业，并给膏火，为他们购买经史书籍，以便让他们“专务实学”。

到任四川学政后，张之洞继续推行求实学风的改革。四川科场“弊端亦较他省为甚”。为打开新局，张之洞首先从洗刷人心着手，他向朝廷上奏的《恭报到任日期折》报告了自己的初步整治思路，以“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张之洞还克服蜀道之艰险，亲自到四川各地了解考场现状，“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舁夫颠蹉，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通过一年时间对下面各州县的实地调查，他终于摸清科场弊端，也为学生发扬求实学风起到了引导作用。

五、结语

张之洞积极推行地方教育改革，革除旧有陋习，建立新式教育机构，营造士林新风，为湖北、四川等地挖掘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近代化转型，同时也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观念的转变，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是为地方选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张之洞在地方任乡试考官和学政期间，就十分注重挖掘和选拔人才，为浙江、四川等地培育和发掘了一批有用人才。如在1867年主持浙江乡试期间，张之洞就发掘了如两广总督陶模、外交家许景澄等博学之士五十余人。这次科考众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前后数科皆莫及也”，一时成为美谈。张之洞在四川期间，也挖掘和培育了宋育仁、杨锐等人才，至期满离开四川后，新任四川学政以蜀才相告之，并推荐“四校官、五少年”，其中五少年成为“蜀士一时之美”。

二是推动了湖北、四川等地教育的近代化转型。在湖北、四川任学政期间，张之洞大力整顿四川科场，四川“士风始为一变”。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办了新式教育机构，有力推动了湖北、四川等地教育事业的发展。1869年，张之洞在武昌文昌宫附近建经心书院，该书院有教室及宿舍4栋，房间80余间。书院不授八股应试科目，只授史论、诗赋等，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经心书院的建立使湖北学务为之一振。1875年，张之洞在成都另办尊经书院。“择郡县高材人百人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尊经书院的设立，为四川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大率欣赏者尽在书院”，同时也推动了近代四川教育的发展。如现在四川大学的前身就起源于尊经书院。

三是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观念的转变。为帮助不同层次的士子找到学习方法和治学门径，张之洞还编纂了《书目答问》和《车酋轩语》两部书。《车酋轩语》因讲述治学之道浅显易懂，深受士子们喜爱，刊行后风行一时，“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多地将其作为治学经典必备书目刊印发行。赵惟熙任陕西学政时就通令将其重印，发行全省，作为学士必读书籍。不仅如此，近代众多大家也正是在此书启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曾感慨“得张南皮之《车酋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