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立民

1924年，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王伯群自出白银六七万两，贷款30多万元建成占地三百余亩的校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私立大夏大学不同于国立院校有来自政府的稳定的办学经费，在贵州办学期间资金紧张举步维艰，王伯群殚精竭虑多方筹措资金，乃至身心健康受到损害。1944年12月王伯群在为大夏大学再度疏散寻求帮助过程中，病疾缠身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王伯群为办好大夏大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令人唏嘘不已！

大夏大学迁入贵阳后，于1937年12月4日入驻讲武堂办公。讲武堂位于贵阳市文化路和河滨公园大门附近，原贵州黔剧院与贵州教育学院一带，对于办学而言略显狭小。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1939年大夏大学筹到贵阳花溪2000余亩地辟为新校区，王伯群四处奔走筹款建校。1939年11月30日王伯群致函欧元怀先生：“建筑费由何君函孔，特请五至十万。近日群又特别谒孔，恳请大约五万之数，或有希望。今晨群特访王中委泉笙（近又推中常委华侨中颇有力），交捐册二本，托伊在菲律宾为本校募捐，伊已慨允。”“黔省府之一款务请兄与周旋，更办到十万为上。敬函固只提五万，实则现在计画大增，吾人无妨多请求，否则五十万之数不易筹足也。”（中国嘉德12月1日4617号拍品：王伯群致欧元怀的信函）但因时局动荡，物价高涨，通货膨胀，至1941年大夏大学仅建成三幢钢筋水泥的大楼，后租给了贵州大学。面对办学经费的短缺，除了王伯群自掏腰包、捐资办学，以及争取教育部资助、利用自己强大的人脉向军政首长、各方财阀和地方闻人劝善捐资外，大夏大学是如何渡过经费难关的呢？

积极向大夏大学校友募捐

大夏大学作为一所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私立院校，历界毕业生遍布国内政府机关、高等院校的重要岗位，他们是学校办学经费的积极献捐者。王伯群具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其起伏跌宕的人生道路和敏锐的洞察能力，值得后辈正确、全面的认识。在国势贫弱的年代，王伯群殚精竭虑地关注和推动家乡事务，长期主持大夏大学校务。王伯群在与大夏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时任贵州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贵州遵义地方法院院长蒋慰祖书信中称，因物价高涨，依靠校董筹借200万元、校友募集100万元用于生产事业自救，尚不能解除学校困窘，还需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募集，王伯群焦急心情跃于纸表。王伯群对于校友募集的资金，每一笔均认真对待。1943年10月，王伯群收到蒋慰祖交来的大夏基金10530元，在学校未开据正式收据前，手书临时收据交于学生蒋慰祖。1944年5月，王伯群离世前数月，蒋慰祖为学校建校20周年捐献1000元（相当其三个月的工资），正被病痛折磨的王伯群不能提笔，由其妻保志宁代笔回复（笔者藏品《大夏大学校友献金收据》），只能亲手签名，尚不忘嘱咐其为学校继续努力募集基金。

1944年6月9日，王伯群致函欧元怀先生：“请兄追念大夏缔造之不易，以往心血之可宝，勿为不负责任者一切挑拨离间之奸计所动，毅然决然践履离校时诺言，无论何处均分一部分精神维护大夏。”“俾群短期下乡休养，一俟身心健康，稍稍恢复，可以长途跋涉，即赴昆明为大夏驰驱，促成千万基金，以解决大夏根本问题。群曾宣言愿追随创办大夏之诸兄，为大夏鞠躬尽瘁，牺牲到底，一息尚存，决不食言。”（中国嘉德12月1日4617号拍品：王伯群致欧元怀的信函）

办学资金紧张的压力，迫使王伯群将目光投向创办实业。

助力兴办聚康银行

据刘裕远《对聚康银行的回顾》（《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以及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贵州省志·金融志》，聚康银行是民国贵州首家民营银行，其兴办源于刘熙乙长期经商资金需求大，难以获得在黔国家银行及地方银行等的大力支持有关。刘熙乙出身贫寒，依靠勤奋和诚实经营做到了贵州大盐商的位置，还办有毕节新黔烟厂、贵阳南明烟厂、重庆南明厂、汉口南明厂、贵阳泰和酒厂、湖南辰溪炼油厂、中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新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恒恒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恒毅制蛋厂、中国新民盐业公司、贵州物产运销公司、义孚木业公司等众多工商业企业（杨舒程《刘熙乙：从小商贩到爱国志士的转变》，《毕节晚报》2017年11月19日）。贵阳作为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后方，虽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国家银行纷纷开设，但受制于战时经济的控制，对民营企业支持少。贵州银行也是贵州省政府控制的，财力微薄自顾不暇。1941年刘熙乙与刘玩泉商量筹办私人银行，但国民政府财政部已停止核发银行开业许可证。刘玩泉与王伯群有旧，请托于王伯群去重庆疏通，通过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帮助，花费法币30万元顶得重庆“聚康银号”的牌子，并于1942年6月16日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更名为“聚康银行”，同时变更资本金为法币1000万元，主要股东有刘玩泉、刘熙乙、刘裕远、孙蕴奇、伍效高、帅灿章、邓若符、陈毓祥、田克成、丁纯武、丁达三、李文裳等。刘玩泉投入资本200万元，是最大的股东。王伯群没有投入资本，其每月薪酬大洋100元，股东们同意按50万元干股每年分给其红利。1943年8月，聚康银行由重庆迁往贵阳市省府路58号办公。这里是贵阳的金融一条街，聚集着中央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聚兴城市银行贵阳支行和美丰银行贵阳分行，以及湖南省银行、和成银行贵阳办事处等银行。聚康银行董事长为王伯群，总经理为毕节富商刘玩泉，副总经理为刘熙乙。1944年王伯群病故，由刘玩泉接任董事长，刘熙乙任总经理。1948年伍效高续任董事长，邓若符任总经理，1949年因经营危机清理结业。先后设立重庆分行、安顺分行、梧州支行、长沙支行、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及广州办事处、内江办事处等14个分支机构。银行经济效益良好，社会影响力在贵州也是巨大的，深得贵州商人的信任。刘煕乙承担着银行的实际工作，被誉为“贵州金融界巨擘”。《中央日报》记者撰文称：“刘熙乙是一个青年的实业家，是贵州最有希望的人。”他热心地方教育事业，1940年出资创建了毕节私立弘毅中学（现毕节一中），向大夏大学捐资助学，定是刘熙乙乐意去做的事情。况且王伯群50万元的干股，占银行股份的5%，每年的红利应是不小的数目，对于缓解大夏大学办学经费的紧张大有裨益。

入股贵州永岸盐号

贵州自古不产盐，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赤水旺隆矿区打出了卤水，才结束了贵州不产盐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盐价昂贵，“斗米斤盐”，吃盐当过年。贵州人喜食酸、辣，抛开民俗、环境的影响，缺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贵州经营盐业利润丰厚，历代统治者对食盐严加管控，经销食盐需要获得政府许可并缴纳税金。一些拥有政府资源的盐商大获其利，贵州的巨富不乏盐商，如华联辉、华之鸿经营的“永隆裕”盐号；毕节商人刘玩泉、刘熙乙经营的“永岸盐号”等，无不靠贩盐获取了大量的财富。

不产盐便只有外运，运入贵州的食盐有川盐、淮盐、浙盐等，其中川盐最多时可占贵州食盐的90％以上，官方指定涪陵、合江、綦江、叙永等四个据点购运川盐。1937年四川盐务总局建立食盐统制机构，划定仁、綦、涪、永四个行盐区域，实行统一征税和统一岸权，每一行盐区域设立一家运销商营业处负责川盐运销。抗战爆发物价高涨，各地盐商资本不足，向四川盐务总局请求“辞岸”，要求实行购、运、销自由未获批准，仁、綦、涪三岸盐商相继歇业，没有歇业的只有永岸盐商。

贵州永岸盐号总经理刘玩泉，盐号拥有川黔永运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原名永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经理刘熙乙，协理孙蕴奇，原办公地址位于贵阳市富水路238号，1943年10月1日搬至六座碑路126号。下辖川黔永运销区贵阳官盐营业总处、川黔永运销区威宁官盐营业处等，于盘县、织金、水城三处设有转运站。王伯群日记记载，1942年6月27日，永岸盐号拟增资2000万元股份，刘玩泉请王伯群以身份入股并出任董事长一职。10月3日王伯群将“十万元加入永岸销商作股款”，10个月之后“每万元一股得利9320元，超过预料”。永岸盐号的增资源于食盐官价调高近一倍，盐款每半个月需汇缴四川，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周转。11月16日永岸盐号在原有贵阳中国银行押透2000万元、交通银行押透500万元之外，向贵阳交通银行申请贴现款项，获批500万元贴现总额，每笔不超过100万元，期限最长两个月，月息2分4厘。其时永岸盐号的资产已达11000万元，加之食盐垄断性的经营方式，利润十分丰厚，10个月赚回投资款不在话下。王伯群在永岸盐号的投资获利，大大增强了捐资办学的经济实力。

携手贵州商界夺回仁岸川盐运销业务

抗战期间仁、綦、涪三岸盐商歇业，以上海银行为背景、背靠四大家族孔祥熙的大业公司获准接管仁岸川盐运销业务。贵州工商界纷纷反对，要求黔盐由黔人自办，商界领袖刘玩泉、刘熙乙、伍效高再次请托王伯群赴渝游说。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部长，与王伯群为旧时同僚，加之王伯群妹夫何应钦的权势，贵州工商界终是夺回仁岸川盐的运销业务。

王伯群出任贵州利民盐号理事长，1943年5月19日，以“贵州利民盐号筹备处”的名义致函贵阳交通银行，商议借款事项，仅7月、8月两个月预计用款3000万元（据笔者藏品王伯群致贵阳交通银行的函所叙述）。1943年9月17日经财政部盐务总局核准，该盐号接办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业务，与财政部贵州盐务管理局签署合约，名称确定为“贵州仁边销区官盐委托运销处”，资本金1亿元，实缴8000万元，办公地址位于贵阳市六座碑路126号，由伍效高任总经理，孙蕴奇为副总经理，9月20日开始接收。贵州利民盐号接替大业公司，需支付1.3亿元，除预交的7000万元外，尚缺6000万元需要银行支持。王伯群为此手书一函致信贵阳交通银行，以接收的赤水、猿猴两分处存盐25000担货值2500万元申请借款，从10月15日起以15日为一期，共分6期，每期1000万元，在下期开始前还清上期借款。11月10日经财政部贵州盐务管理局核实，茅台、贵阳、金沙、安顺、滥泥沟等5处转运站尚存盐19510担，均为富巴盐，每担进价1280元，市价2500元，可见经营食盐之暴利。

王伯群出资贵州仁边销区官盐委托运销处与否，据1945年9月14日大夏大学致贵阳交通银行信件可知，王伯群确实出资入了股。在财政部盐务总局核准贵州利民盐号接办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业务之前，王伯群就对该盐号出资了110万元，1943年7月28日大夏大学用这贵州仁边销区官盐委托运销处110万元的股票，向贵阳交通银行申请了抵押借款，获得80万元一年期的贷款，款项到期已申请展期1次。受大夏大学迁往赤水影响，大夏大学资金匮乏再次申请展期1年。此时王伯群已辞世，欧元怀辞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已出任大夏大学校长一职。

伍效高不熟悉盐业的经营，盐号主要由刘熙乙和孙蕴奇负责。其实从贵州仁边销区官盐委托运销处办公地址与贵州永岸盐号均位于贵阳市六座碑路126号来看，贵州利民盐号与贵州永岸盐号均为一家，只是股东增加了伍效高。他们一起兴办了聚康银行，聚康银行股东多为贵阳和毕节、安顺等地的商界名流，如丁达三（中共贵州省委原副书记丁廷模的父亲）、帅灿章（安顺“四大商号”之一的益生昌绸布店老板）。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纵观其抗战时期投资贵州企业一事，在于王伯群拥有强大的人脉，不管是兴办银行，还是官盐运销，均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而不是地方政府能确定的事。王伯群的企业家朋友，正是活跃于贵州市场最优秀的一批人，关系最好的当属商界领袖刘玩泉、刘熙乙、伍效高等人。王伯群全身心投入的大夏大学在1943年、1944年期间资金严重缺乏，何应钦两年间捐款就达到27万元，贵州的企业家朋友自会慷慨解囊。投资贵州企业反哺大夏大学，当是王伯群艰难中无私的选择。大夏大学贵州办学8年，来时300余名师生，1946年返回上海时1800余名师生，对国难时期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