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稿人：刘丽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社
发布日期：2025-01-03 16: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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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中 小在张之洞影响下的林绍年为“加油”做了什么
作者 赖晨
林绍年（1845—1916年），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他忧心国事、敢于谏言，曾经冒死上书反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他曾是张之洞同仁，张之洞推崇中体西用、重学兴教、救亡图存、复兴中华，在其任职的各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良，如大量创办新式学堂、积极提倡赴日留学。在张之洞的带动和支持下，林绍年也在粤西、云南、贵州等地，进行了类似的教育救国活动。
林绍年画像
“加油文化”是源于贵州兴义知府张锳的一种育才救国文化现象，它并不止于张之洞的重学兴教，而是体现为胸怀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信念，身体力行、踔厉奋发为国育才的实践，并在近现代史上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张锳是“加油文化”的“开先河者”，那么张之洞、林绍年、刘官礼等人无疑是第二代传承人。
林绍年，福州闽侯人，和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为同乡同族。同治十三年，29岁的林绍年考中了进士。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任御史，体恤民困，秉公直言，冒死上书反对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在指陈时弊、维护儒家道统方面，林绍年可谓是张之洞（1837—1909年）的“战友”，所以张之洞对为民请命、耿直正派的林绍年十分器重，把他引为同志，多方进行指导、提携和保护。
1890年，慈禧太后等人对林绍年进行打击报复，革其御史之职，把他赶出了北京。
1884年至1890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在1889年左右，张之洞曾邀请林绍年去广东任职，林答应了。1890年，林被赶出北京之后，他根据之前的约定，来到粤西肇庆府端溪书院任山长（校长）。
林绍年来到肇庆的时候，张之洞已经被调往武汉任湖广总督了。但张之洞留了后手，安排本家侄孙、时任肇庆知府的张曾敭（1852—1920年）大力支持林绍年在端溪书院的教育工作。
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面对被打击的林绍年等人，张之洞也抱同情、赞赏的态度。他在慈禧太后面前，称赞林绍年“才具开展，操守极好”，而抨击浊流的奕劻“阅历太深”，袁世凯的私党徐世昌“太得意，阅历太浅”。
张之洞重学兴教、通经致用、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教育救国思想对林绍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粤西、云南和贵州等地的教育改良活动，便是在张之洞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林绍年和“加油文化”二代传人刘官礼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张锳之后，推动黔西南文教事业发展的重要人物当推刘官礼，他是贵州兴义地区近代新式教育的奠基者。刘官礼思想深受张锳“添灯加油”之风的影响。1883年，拥有知府衔的他创设了培文局，主管兴义县的教育行政。1890年，他牵头建成了第四座笔山书院。第四座笔山书院与张之洞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发展成为与贵阳贵山书院、遵义湘川书院齐名的“贵州三大书院”。巧合的是，当刘官礼在兴建第四座笔山书院之时，林绍年在张之洞支持下，在离笔山书院两千多里外的粤西端溪书院任山长，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良。
鉴于刘官礼对贵州教育新政的大力支持及突出成绩，基于兴义笔山书院在贵州教育界的崛起，也基于张之洞与兴义府的少年情结，1908年，已经调离贵州、时任河南巡抚的林绍年特送一块木质烫金大匾为刘官礼祝70大寿，上书“元老壮猷”四个大字。这块大匾至今完好地保存于兴义刘氏庄园陈列馆，它见证了林绍年、刘官礼两位“加油文化”二代传人的密切关系。
林绍年赠刘官礼寿匾
从1890年至1893年，林绍年在粤西肇庆端溪书院任山长三年之久。他在端溪书院期间，传承了张之洞等人为书院创新、发展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继续贯彻前任山长的教育改良主张，经过全面考察之后，他对书院的课程、授课方式进行了改革。
林绍年任山长期间（1890—1893年），改为每月初三考诗文、十八日考经古，并成为固定的制度。在坚持强化前任山长的改革措施的同时，他也进一步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加大了奖励力度，争取选拔、培养出更多的英才。
林绍年对生员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告诉生员们，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是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人应忧国忧民、发愤图强、修齐治平，而非为了升官发财。正如他在书院大堂的一副楹联所言：余力学文，到此应多敦行士；通经治国，他年望有济时方。
林绍年在张之洞影响下，推崇经世致用的实学。他要求生员们不仅要读好儒家经典，也要学习时文、古诗文，以治理世事、切合实用、济世安民。在林绍年实学教育思想的指导下，端溪书院的学风、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员面貌焕然一新、朝气蓬勃。
这些教育思想为林绍年在云南、贵州主政并在教育上建树良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毋庸置疑，他在端溪书院的三年就是其践行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早期试验地和启蒙地。
从1893年任职昭通知府，到1904年卸任云南巡抚，林绍年前后在云南任职约10年之久。他在云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良，包括选派留学生、建立新式学堂。
其一，选派留学生。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精英建议“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师夷长技以制夷”效率最高的方式是选派中国青年出国留学。考虑到欧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留学成本高昂，而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已经对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均比较熟悉，所以清政府决定选派各地青年才俊到日本留学。地处大西南的云南，在朝廷的命令下，在有识之士的鼓与呼下，也开始了选派留学生的工作。1902年，云南第一次官派了10名留学生赴日本，从此拉开了云南赴日留学的帷幕。
林绍年十分推崇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他在选派云南第二批留日学生的同时，选派了一位“中学”教习——拔贡朱勋同渡日本，教授云南留日生学习儒家经典等“中学”。
从1903年、1904年选派的留日学生部分信息可知，林绍年对留学生选派工作非常重视，人数的大幅增加体现了他对留学生赴东洋学习西学抱有很大的期望，这是储备云南人才、发展云南的重要渠道。所选派的留日生综合素质较高，多为青年才俊，甚至有部分是举人。他们在日本接受了先进的西学，为云南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说明，林绍年客观上推动了云南新旧知识结构的转化。
林绍年除了选派留日生到日本学习专门技术、速成师范、警察、军事外，还选派部分学生到法国殖民地——越南留学。林绍年获悉法国在越南设立学校，以法文教学，课程比较完备、先进。所以他和法国领事、越南河内总督协商后，选派文宝奎等10名学生赴越南留学，给予每名学生路费50两白银，每年住宿费、学杂费等300龙元（清末时中国自铸的货币之一，又称“龙洋”），每月津贴为5龙元。另外，选用候补知县梁豫护送前往。
1904年，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欲调取各省预科生入京复考就读，通过朝廷咨请各省督抚、学政按章择优挑选。林绍年和学政协商之后，选派了李曰垓等8名预科生入京。每人先给予路费150两白银，若复考合格，进入京师大学堂就读，则每生另给予月津贴12两白银，用来购买书籍、图纸、石板、笔墨等学习用品。
其二，创建新式学堂。林绍年在云南创办了蚕桑学堂、东文学堂两所新式学堂，为云南培养近代化人才。
开办云南蚕桑学堂。1903年，林绍年为了解决财政压力，就云南省情，准备兴办蚕桑事业，为此，他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安排人负责种植桑树，另一方面，开办了云南蚕桑学堂。该学堂分高等科、寻常科。高等科，教学内容包括制种、饲养，兼学习算学、声学、光学、电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学制为两年，学生定额为80名，毕业合格者给予文凭，可选择到各地充当教习和备资出国留学。寻常科，教学内容更偏向技术，包括学习养蚕、缫丝、栽种等技术，学制6个月，毕业后即便于进行蚕桑事业。
林绍年创办的云南蚕桑学堂大门
1907年，云南蚕桑学堂改设为省会中等农业学堂（今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蚕桑学堂是该省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和第一所实业学校，首开“教育兴、产业兴”之先河。这对于云南近代发展水平较低的职业教育而言，是一种开拓性的举措，填补了云南职业教育的空白。
创办东文学堂。由于云南省财政收入较少，导致选派了几次留学生之后，已经无钱承担这笔开支了。既有的100多名留学生，即使他们全部归滇效力，也仍无法完成云南各州县的建设任务。
为了培养人才，林绍年于1904年农历十月设立了东文学堂。该学堂地址在昆明三迤会馆，教习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馆日本籍毕业生高岛、迫田。学制为3年，每位教习带30名学生。学习完进行考核毕业，最优等毕业生为拔贡，优等为优贡，中等为岁贡，继而可以出国留学或者入其他学堂深造。考核为下等的为优廪生，最下等的遣送回原籍。
东文学堂是云南设立的第一所日语学校，和1899年设立的英文学校、法文学校当属同一时期，是云南省外语教育事业的开端。1907年农历九月，东文学堂并入刚设立的方言学堂，继续进行外语教育，之后，随着规模的扩大，于1909年改办高等学堂。
从1904年农历十一月至1906年一月，林绍年任贵州巡抚，时间约为14个月。贵州当时是个穷省、小省，“岁入钱粮不及他省一郡之多”。林绍年认为教育兴才能产业兴，产业兴才能贵州兴，所以他把振兴文教事业作为改变贵州省贫穷落后面貌的重点工作。在任上，他效仿张之洞的教育救国主张，贯彻张之洞拟定的癸卯学制，大力推行教育改良活动，取得了成效。
其一，大规模派遣学生留学日本。派遣留学生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从1901年开始，偏远的贵州省却一个也没有派出过，就连1904年规定贵州派出3名留学生的命令，贵州也没有执行。
林绍年为了培养人才，建设贵州，先后分三批资送官费、公费和鼓励自费学生出国留学。他认为，日本学习了西洋各国的长处，且大多技术、专业等是贵州所急需的，所以当时选派的留学生主要是以留学日本为主。鉴于留学经费的不足，林绍年除了从财政拨款外，还积极筹备资金，并鼓励自费留学。在他的努力下，仅半年时间就已资送过共64名学生。其中，官费、公费共51名，包括习速成师范者29名，习专门科学者22名；自费学生11名，包括考察学务者2名，习速成师范者2名，习专门学科者7名；随宦子弟自费生2名。这些官费、公费生按照选派章程，学生毕业后应当回到贵州并在各地供职，成绩突出者给予奖励。这开了贵州大规模选派留学生的先河。1905年10月，林绍年又派遣14人去考察学务。经统计，1905年底，林绍年共选派73名留学生，习完全师范8名，习专门学科者5名，习速成师范者37名，随宦子弟及绅商自费生23名。
林绍年在担任贵州巡抚14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分三批共计派遣官费生113名、自费生38名，合计151人赴日留学，这为贵州以后的留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贵州省志·教育志》记载：1927年以前的16年，贵州官费生只有41人，新中国成立的10年间，全省公派留学生也只有23人。数字是最好的说明，林绍年派遣留学生是其对贵州教育的突出贡献。
部分留学生回国之后，成为近现代史上的精英。如“反袁”核心人物蔡锷的搭档戴戡，孙中山处理西南事务的得力助手安健，任同盟会贵州支部长的平刚，中国同盟会员于德坤、杨荩诚等人，以及大夏大学创始人王伯群、原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等。留学生对贵州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者也很多，如贵州大学校长周恭寿、贵州经济学家刘显治、贵州省立医院院长邓光济等。
林绍年书“心迹双清”
其二，开设各类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1904年，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主持拟定系统学制，包括《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等，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因颁布时间为农历癸卯年，故被称为“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落地实施的全国性法定教育改革系统文件。林绍年为贯彻落实张之洞的癸卯学制，在贵州创设各类新式学堂。
一是开办蚕桑学堂。1905年四月，林绍年在贵阳创办了蚕桑学堂。该学堂的学生分堂内生和堂外生。堂内生学习的内容为养蚕、制种、缫丝、栽桑、算学、种植、物理、化学等，学时为两年。堂外生学习时间为半年，在试验场学习养蚕、缫丝等。堂内学生分正取生和备取生，前者40名，后者20名。堂外学生不限定额。该学堂的性质为官办，所有经费由官府拨款，和现在的公费生一样。林绍年聘请的正副教习均为浙江蚕桑学堂的毕业生，他们从浙江带来了先进的养蚕技术、经验，在他们的教育下，贵州养蚕技术得到了推广，为贵州培养了大批蚕桑人才。
林绍年创办的贵阳蚕桑学堂，规模比云南蚕桑学堂更小，但客观上推动了贵州农技的进步。在贵阳蚕桑学堂的推动下，贵州各府、州、县也相继创办了蚕桑学堂，如1907年创办的独山蚕桑学堂。
二是筹办客籍学堂。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被废除，在贵州居住的外省官绅、商人的子女教育便成为一大难题。当时仅从云南赴贵州的官绅、商人便有几十家之多，根据清政府之前的规定，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他们是不能在客籍享有本地人相等的教育权利的。为了维护在黔官绅、商人的利益，激发他们建设贵州的信心，林绍年于1905年9月在贵阳筹办了客籍学堂，包括中学、小学各一所。这些学堂参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所颁发的各种章程运转，并购买了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籍，聘请教习来教授学生，一切都归官立学堂统一管理。该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和官立学堂毕业的学生一样，由政府统一选拔。外省籍官绅、商人子弟除了享有专门为其筹设的客籍学堂的教育以外，还享有在高等中小学堂接受教育的权利。
客籍学堂在贵州的建立，解决了在黔官绅、商人子弟的教育问题，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为贵州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设立高等学堂预备科，改设师范传习所。林绍年虽然先后送了许多人到日本高等学堂留学，但鉴于贵州地势偏远、风气初开，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相对其他地区较落后，高等学堂也因此而有名无实。为了彻底改变不切实际的学风，林绍年将贵州的高等学堂改为预备科，按照原有总学堂制订的规章制度教授学生，并在原有西文、算学、体操的科目上添加中文科。该预备科的学制为6年，其中一年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归国后教授预备正科，按照中学堂的章程5年毕业，之后，学生再进入高等学堂学习。为了弥补师资的不足，1905年春，林绍年把省城贡院改设为师范传习所。贵州师范传习所的学生主要从各地选拔品学兼优者，定额为120名。
高等学堂预备科（中学）和师范传习所的设立，促进了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为贵州培养了一些当时急需的师资力量，标志着贵州的师范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是支持创办通省公立中学堂。在林绍年来贵州之前，贵州学政严修创办了经世学堂，原礼部尚书李端棻创办了贵州公立师范学堂。1905年，李端棻、华之鸿等人联名呈请林绍年创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翌年，该学堂正式创办。学堂的经费一方面来源于贵州士绅的捐款，如华之鸿一个人就捐款7000两白银。另一方面，来源于公款以及过去科举时代的膏火费、学田等项收入。该学堂从1906年农历三月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共计54名。从1907年开始，便从旧校址迁入新校址，其校舍规模庞大，无论是师资水平，还是学生素质，在当时的贵州均是一流的。
其三，倡导振兴女学，重视女子教育。在戊戌变法期间，中国女子教育开始逐渐盛行，这一时期标志着女子学堂的开始。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纷纷提倡振兴女学，提倡女子教育。作为贵州巡抚的林绍年，也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于1905年农历九月在给清政府上奏的《振兴女学折》中，详细阐述了振兴女学的必要性。
为了打破人们对女子教育的顾虑，林绍年还提出了奖励女学的办法，“凡民间妇女能教成女学生若干人，无封者给封，有封者加一级给封，其能教实业及各种科学者，更以难易多少为差”，这足以体现林绍年对女学的重视。林绍年还进一步通过颁布法令以取得禁止缠足和获得女学经费的双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取缔妇女缠足这个不良习惯的目标，他规定“凡民间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后所生女子，有仍习缠足者，罪其父兄，由各乡自行议罚，以充当女学经费，有功名者其罚惟倍，现任之官罚又倍之”。林绍年在贵州振兴女学的措施，是符合近代化潮流的。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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