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稿人：刘丽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社
发布日期：2024-12-03 16: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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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中 小王伯群与吴鼎昌之关系及大夏大学在黔的艰辛
作者 汤涛
人们有理由相信，1937年11月当大夏大学西迁贵州时，作为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一定如获至宝。当“加油文化”第四代传承人之一的王伯群挈妇将雏自上海、香港辗转到贵阳的路途中，收到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欢迎回黔贺电。然而，美好的情景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出现。在此后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近7年的时间里，王伯群与吴鼎昌之间，虽非方枘圆凿，冰炭不相容，但也有以邻为壑、凛然难犯之谓也。大夏这所由贵州人王伯群创办的大学，虽然回到贵州，却并没受到省主席吴鼎昌的待见。这是为何？
王伯群与吴鼎昌（1884—1950年，字达铨）最早作为对手，当在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议时期。
王伯群以南方代表出席。吴鼎昌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认可，被推选为北方代表。他们分别作为南方和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多方周旋并争取南北双方妥协，努力推进和议的筹备和谈判。
历时3个月的南北谈判破裂后，王伯群和吴鼎昌各奔前程。王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而吴则投身金融，担任盐业、金城、四行储蓄会主任，成为金融集团的首脑。同时，与张季鸾、胡政之等接办《大公报》，自任社长。实现他“右手执笔，左手执斗”的人生愿望。
1931年，王伯群结发妻子去世后，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他续弦大夏大学毕业生保志宁。是年6月18日，他们在上海徐园举办结婚典礼。
1931年6月，王伯群与保志宁结婚照
对于这场婚礼，上海《申报》等主流媒体均有报道，但报道内容多为现场记述。6月19日，吴鼎昌执掌的《大公报》，却以揭露式的火爆标题报道这场婚礼，“王保之婚”下的副标题是“蒋宋之婚无此旖旎，王赠保嫁妆费十万元，新屋瓷砖价值五十万”。
这篇复合型标题报道让王伯群从新婚的兴奋中一下子沉郁起来。报道除简述现场婚礼外，核心指出“闻王赠保嫁妆费十万元，保初欲出洋求学，后结婚，现婚后再出洋”，“王在愚园路建筑新屋，甚轩敞，瓷砖由泰山砖瓦厂定造，值逾五十万”。
这篇貌似漫不经心的报道，一下子引爆南北媒体的极大关注。
6月27日，上海《生活周刊》与《大公报》一唱一和，刊登一篇《久惹是非之王保婚礼》的无署名文章。该文以王保结婚为由头，编造保志宁嫁王伯群之前提出过三个条件：其一，赠其嫁妆十万元；其二，婚后供其出洋留学；其三，为其购置一幢花园别墅。这三个条件又经《新闻报》《上海报》《时报》等大小各报的大肆演绎，在坊间广为传播。
由《大公报》肇起的揭露式的负面报道，使一向谨慎、谦恭的王伯群不胜其烦。7月8日，王伯群以《余等婚事》为题，专门进行辩答。但他的解释反而引发了各方置喙。甚至有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呈报中央政府，建议彻查王伯群建造别墅的经费之来源。
久居官场的王伯群自然深谙宽恕之道。尽管《大公报》失实报道给王伯群带来精神困惑和名誉损害，亦给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粤派的争斗平添了一层混乱。但他并未痛恨吴鼎昌，也未与之结怨。1932年1月，王伯群专托交通部电政司司长钟秉锋会晤吴鼎昌代为致意：“《大公报》狂吠之处，自己已忘怀，嘱吴勿介怀，并不可轻听谣传及挑拨之言。”是年3月，王伯群赴北平见张学良之时，在厂家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设宴之机，以恩师姚华的《弗堂类稿》托交通部次长韦以黻转赠给吴鼎昌，代致问候，以示同好。
1930年，王伯群（前排右四）与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合影
王伯群不计前嫌，主动示好吴鼎昌。但没有史料证明吴鼎昌回礼致歉，冰释前嫌。不过，从吴鼎昌对大夏大学的态度，其内心仍存芥蒂。
王伯群和吴鼎昌在贵州的不期而遇，他们也许都不曾想到。
贵州是王伯群的桑梓之地，也是王伯群的福地。他与胞弟王文华组织护国运动，声震海内外，历任黔中道尹、贵州省省长（未到任）。1937年底，王伯群率先把大夏大学西迁到贵州，在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张志韩的安排下，是年底以贵州讲武堂为校址，在贵州前后办学近9年。
贵州之于吴鼎昌既是意外，也是福地。1937年12月16日，行政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改组贵州省政府，任命吴鼎昌为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接到任命后，还是有点惊诧，因为他已于“十二月二十日搭轮西上，在行前数小时始知已裁定命予赴黔”。由文职出身的吴鼎昌担任省主席，兼任滇黔绥署副主任、陆军上将，总揽贵州军政大权，在彼时算是特例，因为其他各省主席均为军人。
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不像在工商业繁荣的上海办学那般顺利。
首先是校址不稳定。大夏抵达贵阳的第二年，吴鼎昌认为大夏独占讲武堂，提出要其搬离。贵州省党部主任王漱芳转述其主张，建议王伯群“大夏应早有准备，否则临时张皇反多不便”。王伯群闻之，甚为不解：“迁校则不能上课，学生固捐大无算，教育前途亦不堪设想，空非长期抗战时期所宜，如云防备空袭，则晚间上课，昼间避开，未为不可，故大夏大学唯有镇定处之，不愿事先逃避。”他接着历述大夏一年来对贵州的贡献：“以大夏移黔开办，为黔造就人才，开启文化，贡献颇大，设若无大夏来黔，黔省至少有三百学生不能升学。”
其次是办学经费左支右绌。为筹措大夏办学经费，王伯群广开财路：一是争取教育部财政资助；二是跟华问渠、戴蕴珊、伍效高、帅灿章、邓若符等实业家和盐商劝募；三是举办盐务专修班等各类培训；四是与刘玩泉、刘熙乙投资创办聚康银行和投资盐业公司。即使多渠道筹资，仍难于满足大夏经费所需。王伯群希望得到省政府资助，但吴鼎昌未予理睬。他告诉王漱芳，大夏曾函省府求补助学费12万元，而吴鼎昌视大夏如蛇蝎一般不予，殊为大可怪之至。“以一省主席而自私自利如此，尤为可怪”。
大夏在贵州前后办学八九年，为贵州培养1500余名本土人才，同时以教育学院为基础成立贵阳师院，大夏中学并入贵阳一中成为该校重要基础，花溪两千亩校园并入贵州大学。吴鼎昌对大夏始终未曾施以援手，对高等教育如此缺乏同情，也属罕见。
大夏大学西迁纪念碑
吴鼎昌对大夏冷眼旁观，究为如何？笔者从《吴鼎昌与贵州》一书中，发现其中的端倪。抗战爆发后，先后有大夏大学、浙江大学等9所学校入迁贵州。“吴鼎昌明知这些大学迟早会离开贵州，便抓住这个时机，利用这批来黔高校的师资、设备、专业、技术、经验等条件，积极与教育部领导联系，筹备创建贵州省高等教育的工作。”
这是吴鼎昌谋划本省高等教育的高瞻远瞩，还是心胸狭隘进行本土化的保护？令人迷思。这与同为上海的光华大学西迁至成都，复旦大学搬迁到重庆大相径庭，四川政府对这些外来高校大方地给予不同程度的资助。
由于王伯群的特殊资历、地位和性格，他对贵州地方事务多有意见和表态。再加上跟王伯群走得很近的省党部主任王漱芳、省教育厅厅长张志韩、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马宗荣等黔籍知名人物，素以性格刚直著称，经常对吴鼎昌治理执政多有异词。坊间曾流传王伯群鼓动“黔人治黔”，挑动贵州人反对外籍人士，欲自己代替吴鼎昌做省长的传闻。
王伯群的妻侄周元椿自重庆返回贵阳，他转述重庆要人接吴鼎昌报告，告状说黔人尚继续挑外，幕后领导者直指王伯群。王伯群闻罢，内心虽有愤恨，但还是耐心解释其中的过程：“若准肆行贪污，榨取盗窃，掠夺种种罪恐不自觉，而不准天地间有是理乎？如是而可忍，则又何必抗日，日本人之侵略亦不过如是而已。能为吴鼎昌等之顺民，则可以为日本人之顺民，况吴辈亲日派素以归顺日本而自重，后挟日本人之力而夺取政权者。若辈直接为日本人之顺民，欲黔人间接为日本人之顺民，为双料之顺民，万不可能。”
王伯群虽然内心对吴鼎昌多有不满，但以其声望和修养，对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作为即使怒目切齿，也不会怒形于色。他只得在笔记中表达个人情感：“黔人素重正义，重革命，万万不甘受此屈辱，此为天地之正气，岂余能指使者耶。人类有良知，能以判别公理是非，岂一二人如此胡为胡行，可以掩盖天佣人之耳目耶，该吴鼎昌与其狐群狗党可以休矣。”
王、吴之间关系何以紧张至此？吴对王何以有如此成见？
王伯群好友、广州总统府陆军中将杨秋帆道出了其中的症结：他们之间的宿怨，根据吴鼎昌所言，乃“伯群对我不满，系因在交通部时代，《大公报》曾加以攻击其上海住宅耗费五十万之类，实则此为编辑人之责，我不知也”。
王伯群闻罢，跟杨秋帆略述当年事情的原委。他说：“《大公报》之事，余早于忘怀，即当时也知为通讯记者与编辑人所为，未罪达铨（吴鼎昌字）也。”王实情相告杨道：“吾之不满为二十七八年各县吏治太坏，贪污者多，吴不稍审，余举王同荣、刘旭光向吴尽忠告，吴反倒到渝向张群、何应钦谓余为领导黔人排外，不为是非，不察情。实则何告知我吴之态度后，一九四〇年回黔，余即不问黔事，现在刘旭光畏罪潜逃，王同荣贪污案发给拘，可证余当时忠告不诬。吴擅宣传余领导黔人排外为别有作用，彰彰明矣。今吴撤换，孙希文而整顿吏治或小有觉悟。”
杨秋帆作为双方好友，一直想调和王、吴之间的关系。这当然也是王伯群之所愿。
1940年3月2日，杨秋帆转告与吴鼎昌晤谈经过。王伯群幽幽道：“虽言愿合作，然尚无事实表现。”是年四月，吴鼎昌排斥省教育厅厅长张志韩，欲调换大夏副校长欧元怀。吴转折与何应钦商讨，何再商量于王伯群。王认为吴聘欧元怀为教育厅厅长，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善意，则为减除大夏与贵州省府隔膜和整顿本省教育；二若为恶意，则釜底抽薪，肢解大夏管理团队。但王伯群仍从大局出发，乃复何应钦说，绝对赞成欧元怀就任厅长，服务全省教育事业。欧的加盟，让吴鼎昌如虎添翼。但对于王而言，大夏所有的领导重任都堆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积极参加修建大夏花溪校区的师生
王伯群一直谨慎地处理自己与吴鼎昌的关系。从他们有限的接触中，感受到他们之间力图保持礼貌式的距离和张力。
1941年元旦，王伯群受邀赴省政府参加吴鼎昌主政三周年午宴。贵阳市市长何辑五致词，歌功颂德，无微不至。平刚致辞则奖惩兼顾，寓讽于劝。何欲请王伯群发言，王表示“无良好贡献，却之”。词毕立餐，王伯群“进汤一杯，面包二片，遂先行归家”。是年7月30日，王伯群闻吴鼎昌三女儿结婚，遂备一帐赠之。吴将“帐内上下款收去，帐及帐中四大金字俱退回”。王伯群“觉此亦一退礼法也”。9月3日，何应钦自重庆视察贵州，吴鼎昌夫妇设宴招待，王伯群夫妇赴宴，他与吴“未谈何有关之问题”。
1942年10月，王伯群参加贵州省党部委员傅启学、李居平等七人公宴，与吴鼎昌对面坐，听其略谈此次出巡北路各县情形，吴劝王开酒禁，王“以恐过量，却之”。王伯群赴贵州省教育厅，跟欧元怀反映贵州“中等教育太坏，故农工先修班以十七分为及格，殊可痛”。欧有所感，拟向吴鼎昌辞去一切兼职，专门整顿教育，王伯群“亦赞同此举”。
1943年3月16日，蒋介石抵贵州视察。王伯群拟赴贵州临时省参议会谒蒋，但“后思有吴在场不便说话，如参加又不能不说话，故中止而到校”。3月22日，王伯群受邀赴蒋介石茶会，蒋询各位来宾意见。王伯群记述很有意味，从字里行间隐藏着对吴鼎昌的轻慢：何季刚举孟子“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二语作隐刺黔政意。任可澄“委婉达到民负担重、官责任轻，讥政治之无成绩，不能配合军事外交后，又言造林必先保林，否则随造随毁终无达目的之时”。王伯群见话渐支离，乃将木炭汽车大行，亦毁林之一因。王伯群谈到的木炭汽车，吴鼎昌手下的贵州企业公司从美国购买大型卡车七十多辆，改装成中国机械制造厂研制生产的木炭代油炉，“不用一滴油，行驶在渝、昆、衡、柳等处”，担负西南交通运输的主要任务。贵州素产山丝，因木炭汽车兴而山丝大量减少。
吴鼎昌曾与人言：“一个人要立大业，须以魁星为楷模，右手执笔，表示有文字力量，左手执斗，表示有财力，其实魁星本人却是穿的一副武装”（尚传道《对吴鼎昌主黔七年的回忆》）。他主政贵州7年，总穿一套配带上将领章的呢制服。下班回到家里就换上长袍，穿一双双梁的便鞋。由此也一窥吴鼎昌独特性格的一面。1944年11月，日寇兵临黔南独山，贵阳危急，黔桂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抵达贵阳，迭次召集地方有关人员会议，会上对吴鼎昌毫不客气，多次让他下不了台。最后，吴不得不电请辞职（宋思一《黔南事变前后》）。
王伯群与黄郛、杨永泰、张群、钱永铭等政学系的关系素来尚善，但独对吴鼎昌敬而远之。民国要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期望更多史家予以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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