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文化 · 张之洞《书目答问》撰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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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人：刘丽来源：文史天地杂志社发布日期：2024-10-30 17:03:04 文章字号: 大中小

张之洞《书目答问》撰人考

作者张新民

《书目答问》对于张之洞来说，既是他作为学政期间教育实践的一个产物，也是他试图通过教育来影响社会文化的一种尝试。这本书对晚清教育改革乃至后世的贡献，从某种角度讲，不逊于其办学堂、办洋务。

《书目答问》作者究竟是张之洞抑或缪荃孙，乃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问题主要由缪荃孙（1844—1919年，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引起，他在张之洞死后不久，突然在《艺风老人年谱》中提出“命撰”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缪说一出，立即得到叶德辉（1864—1927年，字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的附和，他在《书目答问斠补跋》中明白指出：“此目（《答问》）本缪艺风老原编。南皮相国督学四川刊以训士者也。”缪、叶二人均系著名目录版本学家，一生著述多，刻书亦多。缪主要撰有《艺风堂文集》《艺风堂文漫存》《艺风藏书记》《续碑传集》《云自在龛丛书》《藕香零拾》等书；叶亦有《书林清话》《郋园读书志》《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说文籀文考证》《经学通诂》等著述。他们都是清末民初影响较大的学者，故“命撰”至“原编”之说一出，很快便不胫而走，在学术界流传，而由“命撰”至“原编”，又到“代撰”，语气不断加重，措辞亦愈加严厉，柳诒徴撰《书目答问补正》序就迳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叶郋园氏亟称之。”范希曾跋亦云：“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湘潭叶氏称其书损益刘、班，自成著作。”以后如姚名达、谢国桢亦赞同“代撰”说，然材料所本均无外乎缪、叶之言。

唯今人陈垣、柴德赓仍肯定《答问》作者当为张之洞，并以史家之严正立场援引各种证据力驳一度流行颇广的“代撰”说。

《书目答问》两种版本的书影

叶德辉之说，自谓闻之于杨锐。杨锐曾在四川尊经书院受业，亦为张之洞弟子。然而当时在尊经书院受业者非仅杨锐一人，其中如王秉恩，甚至还校补刊刻过《答问》，如果张之洞真请人替自己捉刀，何故济济数千蜀弟子竟全都对此事缄默不语，而叶氏所举以为证者，恰恰为生死幽明两隔、无法两造面问质疑的杨锐？叶氏之人品如何姑且不论，但冒他人撰作为己出之说仍有滋疑之嫌，大有必要检核其他文献资料以作进一步深究。考叶德辉《书林余话》尝提及缪荃孙、王秉恩共同谋议刊刻《四部丛刊》之事，正可移来作为此事之旁证。《余话》云：“江阴缪艺风荃孙、华阳王息尘秉恩两先生，怂恿张菊生同年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别舍涵芬楼，征集海内藏书家之四部旧本书，择其要者为《四部丛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缪、王二人皆南皮张孝达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止于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唯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自戊午创议，迄壬戌告成，为书二千余册，为卷一万有奇。萃历朝书库之精英，为古今罕有之巨帙。《永乐大典》，分韵出于支离，《图书集成》，搜辑无此精要。书成，艺风久归道山，不及见矣。”“戊午”当民国七年（1918年）、“壬戌”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缪荃孙之卒则在民国八年（1919年），故《丛刊》工竣毕役时，叶德辉颇为其“不及见”惋惜伤叹。缪氏病逝前一年倡印涵芬楼《四部丛刊》谈及拟依准《答问》选取典籍时，仍将著作权归属张之洞名下，而此时距叶氏取杨锐死无对证之言以证成所谓“代撰”新说，已历时二十余年，或可视为晚年定论。叶氏虽不赞成按照《答问》所列择目刊印，但语气措辞仍以张之洞为原书之当然撰人。在面对面讨论《答问》的场景中，缪、叶二氏何以竟对“代撰”之说不置一词，甚至不怕授人出尔反尔把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王秉恩亦参与了刊印《四部丛刊》的筹划工作，面对知情人根本就不能把纸窗户戳破。稍加考证即可知道，王秉恩不仅是张之洞主办尊经书院时的亲炙弟子，而且还在光绪五年重新校补重刊了《答问》，他在贵阳重刻本跋语中，便明确说自己所据之本为“南皮师撰光绪二年写定本”。光绪三年（1877年）春他寓居北京时，张之洞亦曾以《答问》及《輶轩语》定本二种授赠他校读，可见二人的关系极为密切。缪、叶二氏均极为熟悉《答问》的刊布流传情况，对他与张之洞及《答问》的各种关联自不会不知。在相互可以质疑、问难、对证的特殊语境氛围下，如果“代撰”之说果真实而不诬，必然想方设法请他出面作证，以向天下世人澄清真相；如果“代撰”之说只是向壁杜撰，亦断然不敢在知情者面前随意放言置喙，以使自己陷入难堪窘境。何况叶德辉本胸无定见，故《书林清话》凡言及《答问》，均无不以“张文襄”三字冠于书名之前，如开篇《自叙》即称“国朝汇刻仿雕，则有南皮张文襄《书目答问》、福山王文敏懿荣《补编汇刻书目》二书，十得七八，可备参考”；卷中又谓“故张文襄之洞《书目答问》附劝人刻书说云云”。且光绪三十四年缪撰《半岩厂所见书目序》时，更明白说自己仅为随同“助理”而非“代撰”：

“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四川学……于是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督署，随同助理，谈次偶及位西先生是书。师相推为淹雅闳通，如数家珍，当时惜未传录，否则出诸箧中，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也。光绪丙子赴计车，见诸黄再同同年所，大喜捧归，觅人录副，小小讹脱，见即订正，并就所见书目，添注眉头，藏诸箧中。”缪氏这段序言，今人多有误解。其中“否则出诸箧中，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一段文字，本出张之洞之口，由缪氏陪坐聆听，事后回忆笔录时张之洞尚在，自然可信，而袁行云竟误读为缪氏所言，以致得出“缪氏用两个月的时间考订两千种书的版本”的结论。他认为“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乃是缪氏夸大其辞；“尚未惬心贵当”，则是缪氏承认版本记载方面有问题。其实缪氏得见邵书，乃在光绪二年进京会试时，《半岩厂所见书目序》已有明言，而此前即至少在闻听张之洞盛称邵书“淹雅闳通，如数家珍”，叹息未能传录，以补充《答问》版本目录方面的不足之前，缪氏根本就不知道天壤间尚有此书。朱维铮亦据缪氏所引张之洞上述言辞，判断《答问》所谓的“指示门径”，“颇有阴袭邵书之嫌”，同时又自作解人，称张“欣赏邵书或许是真的，却不可能以邵书作为蓝本”。然而张早已明言未能过录邵书，并深以取之无从颇难惬心贵当为憾，今取两书相较，亦多有异同，邵书版本考证之详明，似更有胜于《答问》，“阴袭”或“作为蓝本”之说，根本就无从谈起。但张虽未取据邵书以作蓝本，却仍有可能受到它的启迪或暗示，故都同样重视版本及其优劣善否，并弥补了《四库提要》不重视版本的缺憾。诸如此类，都足以说明张乃有心之人，于目录之学不可谓不熟悉，《答问》的去取裁断自当由他亲自动手，缪则只是“随同助理”，即充当助手而已。

晚清一众名人合影，前排中间张之洞，左二缪荃孙

据《半岩厂所见书目序》，张之洞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就任四川学政后不久，即开始着手撰作《答问》。考《答问·略例》文末题“光绪元年九月”，篇中又明言“所举二千余部，疑于浩繁，然分类以求，亦尚易尽，较之泛滥无归者，则为少矣”，则全出之规模结构，光绪元年九月已大体编订就绪，故次年即分赠各位师友，广泛征求补正意见。缪荃孙光绪元年八月始执贽张之洞门下，九月张《略例》写定时，他即外出访古揽胜，次年便离川赴京会试，能够参加《答问》编撰的时间，至多不过一月。张之洞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致潘伯寅书》即特别提道：

“缪筱珊孝廉前度在京曾侍谈宴，今秋回省城数相过从，其人警敏非常，淹博好古，目前江东之秀，殆罕其匹，充其所造殊未可量。若农学士使蜀得缪君，使浙得莼客及潘鸿，皆恰不与晚相值，此自榜运使然，徒为叹羡而已，言之至今耿耿。”“数相过从”云云，即说明相处的时间并不很长；“警敏非常，淹博好古”则可见张之洞对他的赏识，不过这仍只是指他足堪造就，而并非早以专门之学名家。当然，“江东之秀”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即使缪氏是天纵英才，世罕其匹，甚至我们假定他以全部精力昼夜投入，也仍然难以设想仅以一月之力，就能如此神速地替别人代撰皇皇宏著一部，何况发凡起例本极费经营工夫，要替二千余种典籍一一注明版本来历，亦非短期突击所能奏效。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缪氏真为“代撰”，张之洞决不会托人当面请他“订正”，否则“捉刀人”身份一旦暴露，声名岂不立即扫地狼藉？然而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张之洞即给在京的王懿荣（廉生）寄上《答问》刻本一本，并附有一函，信中一方面请他代为补正，“补正后请分条疏于别纸，速即寄川以便补改”；一方面又特别交待他“又一本并一函，寄缪筱珊进士，请转交，属其订正，亦即详列见覆为要”。由此可见，与章寿康书梓行前即参与编撰不同，也与王懿荣书刻成后始参与校订略异，缪氏是书梓行以前即参与其事，书刻成之后复又订改补充，可谓两次预役，出力颇多，但无论何种情况，“代撰”说都明显有违事实，与历史之真相不符，诚如罗继祖所说：“艺风未必志在掠美，特出于不经意，如改‘命撰’为‘佐撰’斯无嫌矣。”

网传张之洞家眷及后人合影

值得注意的是，《答问》与《輶轩语》，无论语气语调、神情口吻、措辞用字，以及言述旨趣、谈吐方式、论说理路，可说都是同出一手并归属相同范型的著作，篇中开列著录之有用书目，褒贬去取之价值标准，规约范导诸生之方法路径，亦无一不密契深符，即使与后来晚出的《劝学篇》比勘，也有前后颇为一致的思想发展线索可供寻绎。而取缪荃孙一生著述相较，便会发现无论治学路数或撰作风格，二者都迥然有别，明显分属不同的知识学家族系谱，是话语主体差异性较大的两种类型的著述。《答问》与《輶轩语》为姊妹书，乃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如果“代撰”之说真能成立，则必须有坚强证据说明《輶轩语》亦出缪手，而张之洞则同时将两书据为己作，否则仍不过是想当然之臆说耳。考光绪《顺天府志》乃府尹周家楣聘请张之洞、缪荃孙等人所纂，张拟凡例，定大纲，匠心独运，出力甚多，然书成后，却自谓“力小难任，仅为草定体例门目，以后便脱然事外……开局两月，一不与闻，此时成书，几卷入局，几人功课是否中程，条例有无更变，懵然无知，亦不问也”，这是实情，也是谦辞。以后楚人又有续修《湖北通志》之举，礼聘他领局总纂，他列举七条理由坚辞推却，其中较重要的一条便是：如果重复《顺天府志》的故例“从鄂志之役”而“脱然事外”，那又何以向天下之人解释呢？至于《答问》，则无论刊刻之初遍告蜀中人士，或晚年回忆追述，终其一生，凡谈及此书，都无不明白视为己作，从未有过任何异议，较之不敢承认拥有《顺天府志》著作权的谦退言谈语气，可谓相去甚远而全然两事。依据现代心理学分析，“代撰”之说于情于理都有窒碍难通之处，亦与张之洞一生出处进退之行为大节不相符合。

尽管张之洞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官僚而非学者，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他知识学养的渊博和文章撰述方面的建树。自谓“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超，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学术兼宗汉、宋，于两汉经师、国朝经学诸大师及宋明诸大儒，皆所宗仰信从。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骄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从缪荃孙愿意执弟子之礼判断，他的话大体上是可以据信的。出任四川学政时，则尤其注意要籍珍本的搜访与刊刻，读《輶轩语》亦可知其极为熟悉目录学，故《答问》之由其主笔，亦非一时之偶然。缪氏执贽张之洞门下之前，研治目录已有六年，请其协助编撰，更为情理中事。《答问》撰成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张之洞的声望影响不断提高扩大，在他周围更聚集了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天下益翕然奉为宗师，向学之儒，鳞萃羽集，主盟坛坫四十年”。但是戊戌政变后，“旧党之焰如鼎镬之逼人，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或杀或逐，天昏地暗，或谓公因自保故，实与其事。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大肆衍播，以为改制资，而公则为《劝学篇》以遏之。又有湘人王廉之徒立论排抵公羊，仇新政，议者谓出公意诣，由是党人益仇公，几欲将其向日声名坠之于涂炭，舆论亦稍稍抨击，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之洞作为代表传统“士大夫”余荫的政治文化领袖人物，更很快就褪尽了余存的残霞辉光，被更具有现代性意味的“知识分子”新星所取代。名流文士争相追逐兢趋的政治文化权威人物，已在时移事变的过程中暗自作了新旧交替的转换。于是缪荃孙晚年“不经意”的“命撰”说，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原先极为明白具体的“随同助理”说，则似乎遭到了有意识的漠视或根本就从记忆资源中淡去。叶德辉尚以死无对证的闻听之言来坐实“代撰”说，柳诒徴、范希曾甚至连事实之本末亦不加详考，即随声附和师门不经意之言。时代变迁无形中影响人的认知结构与价值判断，善治史者岂能不以“知人论世”之法观照体察焉？限于主旨及篇幅，我们不能展开详细的讨论或分析，这里仅点到即止，以向读者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线索而已。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