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汤涛

发端于兴义府的“加油文化”，薪火相传，论资排辈的话，王伯群可算第四代传承人之一。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一生跨越“革命救国”“交通救国”和“教育救国”。王伯群在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民穷财尽状况之下，单枪匹马，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以及大夏上海附中、贵阳附中、重庆附中和南宁附中，形成了著名的大夏教育体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为中国高教史上的一个奇迹。

王伯群以“服务国家，曰公曰诚”之精神，屡经创业之艰、发展之难、播迁之困而永不放弃。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生动的教育史诗，充满了激情、意志与智慧。

一、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

王伯群（1885—1944年），贵州兴义人。1905年，王伯群从贵州黔西南州兴义笔山书院赴日本中央大学留学，专习经济学，同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返国参加革命。1915年组织参与护国运动，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名播天下。后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护法运动和南北和议，追求国家民主共和。

1924年6月，福建厦门大学爆发学潮，该校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330余名失学青年要求，决定北赴上海筹办新校。王伯群认为国家发展根本端赖教育，在厦大学生代表、何应钦的四弟何纵炎的引介下，决定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

彼时的王伯群是激情的革命者，那他为何要捐资办一所大学，他的办学动机和思想基础是什么？这盖与王伯群的家学渊源有关。他的外祖父刘官礼在贵州兴义创办过20余所学校，他母亲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女子学校。从小的耳濡目染，养成他对教育的情有独钟。故当他在会见欧元怀等教授时，表达了自己素有创办教育的愿望。

王伯群既是大夏的创建者，也是大夏的坚定擘画者和精神引领者。

1924年7月，大夏大学筹备处在上海成都南路美仁里24号挂牌设立，同时租借临时校舍。大夏初名“大厦大学”，后定名“大夏大学”，以志校史系由厦大嬗变而来，并寓光大华夏之意。1925年9月，王伯群在胶州路建成新校舍，注册学生700余人，教师70余人。大夏原先计划在胶州路校区办10年，但到1929年，学生已达1200余人，校舍不敷使用。是年3月，王伯群自斥巨资，且多方劝募，在沪西购定中山路新校地200余亩，加上实业家荣宗敬捐赠的一条丽娃河，基地全部面积近300亩。大夏首期建筑费初拟筹30万，后扩充为40万。《大夏周刊》载：“本校校长王伯群先生，五年以来，对本校物质精神两方面，援助备至。近又募集巨款，购置新地址。”12月，王伯群委托苏生洋行董大猷、费力伯两工程师绘成图样，登报招标，投标者20余家，均由王伯群核定。1930年9月，大夏师生全部迁入新校区，胶州路等处校舍则拨归大夏附中使用。

大夏大学社会学系1930届毕业生保志宁，对搬入新校区记忆犹新，她忆述道：“校舍本部，设在群贤堂即教室，群力斋为男生宿舍，群英斋为女生宿舍。后来，又继续添建机械工程系、实验室、大礼堂、体育馆、疗养院，及中学部校舍。新校舍规模宏大，风景美丽，遂使大夏大学一跃而为沪上巨校之一。”

王伯群在办学过程中，秉承“自强不息”之校训，坚守“三苦精神”（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倡导“师生合作”和“读书救国”，推出实施复兴民族教育纲要，激励师生奋发努力。王伯群率先在国内高校中实行“导师制”，推行博雅通识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管理现代化。蔡元培曾高度赞扬大夏大学，他说：“私立大学办理进步速者，推大夏大学为独步；而推行导师制，尤为开国内各大学风气之先。”　

1930年，王伯群（前排右四）与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合影

二、组织强大的董事会

民国时期的私立高等学校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立董事会制度。按照北洋政府教育部之规定，私立大学的设立，须经报部立案，并以校董会为代表，负学校管理之全责。同时要求校董会必须具备资产、资金或其他收入来源，呈请教育部核实，方得批准立案。校董会立案之后，才能申请批准设立，一年后方可呈请开办。

王伯群利用其强大的政商朋友圈，发起组织大夏校董会。他聘请地位高、资格老的党政军高级官员担任校董，借以壮大声势，如孙科（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居正（司法院院长）、何应钦（军政部部长）、王正廷（外交部部长）、杨永泰（湖北省主席）、许世英（原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孔祥熙（财政部部长）、黄绍竑（内政部部长）、张嘉璈（交通部部长）、吴铁城（上海市市长）、梁寒操（宣传部部长）、刘文辉（四川省主席）等。

为获得银行贷款的便利，他还聘请一批银行家、实业家和媒体总经理，如张嘉璈（中国银行行长）、钱永铭（四行储蓄会主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孟嘉（交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王一亭（信诚银行董事长）、徐新六（浙江银行总经理）、徐寄庼（浙江银行董事长）、王志莘（新华银行总经理）、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荣宗敬（实业家）、杜月笙（上海闻人）、吴蕴斋（实业家）、黄溯初（实业家）、赵晋卿（上海总商会执委会主席委员）、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张竹平（《时事新报》等四报总经理）等。

这些校董为大夏在筹资、申请政府办学经费和处理危机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凭借他们的显赫地位及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为大夏解决扩展校区的困难和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譬如1925年大夏兴建胶州路校舍，曾向浙江银行借银2万两，就是由校董徐新六担保偿还。1930年3月向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储蓄会，以及新华、金城等银行联合借贷30余万元，由各银行组织银团，王志莘校董任银团主席，由校董杜月笙和张竹平担保偿还。

王伯群性行强毅端谨，革命多年，最讨厌低下求人。但为了大夏的生存，有时不得不身段玲珑。为邀请孙科担任校董，他曾数度登门游说。1942年大夏经费困难，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改为国立。王伯群决定放弃董事长位置，推孙科为董事长，以壮声威。尽管后来国立未成功，但由于有一批政要校董支撑，大夏申请到教育部不少专项经费，大大缓解了办学压力。

三、慷慨捐资和艰辛筹款

王伯群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为大夏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大学治理中，他本着教育家与人为善、以人为德的精神，一方面自掏腰包，捐资办学；一方面向教育部争取资助，向军政首长、各方财阀和地方闻人劝善捐资，用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事业。

1924年王伯群慨捐2000银圆为大夏开张起到决定性作用。由此之后，他对学校不惜投入巨资，唯有自奉极为节俭。1930年，经王伯群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在上海中山路建成新校舍。到1932年底，学校募捐总额为38万余元，其中他个人捐款24万余元、筹款5万元；占地近70亩的丽娃河是他从“面粉大王”荣宗敬手中募捐来的。杜月笙、卢作孚，以及军界杨虎城、韩复榘，政界陈仪，银行界实业界的钱永铭、南洋华侨胡文虎等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对象。此时的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和教育学院等学院和师范专修科，与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并称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学。

1932年5月，王伯群以“川滇黔视察专使”身份巡视西南。在数月的繁忙公务中，他仍不忘向川省军政首脑为大夏募捐。8月，刘文辉决定捐赠2万元，邓锡侯捐资4万元。他还向重庆实业家卢作孚代募，他曾专门致函感谢：“承蒙代向杨森军长募得渝币2000元合沪币1630元，高义热忱，莫名钦佩。”在中山路新校舍大部分完成后，大夏副校长欧元怀、秘书长王毓祥因经费支绌，财政困难，皆想辞职。为学校前途，王伯群一面挽留欧、王，一方亲自四处奔走，疏通各方要人代为募捐，其中何应钦为纾困出力最多。经笔者统计，在10年期间，何应钦总计为大夏捐款40余万元。

抗战期间，大夏迁址贵阳后，为保证办学经费，王伯群在贵州积极筹办实业，发起组建建国公司、建国银行、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和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等。大夏教务长王裕凯曾忆述道：“伯群先生自民国廿九年即开始与贵州绅耆、商业领袖商谋贵州振兴实业，以救黔民生活。一方面又将每年大夏大学募捐之款，投资商业，所得利益，补助学校经费使一举两得，先生筹划之苦心，可想而知。”王伯群还另辟财路，与财政部盐务署合作开设盐务专修课，既为大夏增加收入，又为贵州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王伯群擅长篆书，在大夏最艰难的时候，他经常鬻字为学校筹款。1942年10月，他花费十余天为滇南边区总司令卢汉母亲撰篆寿屏，以换取卢汉捐款。1944年4月，撰写二十几副篆联挂卖，为大夏20周年庆典筹款。6月，撰写《正气歌》并精美装裱送云南省主席龙云，以便托其捐款。王伯群为大夏筹集经费呕心沥血，1944年，他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利用个人影响力，召集西南金融巨子，一次募集款项达百万，解大夏经费短缺之急。

四、延揽英才，广纳名师

大夏大学创办时，全国和上海已有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大夏以无甚财力的私立学校，而思与这些学校争一席之地，若不是因为王伯群对教育之信心，不敢尝试。王伯群善用贤能的干部和延揽高明的中外名校毕业的师资，是他办学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

自大夏大学创办之始，作为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素来重视教授资格素质。在大夏，素有王伯群、欧元怀、王毓祥“三大元老”以及鲁继曾、孙亢曾、吴浩然、夏元瑮、吴泽霖、马宗荣、邵家麟、王裕凯“八大金刚”之说。

在管理方面，王伯群聘请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德工学博士、政治活动家马君武担任校长，留美博士、教育家欧元怀任副校长，纽约大学硕士、教育家王毓祥担任秘书长，留美博士王裕凯为教务长等。

在师资方面，聘请柏林大学博士、理论物理学家夏元瑮，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物理学家蔡宾牟，康奈尔大学博士、化学家邵家麟，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民族学家吴泽霖，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家刘湛恩，教育学家邰爽秋，历史学家王国秀，芝加哥大学博士、法学家孙浩烜和教育家韦悫，密西根大学博士、数理学家冯丽荣，南加州大学博士、教育学家王裕凯和社会学家罗荣宗，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经济学家卜愈，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吴浩然，华盛顿大学博士、政治学家吴澄华，以及文化大家郭沫若，戏曲家田汉，国学家孙德谦、陈柱尊、王蘧常，历史学家翦伯赞、姚雪垠、吴泽，古文字学家程俊英，法学家王绍唐，历史学家梁园东，新闻学家谢六逸，图书馆学家马宗荣等著名学者担任大夏教授。

王伯群礼敬教师，他与教授们除了交往协作的同僚之谊，更有因教育家精神而相互吸引的灵魂共鸣。大夏教授和课程的高水准，培育出众多事业有成、闻名于社会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据不完全统计，仅院士（学部委员），大夏就出了周扬、刘思职、胡和生等15人。

王伯群礼敬教师，爱生如子，结交众多社会名流，且多有资助和施援。大夏校风简朴安宁，主要原因之一，乃来自校长。校长不太过问校内事，主要劳心筹款、应付当权军政首长，殊费心力。偶有学生风潮，则多被化解。校长的坚定信念、经历和人格魅力，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尊严，在他周流潜默的教化下，大夏获得崇高的地位，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五、间关千里，西迁黔省办学

大夏大学自诞生日起，经逢乱世，为保存文脉，为国储才，王伯群率领大夏历经上海五迁和中国西南三迁。大夏自上海至江西庐山、贵州贵阳和赤水，往返八千里路云和月。大夏大学开启了贵州高等教育的新篇章，为促进西南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事业做出独特之贡献，演绎出一部雄浑而壮美的东西部合作办学伟大史诗。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强寇压境、国难严重之时，王伯群以教育为国家命脉所系，不欲因战事影响而中辍。他积极应对，寓救国于读书，经教育部批准，大夏与复旦大学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联大第一部设于庐山，第二部设于贵阳，王伯群与复旦代理校长钱永铭共同出任联大校长。10月，联大一部在庐山牯岭正式开学。由于南京失陷，兵锋逼近，大夏仅仅在牯岭复课三个月，便接教育部令拟迁重庆。

1937年10月，王伯群（前排左四）与复旦大夏联大负责人在庐山图书馆前合影

在西迁间关途中，日寇轰炸大夏校园，近半建筑被炸毁，王伯群闻之，为之痛伤久之，浩叹“十四年心血结晶与锦绣河山同归于尽”。大夏西迁贵阳，荆榛塞途。大夏迁往贵阳，事先曾受不少师生反对，王伯群独有先见。欧元怀记述这个过程：“故校长王伯群先生料定战事非短时期可以结束，西南大后方将为抗战之砥柱，而贵阳与重庆交通尚便，且又为高等教育之处女地，需要大学之灌播。”1937年12月4日，大夏大学正式在贵阳讲武堂开课。1938年夏，由于师生众多，贵阳校舍紧张，两校决定分开，复旦迁留重庆办学。

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间内，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大夏学生周蜀云忆述道：“若非校长王伯群先生是革命元老，黔省巨绅，还无法借用到此一片地方。在当时的贵阳各机关中，除原有者不计外，凡中央或由省外前来的机构，要以大夏大学所占用的讲武堂最为宽敞、最具规模了。”大夏在贵阳初定后，王伯群即着手规划兴建校舍。1939年，他从黔省政府和当地商界大佬处筹到贵阳花溪公地2000余亩辟为新校区。如此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在贵阳期间，王伯群积极推行抗战教育，他提出：“我大夏大学之在西南，为贵州最高学府，所负使命，既重且大。”“大夏当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王伯群与黔省政府筹划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联合开展建设实验，努力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

大夏大学在贵阳度过了相对稳定、清贫却丰富的7年，直至1944年12月，日寇兵犯黔南，王伯群决定再迁赤水。欧元怀记述王伯群校长北迁赤水的战略构想，他说：“敌人窥黔南，贵阳震动，先生仍作远大之决定，将大夏大学三迁于黔川边境之赤水，赤水有水道通重庆，可沿大江东下，三次迁校是兼为复员时之准备的。”独山失守，患病中的王伯群对大夏前途极为担忧，妻子保志宁回忆这个情景：“伯群先生既虑乡邦之沦陷，又恐毕生经营之大夏大学付诸劫灰，即准备开始轮散全校教职员与学生，及图书仪器等送往赤水，然后方顾及家内一切。先生先请人送其二妹文潇全家回兴义县，再为吾等及文华先生遗族觅车赴渝。”

为保证迁校顺利，王伯群先后四次致电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恳请拨给疏建费国币九百万元”。王伯群主持召开校务会议，议决组织成立大夏疏散委员会，并亲任主任委员。与此同时，他亲笔致函赤水县县长何干群协助代觅校舍，致函湘桂黔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恳请惠赐护照以便车辆通行，致函国民党中央后勤部部长俞飞鹏恳请拨给疏散车辆，致函贵州省民政厅派警护卫，确保大夏大学师生疏散安全。他派遣教务长王裕凯前往赤水县接洽校址校舍问题。

在王伯群的筹谋下，大夏大学分别取道重庆和鸭溪，长途跋涉历时3个月，师生和图书仪器全部安全抵达赤水。然而颇为不幸的是，12月20日，王伯群在重庆为大夏筹备迁校经费时，积劳成疾，遽然辞世。他在《遗嘱》中叮嘱大夏师生：“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1942年5月，大夏大学护校委员会成员贵阳合影（前排中着西服打领带者为王伯群）

大夏大学在赤水办学近两年，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10月，播迁近九载的大夏复员上海。为纪念王伯群校长对大夏之贡献，12月20日，大夏建成思群堂，以永久纪念创校校长、大夏之父王伯群先生。

1951年，中央教育部决定以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基础，并在大夏原址合并组成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创办27年，共培养了2万余学生，其中包括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熊映楚、雷经天、吴亮平、叶公琦、陈赓仪、杜星垣；培养了一批院士和大学校长，如院士陈子元、李瑞麟、郭大力、周扬等，同济大学校长江景波、兰州大学校长林迪生、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孙亢曾，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院长吴觉等；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作家和文艺家，如陈旭麓、马承源、王元化、戈宝权、陈伯吹、李乐薇、欧阳山尊等等。他们和众多的大夏校友一起，桃李争荣，蔚为大器，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伯群的伟大之处在于舍己为人、公而忘私，一切为公为国，为他人着想，坚守理性忠恕之道。大夏第三任校长欧元怀有过中肯的评价：“牺牲自我，功成不居。”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