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昌旭

提到“加油”助威、“加油”鼓劲，得先说一说发生在180多年前“知府添灯油”劝学的故事。清道光、咸丰年间，贵州兴义府（府治所在地即今黔西南州安龙县）知府张锳（1791—1856）十分重视教育，每天午夜交更时分，便派出两个差役准时从府衙里出来，他们一个提着灯笼、一个挑着桐油篓，见哪户人家亮着灯光传出读书声，便停下脚步站在门前高唱一声：“府台给相公添油啰！”读书人开门后，差役便舀出桐油，倒进读书人的灯盏里，说道：“府台祝相公用功读书，获取功名。”张锳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到安龙担任兴义府知府，至咸丰五年（1855）迁任贵东道道尹离开安龙，共在安龙任职和生活14年。其间，他坚持每晚给读书人添灯油，鼓励学子用功读书、获取功名。

一

贵州省安龙县城招堤风景区，有一座半山亭。半山亭的一方石壁上，镌刻着晚清名臣张之洞11岁时撰写的《半山亭记》：“穿绿荫，梯白石，禅房乍转，画槛微通，石壁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作亭者谁？吾家大人也。”“岁在壬寅，家大人先守是郡，文风雅俗，焕然一新，固常与民同乐者也。”“题诗励士，把酒劝农，四境安恬，五谷垂颖者，则太守之真乐也。”优美的文字，再现了张之洞的父亲张锳在担任兴义府知府期间，组织文人墨客为新修的半山亭撰写楹联的情景。就这样，一副副楹联，被雕刻在亭子的石柱上：“客亦知夫水月乎，即此悟天心人性；翁之乐者山林也，倩同参鸟语花香”“携酒一壶，到此间畅谈风月；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乾坤一草亭，日往月来，观大化流行，酿成山水清音，风云变态；天地皆逆旅，渔歌樵唱，觉生机勃发，领取鸢鱼活相，花柳精神”等，其中“携酒一壶，到此间畅谈风月；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这副楹联展现了一种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博大胸襟。

烟雨朦胧中的招堤景区和图中右上方的半山亭

半山亭局部。石柱楹联后面，张之洞撰写的《半山亭记》清晰可见

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锳就任兴义府知府，正值鸦片战争时期，国家陷入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成为当时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夙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句“问几辈能挽河山”，喊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问。

这个时代之问，代表了当时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与同时期的魏源（1794—1857）、龚自珍（1792—1841）、陶澍（1779—1839）等人的理念不谋而合，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主张关注现实、培养人才、救亡图存、振兴国家。魏源主张革新变法、兴办实业，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龚自珍主张“更法”“改图”，治学注重古今相通、经史相通，通当世之务。陶澍主张发展教育、培育人才，重视书院建设，提倡实学通经、学以致用。在龚自珍、魏源、陶澍等人影响下，不少仁人志士倡导并实践经世致用。张锳训诫家人要力学问、树功名，希望郡士连翩掇高第、居清要、为栋梁材，都是经世致用理念的具体表现。

那么，张锳是如何将“问几辈能挽河山”的时代之问变成实践的呢？归纳起来，就是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宋代胡瑗在《松滋儒学记》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张锳深刻认识到，只有经世致用，才能救亡图存，只有崇尚教育、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在兴义府担任知府期间，张锳以持续“添灯油劝学”为主线，持之以恒重教兴学、竭尽全力为国育才、呕心修志以文化人，一点一滴地用实际行动把“问几辈能挽河山”的时代之问变成实践。

扩书院办义学广泛育才。为满足府辖境内学子的读书需求，张锳率先捐俸银1000两，倡导士绅捐银2000两，扩建了府城内的珠泉书院。随后，张锳再捐俸银1000两，筹银1000两，在府城东、西二门新建两所义学，让百姓子弟不论职业、民族、年龄，愿入学者皆可入学读书。为保证办学质量，张锳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先后有翰林院侍读丁诵先，进士敖慕韩、童云逵，举人黄升之、王可贞、张肖严、赵斗山，贡生曾搢之、张国华等人到兴义府任教。此外，张锳还“劝捐”兴建了册亨书院、普安盘水书院，修缮了兴义县笔山书院。为确保书院、义学能够持续开办，张锳多方筹措资金，解决学子学习费用，对家境贫寒的给予资助，对学业优秀的给予奖励。张锳次子张之清在《中宪大夫署贵州贵东兵备道又甫府君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中描述父亲此举“使府人自束发受书，以至成进士，不用一钱”。张锳还拨出公田，将每年所收租谷作为固定的膏火、试卷费。民国《兴义县志》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张锳将修建兴义府试院的余银500两，交给兴义知县陶湜购买田地，并将田地租金专用于笔山书院学子到府试院考试的费用。在为书院捐书1000余册的基础上，张锳还通过捐资、集资，派人到贵阳、成都等地购书来供学子阅读。

修兴义府试院择优选才。张锳就任兴义府知府后，针对旧试院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距离府城较远，且座号不满五百，难以满足考试需要的实际，决定择地另建。他召集州县官员协商，征询府城士绅意见，得到各方支持后，筹集白银30800两，在城内署右购地近10亩，新建可容纳千余人读书考试的兴义府试院，新建房舍209间，为赴试考生置备了几案和住宿设施，这是贵州省现存的唯一保护完整的科举考试场所。试院建成后，他亲自撰写对联：“帝泽诞春敷，申鸿奖，劝鸠工，舍旧图新，庶一郡菁莪同游广厦；文风蒸日上，登龙门，舒凤翰，扬华摛藻，看六庠英俊连步巍阶。”鼓励读书人奋力读书、登科及第，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兴义府试院 局部

激励学子力学问树功名。为鼓励更多百姓子弟通过读书成为国家有用人才，张锳在担任兴义府知府14年间，坚持用自己的俸银对读书人进行物质上的帮助，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张之清在《行状》中说：父亲张锳“然爱人、喜施，食其德者，无虑数百家，不能具书。故在官三十年，而家常贫。”民国《南笼续志》记载：张锳酷爱读书，对府署人员管理严格，对热爱读书和有才学的人格外尊重，“治胥吏甚严，独见儒士则以温霁结之。性好学，至老不倦，听政之暇，率危坐读书终日”。以上史料的记载，就是张锳崇尚教育、尊重文化的最好印证。《行状》还记载：张锳对家人读书学习要求严、标准高，经常告诫家人，“汝辈当力学问、树功名。”为更好地为府治境内各家庭做好勤奋读书的表率，在担任兴义府知府期间，张锳把长子张之儛、次子张之清、三子张之渊、四子张之洞（1837—1909），以及兄弟张甘苹、侄子张延泽、侄孙张桐等，接来兴义府城读书。世子鹿传霖，是张锳好友、原安顺府知府鹿丕宗之子，一直跟随张锳读书，后来成了他的女婿，26岁考中进士，后任巡抚、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地方学子徐世德、胡尔昌、缪振经、张德俊等人，在咸丰二年（1852）与张锳的弟弟张甘苹、儿子张之洞同时考中举人。其中，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张之洞拜胡林翼（1812—1861）为师，研修政治、军事、地理等经世之学。张锳撰写在植桂轩的楹联：“莞簟肇修，盘龙井，踞凤岩，宏开甲第；幨帷暂驻，瞻青山，眺绿水，小憩庚邮。”就是他激励学子“力学问、树功名”结果最好的概括。

纂府志传文脉以文化人。张锳到任之初，就将纂修《兴义府志》作为任期大事。他发动各州县士子名人广征资料，查阅藏书上万卷，采访父老数百人，历时13年将74卷、100余万字的《兴义府志》纂修完成，同时捐出俸银2000两付印成册。《兴义府志》的修成，赓续了盘江文脉，为后世“表贤敦俗，佐志兴文，考沿革，正疆域，辨险要，察风土，论政教，励官常，详典章，以备掌故”提供了丰富详实的依据。梁启超将《兴义府志》列为清代值得称道的方志之一。

张锳坚持“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的理念，用实际行动全力践行“问几辈能挽河山”的时代之问，让更多的人通过读书成才为国贡献力量。张锳主政兴义府的14年间，坚持每晚给城里的读书人添灯油。一句“府台给相公添油啰”14年持续不断温暖人心，一句“府台祝相公用功读书、获取功名”14年持续不断鼓舞人心，成为一股源源不断激励兴义府读书人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随着“知府添灯油”劝学故事深入人心，兴义府学风兴盛、人才辈出，先后考取进士2人、举人31人、贡生157人。据不完全统计，自张锳出任兴义府知府（1841）兴学重教以来，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旨废除科举，兴义府共考取文武进士6名、文武举人100名、各类贡生近300名。

二

张之洞4岁（1841）从贵阳到安龙，18岁（1855）离开兴义府，在安龙生活的十多年，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可以说，兴义府就是张之洞成长的沃土，安龙就是张之洞人生理念、学问养成的启蒙地。据许同莘编、商务印书馆在民国三十五年（1936）出版发行的《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之洞后来经常跟自己的属下说：“一生学问文章，其基在此也。”古话说“家父作楷模，儿辈尽效之”。父亲张锳的一言一行，深刻影响着张之洞，使他从小就树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这些理念，在张之洞12岁时出版的《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一书和《半山亭记》等同时期的诗文中有充分体现。关于修身，他在《明十八先生祠堂记》一文中提出了要把“守九死无二之心，励百折不回之节，虽死不死，求仁得仁”作为修身之道、立德之本的观点；在《道在迩章论》一文中提出了把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作为品德修养第一要务的观点：“孝弟，达德也，其在于天谓之道，其在于人谓之事，其在于身谓之德。”在《居下章论》一文中提出了把诚信作为立身处世根本的观点：“诚能体而行之，则众善之原，百行之本，悦亲信友，获上治民，莫不在是。”关于齐家，他在《代拟周执奄银台八旬预庆寿序》一文中提出了“胸襟落落，柬之能世其家；文体翩翩，仲翁无忝尔祖。其家声之盛，有如此者”的家风建设观点；在《代拟景母汤太恭人墓志铭》一文中提出了“贞诚格乎物，信义孚于家。称盛德者，多取信于遗风；作盛言者，必要盟于后世。采采兰讯，远教传家，蛇蛇硕言，闻风仰慕”的家教建设观点。关于治国，他在《半山亭记》一文中提出了要把“与民同乐、乐民之乐”作为为官之道、从政之要的观点；在《知足斋序》一文中提出了“君子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新城分理，幅员虽狭，能使政简刑清，足矣！能使狱讼衰息，足矣！能使时丰岁稔，政通人和，足矣”的从政为官认识论；在《龙溪砚记》一文中提出了“顽石非灵，灵因其人；得一知己，千古嶙峋”的人才观。关于平天下，他在《自取章论》一文中提出了“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乐生恶死，好德忘义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的治理观点；在《送景幼嘉之官黄平序》一文中提出了“遇士以严，则师道必立；接贤士大夫以礼，则广其询谋。敦伦于内而化行于外也，文宗其耀而辞去其浮也。夫条教不烦，则移俗也易；教思有序，则儒行兴端”的方法论，等等。

正如古人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张之洞入仕后，坚守父亲张锳“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的理念，无论在什么地方任职，都建书院、办学堂、育人才，坚持把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经世致用作为践行“问几辈能挽河山”时代之问的正道。1890年2月，他在呈报朝廷的《创设储才学堂折》中说：“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方今时局孔亟，事事需材，若不广为培养，材自何来？”

1867年至1873年任湖北学政期间，张之洞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湖北原有江汉书院狭窄不能容多士，张之洞就别建精舍，选拔各地成绩优异者读书其中。“不能容多士”，用语跟他父亲张锳当年修建兴义府试院时极其相似：“屋舍倾圮，而且坐号不满五百，多士难容。”从担任湖北学政开始，给予学子优厚待遇，除饭食、书籍、纸笔等均由学堂备办外，每月还给每名学生膏火银五元。在张之洞12岁时，父亲张锳把他的习作《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刻印出来，分发亲朋，使张之洞深受鼓舞。张之洞担任湖北学政期间，也曾把学生们的优秀作文编成《江汉炳灵集》刻印，并亲自作序，给莘莘学子莫大鼓舞。

1874年至1876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期间，建立尊经书院（今四川大学），培养了廖平、杨锐等优秀人才。其中，廖平是清末民初经学大师，他创立的以“托古改制”为主旨的今古经学观，是康有为改良改制观点的重要哲学基础。杨锐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参与要政，向光绪谏言兴学、练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光绪以其所言切实中肯，甚为满意。

1881年至1884年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创办令德堂，以经史、考据、词章等为主要课程，增设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等课程，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培养了一批能够解决时局危机的人才。

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完成了古代书院向新式学堂的办学转制，培养了一批通晓近代知识的人才。

1889年担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先后在湖北创建两湖书院、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武备学堂、商务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工艺学堂（今武汉科技大学）等，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张之洞初到湖北，就到武昌试院视察，撰写一副楹联鼓励学生：“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这副楹联与父亲张锳当年为兴义府试院撰写的楹联遥相呼应，勉励学子登科及第、步趋圣贤，对为国育才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

1893年11月，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湖北地处上游，南北冲要，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成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他还亲自为自强学堂撰写《学堂歌》：“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需功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

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后，向朝廷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

“清如冰玉”这块匾牌是张之洞为他儿时的伙伴安龙贡生王嘉世60岁生日题写的

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18年间，着力创办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留学教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中国近代史专家、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教授介绍，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有120多所。据1907年统计数据，全国各省共计派出留日学生5400多名，湖北派出的就有1360多名，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在他所办各类学堂及所派遣的留学生中，走出了唐才常、黄兴、宋教仁、吴禄贞、蓝天蔚、董必武、李四光、闻一多等对近代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在办学的过程中，张之洞主张改革传统教育，创办新式学堂，让教育更加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张之洞在《咨南北学院调两湖书院肄业生并单》中，阐述了创办两湖书院的现实意义：“为照维持世道，首赖人材，人材之成，必由学术。即论地方官化民成俗之道，亦必以教士为先。故书院之设，所以作养贤才，贵得明体达用之士，以备国家任使，庶可以羽翼圣道，匡济时艰。”

由史学专家厐思纯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贵州历史人物》一书记载：张之洞无论到哪里任职，都惦记着养育过他的兴义府。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写信回兴义府，表示愿意资助在安龙创办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各一所，建议兴义府选派10名学生到武汉学习完全师范，毕业后回安龙任教，所需经费均由他支付。后来，这10名学生学成后全部回兴义府执教。1907年，张之洞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时，得知兴义府知府陈鸿年将文峰书院改为兴义府中学堂，创设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两所，立即捐银1000两，置田租56石，供兴义府中学堂修缮校舍、添置课桌椅之用。随后，又捐银3000两，派人到国外购买教学仪器和5000册图书，人挑马驮运到兴义府。

张之洞对贵州的士人及文化十分关心。早在少年时代，就极为钦仰郑珍（1806—1864）、莫友芝（1811—1871）两位“西南巨儒”。咸丰九年（1859），22岁的张之洞与48岁的莫友芝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忘年之交。同治三年（1864），张之洞得知郑珍病故的消息，十分伤感。同治十三年（1874），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将郑珍的儿子郑知同聘为幕僚。在张之洞的推荐和帮助下，郑珍的《说文新附考》《郑学录》《巢经巢遗文》等书得以在四川出版发行。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开设广雅书局，聘请郑知同为主纂。之后，鼎力帮助在广雅书局刊印郑珍的《汗简笺正》《亲属记》《仪礼私笺》等书，以及郑知同的《说文本经答问》《六书浅说》两部作品。

张之洞一生成就起步于兴义府，起步于贵州大地，具有“廿年贵州人，一世贵州情”的深厚情怀。他用实际行动支持贵州的教育发展，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严修（1860—1929）到贵州担任学政后，大力实施推行张之洞的新学理念。严修是张之洞好友张佩纶（1848—1903）的学生，与张之洞交往甚密，非常推崇张之洞提出的教育理念。光绪九年（1883），24岁的严修得中会试任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3年，在备考留馆期间，先后谒见张之洞与张佩纶请教，得到此二位“清流派”重要人物精心指导。光绪十二年（1886），严修参加考试获得留馆，授翰林院编修。同时，严修又是李端棻（1833—1907）在变法中向光绪帝举荐的新派人物之一，张之洞与李端棻则是从贵州走出去的同榜进士，两人教育改革的理念相同。后来，张之洞、李端棻和严修，成为晚清民国教育史上，改革传统教育体制、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近代化进程的三个重要人物，张之洞的《劝学篇》、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严修的《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成为推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三份重要文件。

话说回来，严修1894年就任贵州学政后，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积极开办书局，改革书院，革新考试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劝学篇》这本书中，书的内篇务本，突出中学之体，以正人心，外篇务通，强调西学之用，以开风气。张之洞直接创办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以及武昌陆军小学等一批学校，就是践行“中体西用”理念的标本。“中体西用”理念，坚守传统文化的“根”和“魂”，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后来逐步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借鉴张之洞的经验，严修于1895年开设贵州官书局，改革贵阳学古书院，聘请“黔中大儒”雷廷珍（1854—1903）担任贵州官书局董事并主持工作，同时担任学古书院的山长，合力推行以经史、数学为主，兼习时务、政要、地理、英文、格致等科目的新式教育。鉴于书院缺乏数学教师，严修便电请张之洞支援一名精通数学的教师，张之洞立即从两湖书院选派荔波籍举人、精通数学的郭竹居前来支援学古书院。郭竹居回黔任教后，严修非常欣赏，称赞道：“黔中有此人，庶几一开风气乎！”同时，严修还把张之洞的《尊经书院记》《輶轩语》《书目答问》等刊印成册，送给官员及生员学习。从学古书院走出来的姚华、刘显治、刘显潜、刘显世、任可澄、周恭寿、唐桂馨、钟昌祚、熊范舆、尹于忠、何麟书、顾定基、徐天叙、黄禄贞等40多名学生，都是清末民初的知名人物。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蟫香馆使黔日记》影印本前言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严修卸任贵州学政回京复命，临别前谆谆告诫贵州学子：“方今时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非合众不能励学，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学会成天下之急务，实黔中之要务也，何如一开黔学，约集同人以相讲肄，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返京途中，严修专门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并向张之洞推荐雷廷珍。

1898年，受兴义教育家刘官礼延请，雷廷珍在严修卸任贵州学政不久，便离开贵阳经世学堂（原学古书院）到兴义县出任笔山书院山长，把学古书院新式教育的模式、经验，全部搬到笔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张之洞派专人来贵州聘请雷廷珍到武汉担任两湖书院山长。不承想，雷廷珍在赴武汉途中，不幸于1903年在重庆突发疾病去世。雷廷珍离开兴义后，其学古书院的学生姚华1902年农历二月受聘担任笔山书院山长，同年农历九月赴京参加会试。1903年底，姚华的学古书院同窗徐天叙受聘担任笔山书院山长。

张之洞的新学理念，就这样通过严修传给雷廷珍、姚华、徐天叙，再通过这三人接续在笔山书院传播。1905年至1920年，笔山书院先后有30余名学生赴日本留学，这批留日学生在政界、军界、商界等都有重大影响。如王伯群，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主张，1915年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部长等职；1918年入广州护法军政府，1920年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部长；1924年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28年兼任交通大学校长职务。

面对国门洞开、列强的欺侮与掠夺，张之洞深刻认识到，只有奋发图强，才能真正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除了办学堂、育人才，他还兴实业、修铁路，建城市、练新军等，开创了武汉近代工业和城市格局，将湖北建设成了影响遍及全国的洋务和新政中心。其中，汉阳铁厂是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清末民初占全国钢铁产量九成以上；湖北枪炮厂是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汉阳造”成为清末民国陆军主要枪炮来源。修建京汉铁路、粤汉铁路，奠定了武汉九省通衢的地位。英国《泰晤士报》1909年这样评价张之洞：“他是一位一心一意的爱国者，其正直之心，从未有人质疑过。”“他以诚实正直的品格备受敬重和爱戴。”“他以东方式学者的风范出现在人前，始终温文、礼貌地对待着每一个人，不论对方的地位高低。”

1931年，汉阳铁厂

张之洞所做的这一切，为后续的辛亥革命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培养的留日学生黄兴、蔡锷等，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他训练的新军，很多成了革命将士，其中武昌起义的副总指挥王宪章（1888—1914），来自兴义府安龙县，1904年考入兴义府中学堂后深受张之洞新学理念影响，1906年到武汉加入张之洞编练的新军并逐步成长为骨干。他创办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为武昌起义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两湖书院学生、民国教育家、同盟会成员张继煦（1876—1955）指出，辛亥革命能够在武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武汉“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巧，种豆得瓜。”

三

张锳、张之洞父子围绕“问几辈能挽河山”的时代之问，进行的60多年接力奋斗，把“重教兴学、为国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变成持续实践，把奋发图强的途径从兴文教、育人才拓展到强实业、修铁路、建城市、练新军等领域。用事实告诉人们，只要始终对国家和民族忠贞不渝，能够踏踏实实、一心一意、持之以恒、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把所追求的事业做下去，就能够在“挽河山”的征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支撑他们父子俩60多年接力奋斗的精神力量，源于他们浓烈的家国情怀。张锳持续14年“添灯油劝学”，对奋发上进的个体、群体进行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激励他们克服困难、奋勇前行，让人们看到，只要重教兴学蔚然成风，就会人才辈出。这是张锳身体力行激发府郡士人家国情怀的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行为。

历经“重教兴学、为国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实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试图变法图强的戊戌变法、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等历史阶段的淘洗，“知府添灯油”劝学的历史典故所蕴含的激励价值，变成了世人用充满正能量的话语为奋进前行的个体和群体加油鼓劲的常用方式，用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的观点为奋进前行的个体和群体加油助威的常态选择，让奋进前行的个体和群体把潜在的能量与智慧充分释放出来。

经过上百年的时间沉淀，“知府添灯油”劝学这个历史典故的最初意义，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激励世人自信自强、奋发图强，团结一心、勇毅前行，坚定信心、奋力拼搏，攻坚克难、苦干实干，见贤思齐、敢为人先的润物细无声、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外在表现是一种激昂振奋的良好精神状态，深层内涵蕴藏着一股催人奋进的无穷力量，是激励奋进克服困难的内在动力。

为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凝聚中国式现代化黔西南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将“知府添灯油”这个历史典故经过上百年时间沉淀后演化而成的文化现象概括为“加油文化”，并把“加油文化”的精神特质提炼为“守正笃行、久久为功”，主要内涵归纳为“恪守正道、求真务实、知行合一、锲而不舍、行稳致远”。

事实上，张锳、张之洞父子围绕“问几辈能挽河山”进行的60多年接力实践，就是“守正”“笃行”“久久为功”的具体表现。他们接续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就是“守正”。他们接续建试院、修书院、开义学、办学堂，强实业、修铁路、建城市、练新军，奋发图强，就是“笃行”。他们接续奋斗、多年不歇，并不断激励后人、影响后人，就是“久久为功”。

“加油文化”的精神特质和主要内涵，是我们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的初步认识，具有鲜明的“三性”特征。

具有独特地域性。“加油文化”是张锳等仁人志士，身处鸦片战争的危难关头，为实践“问几辈能挽河山”的时代之问而进行的奋进路径探索，诞生于兴义府，并在14年持续实践中初步形成“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理念。后来，经过张之洞在四川、山西、广东、湖北等地的实践和传播，核心观点依然具有鲜明的兴义府烙印。

具有厚重历史性。“加油文化”的精神特质“守正笃行，久久为功”，每一个词语在文化典籍里都能找到出处。“守正”出自《史记·礼书》，“循法守正者”，“正”者，大道也，所有事物的正确运行规律、正确的道路，都谓之为“正道”。“笃行”出自《礼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思是忠实履行、专心实行。“久久”出自《孔雀东南飞》，“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意思是永远、时间很长。“为功”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非文辞不为功”，意思是目的、成功。

具有鲜明时代性。无论是运动员在体育竞技赛场的奋力冲刺，还是军人平时训练和执行任务，无论是一个地方众志成城共克时艰，还是一个团队团结协作攻坚克难，无论是一个人为实现人生梦想而奋勇拼搏，还是一个家庭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都需要加油鼓劲，都需要加油助威。可以说，“加油”一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润物细无声、日用而不觉，只要有拼搏奋斗的场景，就会有“加油”助威的呐喊，只要有奋发图强的努力，就会有“加油”鼓劲的呼声。

“加油文化”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是一种润物细无声、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以“守正笃行、久久为功”的精神作风，众志成城、团结奋斗，苦干、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