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付琪翌

民国时期，有不少大师级的文化名人来到贵州，他们掀起了一股文化的旋风，其中就有一位在贵州开始了他的“细说历史”系列，他就是“大众说史”第一人——黎东方先生。

一、大师弟子，不凡人生

黎东方（1907—1998年），原名智廉，河南正阳县皮店乡人，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他的父亲黎淦是清末举人，在江南地区做官。1921年，少年时期的黎东方就读于江苏省立八中，后又考进南洋大学附中。在南洋大学附中读书期间，黎东方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一直在最前线奔波。1926年，黎东方考入了清华学校（清华大学），成为梁启超的关门弟子。在清华学习期间，黎东方接受了孔繁矞、朱希祖、陆懋德等的教导，得到了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的指导，为其历史学的研究和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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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左一）与友人研究现代史资料（右一为胡适）

1928年，黎东方远赴千里，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拜师法国史学权威马蒂埃教授，学习法国革命史的知识。此外，黎东方还在巴黎学习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西方哲学、希腊史等。在法国求学期间（1928—1931年），黎东方孜孜不倦，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比列志士记》四处搜集材料，法国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都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他手写历史年表，整理一件件史料，终于完成了他的大作。1931年6月，黎东方的博士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答辩，他获得了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且附以“最荣誉记名”，这“最荣誉记名”在19世纪只有文学家泰因和史学家古朗西两人获得过，而黎东方是20世纪获得此记名的第一人。

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在重庆《中央日报》所登的广告

1931年回国之后，黎东方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教授中国通史和历史哲学。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黎东方暗中帮助东北义勇军的行为被人发现，无奈南下，到中山大学继续任教。1939年，黎东方接受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任命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且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

二、生活所迫，重庆讲史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黎东方在重庆任职。黎东方除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以及“三编会”主任委员之外，还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上课。但是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国的财政已经穷得不能应付，据他自己所说：“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日本人害的。”

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在好友的安排下，在重庆位于中一路的山东省立实验剧场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演讲，并在《中央日报》上登了广告，演讲的内容是三国历史“合久必分”。

黎东方采用通俗讲法，“细说历史”，还原史实，讲座幽默风趣，一炮打响，一鸣惊人，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黎东方一连讲了十天，每张门票是40法币，十天的全部收入相当于他几十个月的教授薪水。之后，黎东方一发不可收拾，又在重庆的其他场所，还有成都、泸州、昆明等地，多次演讲，内容上又添加了唐朝与清朝两个主题，皆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唐振才先生曾赞赏道：“黎东方先生是前辈史学家，又继承了讲史说三分的民间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后方各大城市多作历史演讲，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故事，他是真正的‘说三分’专家。当时，学生、教授、商人、军人、市民，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听他讲史。他所讲的是历史，不是演义。”

三、辗转贵州，入职贵大

1948年，国共内战的战火四处蔓延，国民党占领的地区又笼罩着金圆券崩溃、物价飞涨的阴霾，黎东方接受了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的邀请，来到贵州大学历史系任教。

1949年国立贵州大学史学系教师合影（黎东方：前排右三）

在贵州大学任职的一年里，由于国共内战，学生们在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因此学校里罢课的日子很多，黎东方也没有为学生们上过多少次课。虽然如此，黎东方依然给贵大的学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理事、中国傩戏学会理事、贵州省剧协顾问谢振东就曾在贵州大学接受过黎东方的教导，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黎东方初到贵州大学教书的情景：

他大概不愿把大学教学，弄得像中学的灌输、强记形式雷同，他以轻松聊天方式和大家交谈，并不时流露出启示……他又介绍了一些国外研究历史的动向，若干出土的远古、上古、古代的化石等，正帮助人们从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各方面向历史研究提供宝贵资料，历史学不是孤立的学科。他的头一堂课，谈吐自如，豁达随意，风趣盎然，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

同时，贵州大学也给了黎东方很深的印象，在他的自传《平凡的我》中提到：“贵州在清朝有过好几位了不起的学者，如莫友芝及黎庶昌，学风笃实纯朴。贵大也继承了这个良好风气。贵大保存了许多线装书，包括若干套丛书，为很多别的大学所没有。”

1949年秋，由于国内局势紧张，黎东方从贵阳出发经香港前往台湾。40年后，黎东方在1988年10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来大陆学术访问。趁来贵州探亲之便，他访问了早年曾执教过的贵州大学历史系，在贵阳与贵大的老少师生见了面，见到了好几位昔日的学生和同事。虽然过去了40年，但他们之间感情犹如往昔，互诉别情。可见黎东方与贵大师生之间的感情是如此深厚。

四、贵阳开讲，轰动山城

1949年秋，黎东方要离开贵阳，但是买不到长途汽车票，也没有火车，飞机更是免谈。中国民航的职员打趣地让黎东方“包机”，明天就可以出行。黎东方一怒之下，向他说：“一个星期以后，我带钱来。”于是，黎东方在贵阳重操旧业，演讲卖票。

演讲的地点在贵州省立民众教育馆（位于今贵阳市省府路）和贵阳城隍庙（位于今贵阳市延安中路）等地点。他的“细说讲史”一时间风靡整个贵阳城。黎东方讲了一个星期，具体内容：讲杜鲁门和斯大林各一晚，讲三国故事三晚，讲武则天和慈禧太后各一晚。前两晚的钱，全部捐给了学生餐厅，剩下五晚的收入，合计960张门票，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他道贺说：“的确，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得多了。”黎东方说：“哪里，哪里！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呢，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

黎东方讲史，也推动了贵阳城内听史、学史的风气，对推动贵阳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10年，《贵州商报》采访了曾受业于黎东方的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兴邦，他回忆起黎东方说道：

黎东方授课方式十分生动，他所讲的历史跟说书一样引人入胜，可惜他的授课时间很少，更多的时候他是在贵阳设讲坛，为大众讲史，开了我国讲史之风。可以说贵阳人听史，说史的风气，受了黎老师很深的影响。

黎东方不仅在贵阳创造了“卖票包机”的传奇故事，同时也在贵阳开辟了一种新的写作体裁——“细说体”。为了报答可爱可感的贵阳听众，黎东方破例将自己演讲的内容写成讲辞大纲，每天印一张报纸，折起来，成为十六开薄薄的一本“分册”，题为《新三国》，定价每分册银元五分，一共有六个分册，上市便被一扫而空。

五、贵州女婿，恩爱夫妻

黎东方与贵州还有着另一段不解之缘，黎东方的夫人——黄鸿书女士便是贵州人。黄鸿书女士于1924年生于贵州安顺顾府街75号，小学在安顺毕业，中学到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位于今护国路），之后黄鸿书女士经谷正伦的介绍到上海法政学院读书。1948年，黎东方在贵州安顺讲史“三国”，当时黄鸿书女士的父亲也专门到场听过黎东方的演讲，谁知不久之后台上那位风趣幽默、器宇不凡的大师日后竟然会成为黄家姑爷，当上了“贵州女婿”。

黎东方自传《平凡的我》

黎东方细说系列

1960年，经我国著名的文理大师顾毓琇介绍，门当户对的二人在台湾结婚。在之后近40年的时间里，两人一直恩爱有加、相濡以沫。黄鸿书比黎东方小18岁，晚年的黎东方生活不便，都是他的夫人黄鸿书负责照顾他的起居，每次出门演讲和参加活动都要黄鸿书帮忙准备出行的东西，外出演讲时常常要问身旁的妻子自己所讲的进度到哪了，写书时要妻子将自己所写的每张纸编号。在家中，黎东方叫黄鸿书为“黄秘书”，黄鸿书也常常打趣道：“公务秘书可是要饷钱的。”黎东方则回应：“我人都给你了，比钱重要嘛。”黄女士常常称黎东方是“老顽童”，黎东方则反击称她为“孙二娘”，两人相敬如宾、白头到老。在黄鸿书的陪伴和照顾下，黎东方完成了许多著作，渡过了很多难关。黎东方去世后，黄鸿书女士委托各位熟悉“细说体”笔法的学者，分担撰写任务，著出了《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完成了黎东方“细说”中国通史的遗愿。

六、细说体例，流芳后世

黎东方创立的“细说体”，其本义是指用嘴说在先，用笔写在后。因此其文其风，别具特色，文笔通俗幽默，生动精彩，引人入胜；而文章的内容又是真人真事，符合真实历史，深入浅出，带着作者的褒贬，使读者、听众能够身临其境，让普罗大众可以通俗地了解真实的历史，却又不用去啃那晦涩难懂的二十四史，读者有读《三国演义》的热情，还获得了超过读《三国志》的历史知识。    

黎东方所独创“细说体”，赢得了史学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钱穆称赞其“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认为，黎东方的“细说体”虽然属于通俗历史读物，但作者的史学水准很高。“黎东方把一个朝代的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根据叙事的需要分别命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我们古人的纪事本末体的一个成果改造，作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胡适对这种写作体裁十分推崇，劝黎东方将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此后黎东方开始着笔写了自己的“细说”系列，《细说清朝》《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相继问世，“细说体”也愈来愈受到民众和读者的喜爱。

黎东方的人生充满传奇，早年的他师承大师又远赴欧美求学，为其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功底；中年的他辗转国内国外，开拓了自己的眼界，还成为中国讲史第一人；晚年的他治学有方，写出了许多历史学巨著，为后人研究史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他传奇一生中最令人乐道的，便是他所创造的“细说体”。

黎东方在贵阳依据自己讲稿写出的《新三国》是“细说体”首部著作，它有着极大的意义：《新三国》首刊于贵阳是黎东方“细说体”的一次成功实验，若无《新三国》，黎东方也无包机之款；若无《新三国》，也无其后的细说系列。贵阳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给予了《新三国》和“细说体”出现的机会。黎东方短短一年的贵州之行，帮助建设和发展了刚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历史系；还为贵州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财富。黎东方在贵阳这座人杰地灵的城市创造出的“细说体例”，为后世记录历史创造了新的写作方式，并且成为历史书写的重要写作方法，使人们能够以幽默有趣的文字了解到历史的真相，不仅为史学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为贵阳的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