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超

提起家书，很多人会想到是曾国藩家书，我们所熟知的是相关书籍，而真正的手书是难得一见的。我们今天所欣赏的这封家书比曾国藩家书还早一百多年，是一封手书，它就是贵州先贤黔中诗帅周渔璜最后的家书。古人居处相距遥远，旅行只能靠双脚和车船骡马，相别后动辄经年累月，再经历人祸战乱、自然灾害，想要传递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写信，送信、保存又是难之又难，相较于现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的便利，我们现代人不能体会古人的“家书抵万金”“鱼雁传书”“织锦回文”那种心境，能流传至今的书信真迹更是弥足珍贵。

周渔璜画像

周渔璜（1665—1714年），号起渭，一字桐埜，别号载公，是清初著名的学者、诗人，贵州贵阳青岩骑龙（今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人。周氏为贵州土司后裔，先辈为白纳长官司长官，其父周国柱，字玉础，贵阳府学生员，生四子，周渔璜为家中长子。周渔璜6岁起就在家塾读书，聪慧过人，勤学好问，过目不忘。据载，周渔璜年十四五岁即能作诗，所写《灯花诗》盛传一时，颇受嘉许。康熙二十年（1681年）16岁，周渔璜至贵阳参加乡试，中副榜列第3名；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22岁，再次应试秋闱，名列榜首，中解元；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29岁，中甲戌科进士，取庶吉士入翰林，授检讨（秩从七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选任为浙江主考，赴杭州主持乙酉乡试；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擢升为侍读学士（秩从四品），出任顺天学政，主持京畿附近各州县学童、生员考试；康熙五十年（1711年），擢升为詹事府詹事（秩正三品，满、汉各一人），他是康熙皇帝身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高官近臣，人称“周宫詹”，负责教导皇子及管理东宫事务，成为有清一代最后一任实际掌管太子宫的官员，即帝之师。同年五月，他奉命赴会稽代表皇帝祭祀禹陵和明孝陵，并到达安庆等地巡阅江淮驻军。

周渔璜在学术著作上成绩斐然，他曾受命参与编纂《贵州通志》《皇舆表》《康熙字典》，担任过《渊鉴类涵》的校录官；在诗作方面，周渔璜也成就颇高，他是第二位产生过全国性影响的贵州籍诗人，其前一位是晚明的杨龙友。周渔璜存诗三百余首，有《桐埜诗集》传世，代表作为《万佛寺大钟歌》《泛舟西湖夜半始归》。他的诗以新、奇见长，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断句入耳，有终身不忘者。……写景，则周起渭《西湖》云：‘直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将其推崇为写景的典范佳句。晚清“西南巨儒”郑珍称赞道：“诗当康熙，如日正中，起问汉大，惟渔璜公。桐埜一篇，眉山放翁。经纬宫商，继盛长通。”他被誉为堪与苏东坡（眉山）、陆游（放翁）媲美的诗人。当代美术大师刘海粟在《诗人周渔璜小传》中更称他为“黔中诗帅”。《清史稿》评价周渔璜诗作时称：“诗才隽逸，尤肆力于苏轼、元好问、高启诸家。贵州自明始隶版图，清诗人以起渭为冠。”他的诗作对清末贵州诗人郑珍、莫友芝及陈田等影响甚大，他被后世称为“神韵”诗人。

周渔璜家书全貌

尺牍本指古代书写用的木简，后借指书信。尺牍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经过长期积淀，在清代形成了固定的形式结构。其形式结构通常由起首、正文、结尾、落款等几个部分组成。尺牍在内容上抒发与寄托了古代文人的性情，承载了生活中琐碎而鲜活的细节，体现了史料价值；在书法上笔画使转纵横之间，个人性情自然流露，体现了艺术价值。一封封的家书里个性鲜明、文笔高妙，又体现了一人之音容笑貌，捧读来信，见到熟悉的笔迹，仿佛能见到千里外亲人朋友的音容。正所谓“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也更充分地反映了古人的心境。

周渔璜家书原文：

兄起渭字寄，二弟长源，三弟又濂，并诸弟等同览。我病且死不能作楷字寄，父亲、汝等在远不得相见，我死之后，汝等见字可着一二人来京，汪年兄讳澐，号千波，其弟讳漋，今现任浙江学院，彼弟兄处，我曾交银贰万叁千两与他，你们到京同蒋商霖、陈南柳、鹿年兄讳名恭广，问他取讨，他必不骗，此银亦难一时收恰回贵州，你等仍与汪年兄商量，或仍留当铺，你等每年陆续来取回家可也。外张志尹弟兄共少我银五千两，只问张志尹要。曹宗子少一千两，你等试与之讨。我生前心事，只要修理本处寺院及造高车桥，并在本寨以白米三百石置义仓，义之法我另有详细单款，你们一一依单而行，成，我生前之志便了。至于我病，八分为王事驰驱劳碌所致，五分为恶妇□氏凶狠无理极，妇人之恶事使我抑郁结此病根，你们可告父亲得知。随琴并家人卖旺者俱各遗出，□□我已分附了□□□贵州你们不必留他，他非你等所能使也，此嘱。获封图书是我平时寄家书者，此书寄后，图书已□了，再有字非此图书勿信。

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十七夜，兄起渭力疾亲笔。

押款印章阴文“周起渭印”，收藏印章阳文“凌惕安印”。

从这封家书的落款与收藏印章来看，可知家书已经到了周渔璜亲人的手里，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亲人的真挚情感，读来真是牍短情长，感人至深。信中文辞通俗，用语精妙，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真相，具有文献价值。文献学中一般把信札、日记归为稿本，作为第一手史料来研究，可正野史之讹，可补正史之阙。周渔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京为官，但心系故乡贵州，对家乡给予深切关注，《贵阳府志》载：渔璜，“喜施。郡中修学宫、建祠庙、桥梁，咸与焉。”这些内容在家书中的原话是：“我生前心事，只要修理本处寺院及造高车桥，并在本寨以白米三百石置义仓，义之法我另有详细单款，你们一一依单而行，成，我生前之志便了。”“修理本处寺院”即石谱寺，是周渔璜早年读书的桐埜书屋；“高车桥”是建在蒙贡寨玉带河上的三拱石桥；“置义仓”以便灾年时救济家乡父老。这些正史中的记载都在家书中一一体现，只有将这些不同的细节拼接在一起，才庶几接近历史的真面目，这封家书为我们还原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在这封家书中我们能感受到周渔璜的心灵世界，让我们加深对人性、人生、人世的理解。如信中提及的：“至于我病，八分为王事驰驱劳碌所致，五分为恶妇□氏凶狠无理极，妇人之恶事使我抑郁结此病根，你们可告父亲得知。”晚年的周渔璜仕途高升，较为劳累，本就体弱多病，未及而立之年便鬓发斑白，除为皇帝讲解经书、记录皇帝言行外，还代表皇帝奉命巡察。又因年少饮酒，督学两浙、顺天后染嗽上气疾，却不戒酒，每餐亦饮酒不满半斤。加之结发早逝，与续弦又不和睦，膝下无子，长期积郁，最终在出使江南后积劳成疾，于是病发卧床不起。我们作为人是拥有情感的血肉之躯，总还是要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避免不了种种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阅读这封家书我们会对人性的光辉、人生的悲欢和人世的苍茫有更深的感悟。

古人信札的文笔之美，首推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这封信只有二十八字，来龙去脉也不甚清晰，但被后世美赞其为“二十八骊珠”“天下法书第一”，奉为最经典的书法作品之一。由于信札都是写给亲朋好友的，甚至只是随笔记录，那么书写者的机巧、刻意安排，就最大程度被弱化，信札是“无心于书而书”。周渔璜在这封家书里涂抹圈改，自是常态，只要自己能辨认清楚就行，在放松的心态下，周渔璜在书法上的造诣和高超的技巧，才会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行文干脆利落，下笔稳健，笔墨的浓淡干枯，则随书写内容、心情的起伏变化而变化。周渔璜当时悲伤的心境，如信中提到“我病且死不能作楷字寄，父亲、汝等在远不得相见”，在病痛弥留之际还不忘致歉不能作楷字，思念家人却不能相见。信中手书笔迹，浑然一体，自然流畅，不事雕琢，行字更为日常放松。读懂信札，也就读懂了书法，它们不仅展现了书法家们精妙的书法技巧，也更能体现作者的真心境、真性情。当时，康熙帝极其推崇明末董其昌的书法，上行下效，我们在这封信的笔墨里也能找到董其昌书法的影子。书信本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文体，把要说的事情说完也就可以了，周渔璜如果不经过大量学习和刻苦的书法训练，他也难以很好地用书法这一艺术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心迹。

从这封家书中，我们可以窥见古人的人际交往之道，尤其是语言交流的必要礼仪和技巧，这些都具有让我们借鉴的实用价值。现代人已很少写信，但在生活中人际交往特别是语言交流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古人写信，纸短情长，就要注意锤炼字句，力求表达清晰优美，对不同的对象，也要用不同的称谓和表达方式，以表示礼貌。如周渔璜家书中提到父亲、王事等称谓时，都是另起一行，超出整个篇幅顶格写称呼，务使尊卑有序，亲疏得宜。现在人们发短信、微信，往往脱口而出，随手而发，态度随便，久而久之，语言就越来越单调，甚至粗鄙。多读几遍这封家书，浸润既久，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相交相处之道，提高自己的修养，学会在言辞之间以礼相待。如信中提到银两的数量时，在数字的上方还加盖自己的印章，使写信人、收信人和欠账人三方都能信服，从而构建一种和谐、信任的人际关系。多读研习古人信札、笔记等经典，让优秀传统文化启智润心，既能回味前人的生活方式，又能增进对古人相处之道的理解，感受汉字和汉语的深邃魅力，提高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

周渔璜家书（局部）

这封家书落款日期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八月十七日夜，也就是这一夜，周渔璜积劳成疾，在京病逝于任上，时值知天命之年，这封家书也成为他的绝笔。次年，移灵返筑，归葬骑龙寨松坡，墓碑上镌刻“皇清诰授通议大夫、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并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周公起渭之墓”。他生长在偏远的贵州，但名倾馆阁、主考江南、督学顺天、编纂方志、纂修字典、谱写诗作，从而跻身国史、名列方志，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京为官，远离故土，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家乡的文化、教育及经济给予深切的关注，身在京城却心系故乡。如他将在北京樱桃胡同购置的房产数十间遗嘱全部捐作“贵州会馆”，为来京的黔中人士提供憩息之所；在故乡修学宫、建桥梁、置义仓等举措都表现了他巨大诚挚的奉献精神，实感人至深。古人一封封信札中蕴含着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滋润心灵、启迪智慧的不竭源泉，我们要经常阅读。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