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应梅/黄 凯

1944年4月，故宫博物院在贵阳举办了为期两周的故宫博物院贵阳书画展，展出故宫所藏“晋唐五代宋元明清书画精品共计170余件”。贵州省立艺术馆熙来攘往，观展人群络绎不绝，许多书画大家皆亲临参观。抗战时期，南迁的故宫文物在烽火狼烟中依然闪耀，不间断地传扬中华文化，借此振奋民族精神，坚定抗战必胜之决心。在黔80箱故宫文物精品，先后参加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会”、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后又举办重庆书画展、贵阳书画展、成都特展等。这一系列国内外展览，受到各界盛赞，影响深远。贵阳书画展“不仅是贵州的一大文化盛事，也是抗战期间的一大奇迹”，对当时贵州地域文化，尤其是贵州画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故宫文物之“南迁”与“西移”

　　故宫博物院能在贵阳举办书画展缘于故宫文物在抗战期间的南迁与西移。故宫文物南迁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使中华文化瑰宝免遭战火劫掠，由故宫博物院具体组织的一次文物保护行动。1933年春，历时一年多的南迁准备工作完成，精选的1.9万余箱故宫博物院及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单位的文物分五批陆续起运，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运南迁至上海法租界暂存。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加紧在南京修建新的库房，以便永久保存这批文物。1936年，南京新库房顺利落成，暂存于上海的所有文物全部运抵南京，藏于新库房内，并设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存“故宫书画展览目录”

　　1937年，日本在北平发动了七七事变，随即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南京岌岌可危。考虑到日军对我国文物的疯狂劫掠和破坏，为了保护这批国宝，南迁文物刚刚在南京安顿了半年，故宫博物院又不得不再次组织这批文物西迁，先后分三路向西南后方转移。北线有7286箱文物，从南京出发，由铁路经陕西宝鸡入四川成都终至峨眉；中线有9369箱文物，从南京出发由水路经湖北汉口、重庆、宜宾最后运抵乐山；南线有80箱文物，从南京装船沿水路运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即便如此，也还有2900箱文物没来得及转移，南京便被日军侵占，随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幸运的是，这批古物虽被日军强抢而去，却在1945年日军仓惶撤离投降时，无暇顾及，它们依然留在南京，完好无损地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入黔的是南线转移文物，也是第一批转移的最为珍贵的文物，是由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自监护迁离南京，计划藏湖南大学的文物。这批文物包含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赴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归国后还未拆箱的80箱珍贵文物，以及鉴定委员会还没有最后审鉴的700多卷卷轴、画册等，数量庞大，且珍贵异常，多为旷世珍品。

入黔文物三易藏址

　　1937年8月14日，马衡院长指挥第一批文物从南京装船启运，原计划直接运往湖南长沙，但行至武汉被迫滞留数月，直到12月才运抵长沙，暂存长沙城郊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计划在其附近择山开洞以便长期保存。12月南京沦陷，大批日军飞机接连轰炸长沙，文物安全难以保证，遂于1938年1月继续西行。但考虑到当时湘西一带匪患严重，加上日寇自江苏西侵，两湖受到威胁，为了这批文物的安全，决定绕道桂林再迁贵阳。湖南、广西、贵州三省配合，先由湖南省公路局派出十辆汽车将这批文物运至广西边界，后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经桂林、柳州至与贵州交界的六寨，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经独山、都匀、贵定转移到贵阳。

1933年，故宫午门外等待起运的文物

　　南线80箱文物分两批运输入黔。1938年1月31日，第一批辗转来到贵阳，但当天时值旧历除夕，由刚上任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安排，将文物暂时存放在六广门蒋介石行营（民国时期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官邸，即毛公馆）。随后，故宫博物院和贵州省政府皆积极物色更适合的地点安置文物，最后由故宫博物院“租定六广门灵光路237号民房一栋”，故宫文物在毛公馆存放两个多月后便移藏该处。这里有民房十余间，附近有一所花园，故宫博物院贵阳办事处也设立于此。1939年1月，存放于贵阳的故宫文物又奉行政院令迁往安顺，80箱故宫文物以及故宫代为保管的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5箱全部存入安顺华严洞，并加强了藏地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九十九师二九七旅五九三团派兵二班妥为守护”。从此，南线的80箱故宫文物以及由故宫博物院代管的文物在华严洞安全保存了近6年时间。1944年11月底，日寇进犯黔南独山，贵阳告急，安顺华严洞内的文物岌岌可危，遂马上转移，择定巴县龙岗乡飞仙岩为新藏址，“于十二月六日在安顺分装，后方勤务部拨借之汽车十五辆起运，至十八日全部安抵巴境（民国时期属四川巴县，现为重庆市巴南区），卸存飞仙岩库内保管”。运输过程中，曾有一辆车在遵义运至桐梓途中，因机件失灵滑下山坡并与其他车辆相撞，后开箱检查幸好文物均毫无损坏，“安顺办事处”也更改为“巴县办事处”。　　

故宫文物贵阳书画展之缘起

　　故宫博物院贵阳书画展的筹办与当时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陈恒安关系甚大。陈恒安（1909—1986年），贵州贵阳人，祖籍江苏南京，是著名的书法家、文物鉴赏家、文学家、诗人。他为人谦和宽厚，善于团结文化人。先生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1931年因母病肄业回黔。先后任《新黔日报》主任编辑、贵州省建设厅厅长秘书、贵州省政府秘书。1943年10月，贵州省立艺术馆成立后任该馆首任馆长，同时兼贵州省政府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又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等职。正是他在任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期间，促成了故宫南迁文物在贵阳举办了名动山城的故宫博物馆贵阳书画展。

　　抗战期间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是唤醒民众和宣传抗日的主要艺术活动。贵阳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重要屏障和抗战的大后方，是通往重庆、昆明的要冲，许多著名学者、文人、书画家等纷纷来到贵阳，戏剧表演、音乐演出、书画展览在贵阳活跃起来。如叶浅予、徐悲鸿、沈逸千、张安治、关良等著名书画家都在贵阳举办过书画展。这些展览不仅为抗战作了宣传，培养了抗日民族意识，还为贵阳抗战时期文化艺术活动的繁荣带来了新气象。

1939年1月，文物从贵阳转移到安顺华严洞

　　时任贵州省立艺术馆馆长的陈恒安认为，“国宝入黔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如果黔人不能瞻仰，无异乎如入宝山空手而还”，于是向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提议，借故宫文物在黔之机会，积极举办展览。这一提议得到吴鼎昌的赞成，遂以吴氏名义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洽商并得到同意。展览实际工作则是陈恒安馆长和主持故宫安顺办事处的庄严科长具体完成。

  对故宫博物院来说，趁着文物在后方之时，让西南地区父老乡亲饱览祖国的文化瑰宝，以报答西南人民对国宝的协助运输、保卫之劳，也是他们所乐见其成的。马衡院长在1943年7月2日的故宫博物院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拟于本年秋冬之季，空袭稀少之时，除铜、磁、玉器等携运不便不予提选外，就安顺库藏书画中酌选一二百件运至陪都公开展览，以供社会观摩采讨而广宣扬。”因而成就了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间的重庆书画展，展出“有民族意义及与地方历史有关之书画一百四十余件”。当贵州省商洽办展时，马衡院长欣然同意：“俟陪都展毕运回原库时，留筑赓续展览，同时派员赴黔协同该省政府筹备布置。”　　

盛况空前的贵阳书画展

　　贵阳书画展具体事宜由贵州省立艺术馆策划筹备，故宫博物院派人协助，陈恒安馆长亲历亲为，事必躬亲，为了筹备好此次展览，他还曾向贵州省主席专门请假一周（当时他还任贵州省政府秘书），以确保展览前一切准备就绪。据1944年3月陈恒安呈报给贵州省政府及贵州省教育厅的《贵州省立艺术馆关于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筹备情形的呈》记录：此次展览会定名为“故宫博物院在筑书画展览会”，后经贵州省教育厅审核后决定删除“在筑”二字，最终定名为“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此次展品目录与1944年1月在重庆所展者相同，展览日期为4月上旬。

　　贵阳展沿用重庆展惯例，对参观者收取门票，门票需购买，主要是“为免除增加国库负担”，“准予售卖廉价的入场券，以维持一切开销”。为了改善重庆展时“因票价较低，以致人太拥挤，秩序欠佳，不便参观，无法维持”的状态，以提高票价的方式来限制参观人数，拟收取门票个人票每张50元，团体票每张200元（每10人为1组，不足10人仍照1组计算，购团体票1张），后经贵州省教育厅核准，个人票每张50元，团体票改为每张100元。

1938年1月，文物由贵州公路局车辆从六寨接运到贵阳

　　举办展览的“一切收支全由该省省立艺术馆主持办理，本院概不过问”。此次办展预算经费总计15万元（包含人员伙食费及警卫费、购置展陈设备费、印制说明册及门票费、由渝至筑及返安顺车运费等）。筹备期间支出由贵州省政府垫付，本着“尽力撙节”“实报实销，绝不浪费”的原则办展，待展览结束后从门票收入中扣还。由于是战时办展，还商定了防空办法，即择定附近的狮子山及麒麟洞两处为防空地点。展览期间，由贵州公路局派车随时留驻科学路广场，以备临时运用。又与防空司令部接洽，如有情况，第一时间电话通知，立马收卷展品，派员随车运至避空处所，以确保展品不受空袭。

　　贵阳书画展为期20天，原计划展出170余件，最终展出数量据1944年4月形成的《故宫书画展览目录》显示为192件。主要包含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书法、名画精品。如晋代王羲之三帖、唐代唐玄宗唯一存世书法《鹤鸽颂》，以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书法，还有宋徽宗的《腊梅山禽》、巨然的《秋山问道》、唐寅的《山水》等绘画，均为国宝级的真迹。

　　《贵州日报》对此次书画展进行了充分宣传，先是预报了艺术馆要展览故宫书画的消息，后又公布了故宫书画展览珍品要目，开展后还陆续刊载观后记。此次展览引起轰动，观者如云，盛况空前，各界名流及众多艺术家前去参观品评，实为贵阳城当时的一大文化盛举。有人说“进入展厅，人们被王羲之真迹三帖的‘神秀’所惊呆”，有人看完展览后写信叫他遵义的朋友赶快来看展，并说：“你们要不来，你们就白活了。”有人观展后还劝“读者赶快变为看客，由看客变为鉴赏家，由鉴赏家变为玩味者，顶好能多看两三遍”。贵州本土书画家桂百铸“终日前往鉴赏，在每幅作品前都聚精会神观摩，久久不愿离去”，展览结束后，还写成《观故宫书画展记》。　　

  贵阳书画展对黔影响深远

故宫博物院入黔文物为该院所藏珍品均属国粹，其在筑举办书画展以及在筑期间参加或举办的一系列国内外展览，影响和意义是巨大的。正如马衡院长所说：“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中国新闻学教育开拓者、贵阳人谢六逸说：“如其一个地方的艺术空气衰颓不振，势将无法拯救国民道德的沦落。”故宫博物院在贵阳举办的书画展，对文化素称落后的贵阳来说，在启发民智、培养抗战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贵阳书画展与其他一系列艺术活动一起，激荡起更加色彩斑斓的贵州艺术空气。同样，故宫文物的公开展出，使贵州的书画家们能直接面对古代名家真迹临摹学习，开拓眼界、增广见闻，给贵州的书画学习者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对贵州书画艺术带来了宝贵的提升时机。故此，贵阳书画展是对贵州书画坛影响甚深的一件大事，是贵州的一大文化盛事，也是非常时期给贵州带来的历史机遇。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