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包志怀

贵州省在清末民初时代大潮中，涌现出一批实业家，艰难地推动着贵州工业的发展。他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积极践行“以商养文”，投身贵州教育以兴教化。伍效高就是早期贵州实业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从一个摇鼓货郎成长为民族资本家，将经商所得积极支援红军、支持抗战，大力发展家乡教育，在曲折中坚定前行，为贵州教育向现代化迈进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行商崛起，从摇鼓货郎到民族资本家

1894年农历八月，伍效高出生于贵州省普定县。《定南伍氏家谱》记载，伍氏家族世居湖广衡阳，明初伍以仁、伍以伦在征南将军傅友德麾下参与了平定云南之役，二人因征战有功，同时封授武威将军，自此之后伍氏家族便在黔中开枝散叶。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伍家在伍效高父亲这辈时家道中落。伍效高勉强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后，就不得不辍学，为了生计开始做起了走村串寨、赶乡场的摇鼓货郎，当时年仅13岁。在做了几年摇鼓货郎后，伍效高借债在县城开了一家叫顺昌隆的小布店，受洋货冲击，不久后倒闭。伍效高吸取经验教训，决心由“坐贾”改为“行商”。之后五六年间，伍效高秉持吃苦耐劳、诚信经营的理念，积累了一定的行商经验和资产。此后伍效高逐步成长为民族资本家，1924年参与安顺商业大户恒兴益商号经营，1931年任该商号汉口庄经理，1939年成功创建新生五金厂和新生陶瓷厂。1940年组建贵州第一家私营银行——贵州聚康银行。1941年参与仁怀仁岸利民盐号业务，任总经理。1946年在普定开办效力电厂与碾米厂。1938年至1949年间，伍效高在贵州独资创办或投资多家工厂、商号、银行，大大促进了贵州现代工业发展。从不及弱冠而白手起家的贫家少年，到资产雄厚的民族资本家，黔商骄子伍效高奇迹般地崛起。

二、心系家国，支援红军、支持抗战

1929年，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在广西百色领导发动起义，成立红七军，开辟了右江根据地。百色是滇、黔、桂水陆货运集散地，百色起义后，谣言四起，商人不敢接近起义军，货物滞留，投资者不知所措。在商议对策时，大家一致认为要推代表与红军接洽，但又怕有去无回，犹豫不决。伍效高当时是恒兴益外庄总经理、振华福商号股东理事兼总监事，他自告奋勇去百色与红军接洽，但是没有人敢同行，最后才说服振华福商号经理许荣峰同去，当晚两人便乘坐一艘小火轮赶到百色。见到了当时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李明瑞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官兵一律平等，互相不称长官，只称同志。部队的政委是邓斌（小平）同志，邓政委最近工作很忙，一时恐怕抽不出时间接见你们，但邓政委说共产党有个规定，保护工商界的正常活动，货物纳税，决不没收商人的资金和货物，这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希望商业界相信，不要听信谣言，我说话是负责任的。”伍效高听后非常高兴，进而提出了开市营业的请求，并表示按期纳税，获得了批准。从首批货到达南宁后，伍效高便履行纳税承诺，陆续缴纳税款，先以买棉纱为名汇税款到香港，然后转汇到沪、汉，又由沪、汉转汇到百色的恒兴益、振华福两家商号，最后转呈苏区政府。累计上交税款共60多万银元。在此过程中他花费心思、承担风险，曾经被桂军军阀白崇禧以通匪罪名抓进监狱，并声称要处死，最后送了白崇禧8万银元才得以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张云逸对伍效高在百色所办之事记忆犹新，对他按期完成缴税任务给予很高的评价，并称对红军的帮助很大。可以说伍效高缴纳的税款为当时苏区政府解决经济困难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发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大批难民逃到贵州，1939年2月4日贵阳城中心遭到日机轰炸，损失惨重。早年即怀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伍效高，在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决心将理想付诸实践，通过兴办实业和创办学校支持抗战。

三、兴学育人，使偏僻之乡有一线光明

面对国家和民族危难，伍效高深刻认识到，只有经世致用，才能救亡图存，只有崇尚教育、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伍效高在外经商多年，始终存有兴学育人的念头。自光绪中后期以来，在严修、李端棻、吴嘉瑞等人的倡导下，新思潮在贵州广泛传播，曾为自治学社领导人之一的周素园曾说：“自甲午以还，黔中优秀分子，或赞成，或反对，或直接，或间接，几无不与此三家有关系。”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伍效高与寄居贵阳的普定人邓若符、丁纯武、袁慕莘、丁达三等谈及教育，认为“建设要图，应以教育为嚆矢、蓄教育而后出人才，有人才而后百事兴，能谋教育发达，方冀达到改造社会，建设地方之目的”。基于此，他想在家乡普定兴办一所中学。

1937年冬，伍效高返回家乡普定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捐资5万大洋兴办学校，邓羲之、丁纯武等人积极响应，地方党政要员、社会贤达等也是多方号召，最终通过捐款得到18万余元。1938年4月1日，普定私立建国中学正式开学，教室为原文庙旧址改建而来，首次招生120人。西堂图书馆、儒臣楼在后来才陆续修建完成，虽然学校硬件条件比较差，但是伍效高凭借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在学校人员、教学仪器、图书资料等软件方面都是以当时优秀的现代中学为参考，高标准配备。首任校长丁达三，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普定地处偏僻，不易遭受日机轰炸，因避战争而涌入贵州的难民中，不乏大、中学教师。在伍效高的真诚邀请下，大批才学优秀的教师进入建国中学执教，因此学校教师多为来自国内外名校或具有多年中学、大学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伍效高亲自从重庆、香港等地购进学校图书、仪器，据当时的校董伍政宪、毛灿英著《怀念贵州爱国工商实业家伍效高先生》记载：“西堂图书馆的大部头藏书有十多部，如四库全书、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大学丛书、二十四史、贵州通志、安顺府志、遵义府志、各家诗文集等。有些图书就算省城图书馆也难以收藏。据当时统计，除零星散册的图书和报纸杂志未编入藏书目录之外，西堂图书馆所藏的书就有三万多册。”伍效高力主“创办教育事业，务在得人，原不吝惜钱财”。创办初期，普通教师月薪达60~80块大洋，可购稻谷10石（约3000斤），在同时期教师薪水中属于高标准。在学校管理方面，摒弃旧式的管理模式，采用新颖灵活的教学方式，一时间教学氛围浓郁，学生上课积极性很高。

1946年春夏之交，伍效高来到建国中学视察办学情况，看到学生认真学习、埋头苦读，对学生在上晚自习时依然勤奋好学的表现感到非常欣慰。然而当他看到桐油灯下微弱的灯光，想到学生视力在这种情况下会受到极大损害，心中不免产生不安的情绪，感到自己还有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要办——让学生在电灯下读书。因此他萌生了在普定创办电厂的打算，主要目的是想让自己偏僻的家乡繁荣起来。但是创办电厂之路并不平坦，辗转蹉跎，直到1946年8月才筹备就绪。邀请了毕业于南京高级工业专科学校的黄先立负责技术，在贵阳聘请国万林与另一位林姓师傅照管，实施安装，9月底才开始送电。伍效高开办电厂，主要是服务桑梓，为建国中学的学生打算，一方面是为学生上晚自习提供照明，另一方面是计划在普定兴办实业，增加点收入，获得点利润来弥补建国中学经费的不足。

伍效高在《普定效力电厂的回忆》一文中说他“经常在外面经商，远水难救近火，如果做到以厂养校，建国中学才能持久地运行下去，永不衰替”。虽然电厂每年合计亏损数折合有一千到两千元，但是他认为：“解决学生读书照明用电的愿望总算实现了。”普定效力电厂之所以命名为效力，并不是说以伍效高的力量办电厂，而是“意味着为桑梓效劳效力，为鼓励建国中学的学生努力学习而尽力支持”。从1937年建国中学创办到1951年由政府接管，在这14年间，伍效高为建国中学累计投资达数千两黄金，体现出兴学育人的教育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伍效高带头公私合营，将全部产业交给国家，捐资抗美援朝等。伍效高先后担任贵阳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贵阳市财经委员会委员，贵阳市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贵州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等。作为贵州具有影响力的工商实业家、教育家，伍效高兴工业、办学堂，点亮了无数人的希望之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