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黎鸣

清代储画山作山西史志《晋乘》，将清初康熙年间的唐廉列为清朝儒吏之首。又据《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二月十六日记载，“予贵州故山西阳曲县知县唐廉”入祀乡贤祠，此举是经由总督名臣陶澍、林则徐等所请，道光皇帝谕允，这在传统社会是无上荣耀，也表明唐廉德行之高、吏治之能足以上达天听、垂范乡里。郑珍纂修《遵义府志》记载，遵义乡贤祠在大成门外，唐廉入祀的这一年，距离清朝建国已经194年，入祀其中的遵义官绅仅有6人，入祀之难，荣耀之殊，可见一斑。

一、唐廉之家世、学术与操行

唐廉，字介石。据郑珍《唐介石公传》记载，唐廉，生卒年待考，生活于明末清初，遵义人。祖籍涪州，父唐一元德行高卓、孝友节义的事迹，《蜀志》等四川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明末张献忠攻陷重庆，唐一元为躲避战火，举家迁居遵义，唐廉大概就出生于此时。

唐廉的母亲杜氏是一位贤母，在唐廉三四岁的时候，就为他讲授《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唐廉性格温和刚毅，天生好学，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很小就熟悉了儒家经典，传统修齐治平的理念早已根植于心。唐廉读书不屑于从书册上钻研、从章句上雕琢、从文辞上推敲，而是着眼于经世致用的实用践履之学。明清易代，有识之士经历了亡天下之痛，逐渐意识到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空疏之弊，当崇祯皇帝询问大儒刘宗周如何挽救内忧外患的危局时，刘宗周也只能无奈地说：“国势之强弱，视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则国势自张。”（刘宗周《请发帑大赉疏》）刘宗周立论不可谓不高，只是晚明乱象频仍，百姓苦不堪言，如何能安此心？如此论对，虽不至于说毫无是处，也是收效甚微，几乎等于空论。刘宗周在明亡以后又参加了晚明小朝廷的抗清运动，眼见大势已去，选择绝食殉国，其气节令人感佩。类似于刘宗周之类的儒者甚多，以至于明末清初出现了“闲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之怪现状。即使此辈有高尚的道德理想与慷慨赴义的凛然正气，终究无补于国破家亡的惨剧。有鉴于此，当时知识界开始反思性理之学的弊端，实学思潮乘势而起，颜元、李塨为其魁首，实则顾炎武也是此辈中人，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即实学思潮影响下的学术名著。之前学术界对于实学思潮的影响力估计不足，原以为在时间上只是昙花一现，在地域上仅限于华北、华东，但通过唐廉的读书治学经历不难看出，单从地域上来讲，即使是边地遵义，也受到实学思潮的影响。据此也可以反证，明末清初的遵义学风与中原地区并无二致。

二、湖南酃县的“唐菩萨”

康熙十一年（1672年），唐廉中举，座主为诗坛盟主王士禛。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记载曰：“康熙十一年壬子，三十九岁。六月，奉命典四川乡试，得杨兆龙等四十二人。”当时遵义属四川治内，唐廉中举即在此42人中。当时王士禛诗名籍甚，入蜀又得江山之助，诗兴大发，数月典试，竟然创作诗篇350余首，结集为《蜀道集》。其中不乏与新举子的唱和之作，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唐廉诗文集，我们无法断定王士禛与唐廉师徒之间是否有诗歌往还，或许是因唐廉志在经世而非诗人，从后来唐廉的人生轨迹来看，诗文确实非其所长，而吏治才干却迥异常人。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唐廉会试不第。归乡后，执教于遵义城北龙山，在当地颇有名声。是年十一月，吴三桂起兵反清，三藩之乱由此开始。吴三桂招揽天下能人异士，唐廉也在网罗之中。当时清朝定鼎不久，三藩气焰嚣张，大有席卷天下之势，人心思动，趋炎附势之徒不乏误认吴三桂为真命天子者。当时也有人以利害逼迫唐廉就范，唐廉对来人说：“吴三桂乃乱臣贼子。受天子厚恩，不思报答，反行叛乱，行将败亡。自顾尚且不暇，又安能奈我唐廉何？”唐廉闭门谢客8年，可谓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进退有据，出处有节。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朝廷嘉奖其忠君爱国之心，权授永宁卫教授，随后改授湖南酃县县令。

唐廉初到酃县，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当时朝廷正在轰轰烈烈地丈量天下田亩，以田亩数量分配兵役人数与田税数量。唐廉的前任对此事很是积极，表面上是勤于王事，实则是捞取政治资本，谋求升迁机会，并且借机向百姓索取贿赂。如果百姓不能餍足其贪欲，就虚报上浮田亩数量，增加百姓田税负担，以致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唐廉到任以后，一一复核田亩数量，解除了压在百姓头上的无名负担。公务余暇，手不释卷，自行校订刊刻《毛诗正韵》等书籍，赠送士民研读。经过唐廉一年多的儒学教化，酃县民风丕变，百姓渐渐萌生了好学之心，文风蔚然兴起。唐廉的仁政爱民之治，赢得了酃县百姓的广泛爱戴。唐廉因母忧去职之日，酃县百姓不忍这样的好官离去，遮道送行，并赠以“唐菩萨”的至高雅号。

三、唐廉在山西阳曲之善政

唐廉丁忧服阕，授山西阳曲县令。阳曲县是山西省城太原府下辖之县，公务繁巨，唐廉到任之后，务求轻简，首除民害，民气得以静安。官闲之时，深入乡间，告谕百姓勤于稼穑纺织，笃行孝悌之道，以耕读持家互相劝勉。在阳曲县西门设立义学，教授贫家子弟，并给予适当物质补贴，使之安心读书。每月一次学业测试，以文章之优劣考核生员之勤惰，阳曲县民风大为改观。又在县城设立福利机构养济院，为中老年贫家妇女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贫寒人家无力抚养的婴幼儿也可以送到养济院，交给体力尚好的中年贫家妇女抚养成人，根据抚养婴幼儿的人数，每月无偿提供衣食。婴幼儿长大成人以后，任由其父母认领归家。如此善政，保证了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一举两得。在唐廉任期之内，阳曲县弃婴陋习日渐消除。

唐廉在阳曲县另一善政即减免百姓赋税。阳曲县河西田亩从古渡口至烈石近60里的广阔土地因毗邻汾水，年年泛滥成灾，农田名存实亡，百姓几乎是无实际收成可言，然而之前阳曲县令却置若罔闻，依旧征收田税，百姓负担之重，自不待言。唐廉实地考察之后，为民请命，多次将实际灾情上报，据理力争，争取全额免除了此地百姓赋税，解民于倒悬。另外，清初有一种不成文的贪腐行为，就是在正常田赋之外，征收火耗银。所谓火耗银，根据《大清律》规定，各行省上交户部的税款，必须以50两银元宝为一个单位，因此各地从百姓征缴上来的散碎银子必须重新熔铸成50两每个的银元宝，方能符合户部交税规定，才能上交户部。在熔铸银两中出现的银两损耗，称为火耗。这些火耗损失，几乎全部附加在纳税人头上，与正常税收一并征收。当时火耗银达到了正税的三成左右，政府征收火耗银通常用于官员的职务消费，补充正常俸禄之不足。火耗银容易滋生腐败，也增加了百姓负担。阳曲县也有此弊，历任县令都在正常税收之外加收三成火耗银并据为己有，约定俗成，也不违法，还得了一大笔银钱，何乐而不为？义利之辨是君子小人之分，唐廉为官爱民，不忍饱私囊而苦百姓，任期内，全额减免火耗银，唐廉说：“百姓代天子耕作，出赋税供养天子，官员代天子收税，享受朝廷发放的俸禄。如果还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那还要俸禄做什么？其他县令征收火耗银，无非是逢迎贿赂上司，供妻子儿女、仆役随从等挥霍，他们需要钱，我唐廉不需要。”单是蠲免的这一项火耗银，每年就为百姓减免了二十万两白银的税收负担。唐廉的这种做法让其他借火耗银中饱私囊的贪官难堪，阳曲县的下级官吏也断了财路，这些人纷纷起来诬告唐廉，再加上唐廉耿介清廉，从来不媚事上官，如此一来，当时官场上下其手，诬陷迫害唐廉。唐廉被罢免了县令职务，此消息一出，阳曲县百姓大为惊诧，自发组织起来，前往山西巡抚处申诉唐廉冤情，奏请唐廉继续留任阳曲。迫于百姓舆论压力，山西巡抚准许唐廉继续担任阳曲县令。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第三次御驾亲征噶尔丹叛乱。在古代战争中，战马是重要的军事装备，兵部自然有战马储备，可是大规模战争爆发时，战马必然缺口较多，此时兵部就会向民间征调，乃至于将购买战马所需费用摊派到百姓头上，此举不仅扰民而且会加重百姓负担。面对这场战争，唐廉筹策在前，在青黑格达等驿站预先储备饲养战马，以供前线征调之需，如数完成了朝廷征集的战马数量，不曾将此负担转移到百姓身上分毫。阳曲百姓一仍旧贯，没有受到战争的干扰，安于耕作，王师凯旋之日，百姓负锄道旁，好奇观望而已，生活秩序未受任何影响。

唐廉任职阳曲期间，山西省城太原发生过一起重大火灾，邻近县城官吏纷纷奉命组织人员前来救火。其他官吏都忙于指挥救火，人员杂沓，乱作一团。面对百姓房舍财富瞬间毁于烈焰之中的惨象，唐廉双膝跪地，仰天祷告：“阳曲县为太原府位列首位之县，唐某为政不善，以致天降火灾，唐某愿以此身赎罪，祈求上天庇佑百姓，保全万民财富。”不多一会儿，风势越来越猛，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百官四处逃命，唯独唐廉岿然不动。大火扑面而来，眼见就要把唐廉吞噬掉，突然风向转变，大火也慢慢熄灭，唐廉才长吁一口气，缓缓站起身来。以今日科学理性观之，此种神秘主义记载实在是有悖于常理。但是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这是一种政治信仰，到汉代董仲舒就进一步将其强化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董仲舒认为，世间诸多灾异，如水旱蝗虫、地震瘟疫等，不单纯是自然因素引起的，更多的是政治秩序失衡所引发的上天警示性惩戒。因此，当灾异降临之时，除了必要的科学治理手段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应当深刻地反观内省个人德行、施政措施方面的过失，并以内修其德、外善其治的方式挽回天心，消弭灾异。而且古代中国人相信治理者果真能做到修德爱民，那么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至诚就足以感动天地。此种记载甚多，如《尚书·金縢篇》记载周武王病重之时，国赖明君，周武王的生命对于周朝何等重要，故其弟周公设坛向祖先祈祷，请求祖先谕允其代替周武王赴死泉下，侍奉祖先。史传记载，周公此举，也颇为有效，濒临死亡的周武王确实也曾一度好转起来。类似于唐廉祷天救火的记载，史书上也有很多，如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担任江西庐陵知县时，“城中失火，拜天返风，以血禳火而火即灭”（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不过，王阳明早年曾一度痴迷道教，拜天禳火的做法道教法术色彩比较浓厚，与唐廉纯是儒学信仰尚有诸多不同。

唐廉担任阳曲县令共5年，后因老病请辞告归。唐廉在阳曲县等地之善政，得于贤内之助者不少。根据郑珍《遵义府志》记载，唐廉的妻子黄氏“勤慎端静”，侍奉舅姑至孝，勤于劳作，“昼灌园议酒食，夜纺刺佐廉诵”。因黄氏与唐家整个家族的共同努力，家业呈现出振兴气象，奠定了耕读持家的家风。并且当唐廉读书有倦怠厌弃的念头时，黄氏曾经对其劝勉激励曰：“大丈夫思自树立，舍黄卷别无路，奈何不勤也？”此种勉励之言，使唐廉重拾读书斗志，最终在竞争激烈的科举中脱颖而出。黄氏在唐廉为官期间，亦多有助益。唐廉主政阳曲县时，黄氏就规勉唐廉“律己贵严，用法贵宽。无庸效酷吏行，为上官媚”。可以说，黄氏是唐廉清官美誉的共同塑造者，也是唐廉清官美誉的维护与延续者。长子唐羲伯为阳江县令，黄氏在家书中屡屡叮嘱他效法其父唐廉，要“学尔父，做好官，爱百姓，勿枉取分厘，败尔父清白声”。因此，唐氏一门忠孝廉节的家风传统，与黄氏这位贤妻良母有密切关系。唐廉纯孝性成，曾两度割腿上肉为母亲做药引子。其妻黄氏也曾“刲股以进”。唐廉奉母在湖南酃县任职，其母年老思乡，唐廉唯母命是从，毫不贪恋官爵，即刻辞官，如弃敝屣，还乡奉养老母。唐廉寿享79岁，终老遵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唐廉德行感召之下，唐氏一门家法端正严谨，世代书香，为遵义望族。彪炳《清史列传·忠义传》中的湖北布政使唐树义、清代名宦云南巡抚唐炯等皆为唐廉后人，因科甲鼎盛，名宦辈出，在贵州有“唐家的顶子”之美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