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青/钟庆

国宝《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由乾隆皇帝主持，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的一套大型百科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是迄今我国规模最大的文献集成，共收录3462种图书，79 338卷，36 000余册，约8亿字。

为保护好国宝《四库全书》，先后抄写七套，仿宁波天一阁，修建七座藏书楼，分藏七套《四库全书》。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是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南三阁（又称江南三阁）是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江南人文昌盛，乾隆皇帝特准南三阁开放可供士子们阅览。

经历多次战火，已有三阁藏书被毁。咸丰三年（1853年）文宗阁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陷扬州，文汇阁被毁；咸丰十年（1860年），文源阁在圆明园大火中被毁。三阁之《四库全书》在大火中几乎都已损毁，但也有少量流落民间，引无数学者竭力搜寻，曾国藩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曾国藩是著名藏书家，他委托金兰好友、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在江南寻访文宗、文汇两阁《四库全书》遭战火后散佚情况。所得甚微，但成就莫友芝为一代版本目录学大家。

幸存的四阁《四库全书》，也是命运多舛。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四库全书》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这其中又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经磨难最多。   

重抄补齐文澜阁《四库全书》传奇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传奇从文澜阁修建时就已开始。据顾志兴《文澜阁〈四库全书〉史》，文澜阁初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浙商捐建，入藏《四库全书》和康熙年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咸丰十一年（1861年），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文澜阁被毁，阁书散失。所幸经杭州藏书楼主人丁申、丁丙兄弟竭力抢救，历经10余年寻访，找回近万册。重建文澜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成为浙江学人的自觉使命。

光绪六年（1880年），浙江巡抚谭钟麟与丁丙共商重建文澜阁，不足1年即建成。光绪八年（1882年），由丁丙主持重抄阁书，历时7年才大体完成，尚有小部分未抄录。

清末新政改革，宣统三年（1911年）建成浙江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浙图）。随即中华民国成立，阁书入藏浙图。首任馆长钱恂主持补抄，自民国四年（1915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历时8年。本次补抄开始于1915乙卯年，故称“乙卯补抄”。

民国十一年（1922年），张宗祥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当时财政经费困难，他向浙江人发起筹款抄补阁书，抄写人赴京，参照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补抄。本次补抄始于1923癸亥年，故称“癸亥补抄”。

民国十五年（1926年），历经数十年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全部补齐。谁能想到，仅仅11年后，阁书再遭劫难，踏上漫漫西迁路。

抗战西迁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凝聚浙江学者数代人心血的《四库全书》又面临被摧毁的危险。

据龚玉和《毛春翔与文澜阁书西迁》一文：7月中旬，奉教育部之令，浙图馆长陈训慈组织将馆藏阁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其他珍贵善本西迁，共计阁书140箱，善本88箱。8月4日，阁书及善本由钱塘江南星桥码头起程，溯流西上，开始了流离颠沛的西迁岁月。

西迁途中，时遇敌机轰炸，从富阳到建德，再到龙泉，半年时间，迁转三处。一同西迁的还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安排协助送书籍到建德。

随着战事吃紧，1938年初，竺可桢电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强调“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建议运往内地。教育部采纳建议，致电浙江，提出“兹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府设法运黔”，但浙江省政府以无经费为由，消极应对。竺可桢深为国宝担忧，遂筹集2000元垫付到贵阳经费，派遣浙大教授李絜非作为教育部代表到龙泉，协助浙图将典籍转运贵阳，而浙大也踏上了去宜山、遵义的旅途。浙图和浙大都开始向贵州行进。

阁书入黔 有惊无险

1938年3月27日，包括阁书在内的浙图典籍由龙泉起运，护送人员为浙大教授李絜非，浙图保管员毛春翔、虞佩岚，其中以毛春翔保护阁书时间最长。抗战期间，毛春翔护送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到贵阳、重庆等地，是护送、管理国宝的功臣。

据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记载，阁书经福建蒲城，乘汽车至浙江江山。江山峡口一带地势险峻，一辆运输车不慎侧翻，11箱书翻落池中湿水。只好另雇车辆星夜运往江山县城城隍庙天井晒书，但因浸水时间过久，晾晒两日，仍有水渍。

因时间紧迫，不宜久留。尚未足够晾晒的书籍又装箱启程。阁书经江西，过湖南，由长沙经湘西运达贵阳。

到贵阳后，打湿的11箱3000余册书，又经每册每页细心揭开，一页一页翻开晾晒，历时好几个月才完成此项工作。所幸最终湿水书籍基本恢复原貌。

三方管理 共护国宝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国宝，由教育部直管，相关事宜均需教育部批准。在贵阳时由浙江省教育厅、贵州省教育厅和浙江大学共同管理。

当教育部决定将阁书交由贵州省立图书馆（以下简称贵图）代管时，贵图成立还不到1年。1936年2月，贵州省政府决定创办贵州省立图书馆，由前政府委员、贵州首任教育厅厅长、麻江人周恭寿兼任馆长。还未着手创办，周恭寿因事辞去馆长职务。随即由孙培树开始筹办，因为馆址难以确定下来，筹备工作推进困难。到1936年12月，馆址终于确定在棉花街旧粮道署（今科学路）。1937年2月，孙培树离职，又派贵阳一中校长蓝端禄出任馆长，筹备工作进展迅速。1937年5月5日，贵图正式开馆，蓝端禄是开馆后首任馆长。

据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阁书在贵阳期间的保管员由浙图派遣。到贵阳后的第一任保管员是夏定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夏定域受聘为浙大教授，柳逸厂接任。民国三十年（1941年）秋，柳逸厂因病辞职，毛春翔接任。

据赵晓强、钟海珍《贵阳地母洞与〈四库全书〉》一文，贵图不仅提供场地，而且一直承担在贵阳期间的行政管理工作，前后两任馆长蓝端禄、韩钟琦，职员杜光炎、杨渔卿、姚梦锡都先后参与库书清理和曝晒工作。

根据教育部安排，浙江大学负责督察。校长竺可桢一直关心阁书，多次视察，又派遣浙大教授杨焕镳、祝文白、方豪等参与阁书曝晒工作。多方共同努力，使阁书在贵州的六年半时间里安然无恙，书籍品质未受损害。

在贵州省立图书馆的151天（1938年4月30日—9月27日）

1938年4月30日，教育部代表李絜非、浙图总务主任史美諴护送阁书终于到达贵图。贵州非常重视国宝的到来，相关事宜均上报省教育厅。

据贵图馆长蓝端禄提交教育厅的报告，阁书抵达后，贵图当即布置馆内储藏地。教育部代表李絜非，在贵阳3日后即乘原车返汉，向教育部报告运书情形。史美諴在贵图职员协助下，开箱清点整理，每箱照目录清点整理之后，亲自加封钉好，于5月20日清理完竣。史美諴随即返回浙江，浙图派遣夏定域担任阁书在贵阳的第一任保管员。

6月1日，贵图馆长蓝端禄呈报图书清点情况：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3467部、42 536册。据蓝馆长1939年初发表的《贵州省立图书馆概况》一文介绍，此时贵图自己的藏书有教育厅移交的图书2.5万余册，自购图书5000余册。加阁书4万余册，整个贵图藏书达到7万余册，馆舍不敷使用。

由于当时贵图的馆舍面积狭小，藏书条件有限，又因地处市中心，有遭空袭的隐患，贵州省教育厅垫资2400元（经费应由教育部出）在西郊购买了威清门外有大小房屋数十间的张家祠堂，用作贵图藏书库。

在张家祠堂的192天（1938年9月28日—1939年4月7日）

1938年9月28日，140箱阁书与贵图的数万册馆藏古籍一同装运转藏张家祠堂书库。派驻贵州的浙图保管员夏定域驻进张家祠堂，并着手重新清点阁书。但张家祠堂离城实不远，仅2里，且近公路，空袭隐患仍未解除。　

1939年2月4日，贵阳遭遇了自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轰炸，史称“二四轰炸”。此次轰炸主要在贵阳市中心区，大十字一带的文化机关，如中央通讯社办事处、中央日报社营业部、贵州晨报、革命日报、省立民众教育馆及商务、中华、世界、北新各大书局；金融机关如中央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中央储蓄会等被焚毁，灾情惨重。

据《贵阳通史》载，共炸毁或烧毁街巷42条、房屋1326栋，遇难者597人，伤1342人。另据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写的《战时敌机空袭投弹表》记载：在抗战时期，贵阳共遭受空袭10次，伤亡共1939人。

大空袭后，出于安全考虑，贵图提出将张家祠堂所存阁书移存贵阳北郊距城8里的地母洞内。

地母洞里藏国宝（1939年4月8日至1944年12月6日）

地母洞位于贵阳市北郊（现鹿冲关国家森林公园内），是喀斯特天然溶洞，入洞口形状近正三角形，高约四五丈，深约七八丈，顶部布满钟乳石。

贵图馆长蓝端禄接到阁书搬迁地母洞的任务后，于1939年3月秘密派人到地母洞勘察，在洞内修建防潮木台，离地约2尺，搭建防止岩溶滴水的洞顶斜棚和护卫人员住屋，并从贵阳警察总局派驻2名警卫长期驻守洞口。

1939年4月8日，阁书运达地母洞。保管员夏定域住张家祠堂，时常到地母洞巡查。

地母洞原本地处偏僻，无人知晓。但自从文澜阁《四库全书》藏于此，便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地母洞环境潮湿，不利于藏书，阁书是否受潮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

1942年地母洞藏书库留影（左一为毛春翔，图片为毛春翔之子毛念诚提供。图片来源龚玉和著《毛春翔与文澜阁书西迁》，《文化交流》2015年第6期）

据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1943年春，蒋介石电谕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以“地母洞潮湿，藏书恐霉烂，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吴鼎昌立即转令教育厅察看，厅长欧元怀亲自开启数箱检查，因为一直执行严格的曝书制度，并没有发现霉坏之书，因此贵州省政府据实回复蒋介石，不用搬迁。

竺可桢的文澜情怀

文澜阁《四库全书》能从浙江运到贵州来，竺可桢功不可没。竺可桢是气象学家、教育学家，他具有极高的人文素养，深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重大意义与价值。正是他竭力向教育部申请，得到教育部支持，在浙江省政府无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自己垫资运费，派遣教师随行，使阁书西迁得以成行。

到贵阳后，竺可桢仍一如既往关心阁书情况。据《竺可桢日记》，1939年2月26日，竺可桢专程到张家祠堂察看，了解搬迁地母洞情况。6月23日，竺可桢与教育厅杨克天、贵图馆长蓝端禄、管理员夏定域同往地母洞察看《四库全书》贮藏情况。经过考察，竺可桢认为地母洞潮湿，书籍已受潮，应加以改进，屋顶改为瓦片，书籍要曝晒，需增加预算。

很快，贵图即向省教育厅上报竺可桢校长考察地母洞一事。据赵晓强《抗战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史料辑录（补）》一文，蓝端禄馆长报告了竺可桢考察时所提三点意见：地母洞建筑问题、《四库全书》储藏洞内日常维持费用问题和夏秋季开箱晒书问题，并提出经费预算办法。与此同时，竺可桢将此事报告教育部，得到教育部支持，晒书工作得以持续进行。

浙大学者来晒书

在竺可桢的督促下，地母洞逐渐形成固定晒书制度。曝书开始前，函请浙大派教授一人莅临指导，成为定例。曝书完成后，购多量石灰，撒于洞中吸收潮气。

1939年9月11日，首次曝晒工作开始，浙江大学教授、著名文史学者王焕镳和看管阁书的管理员夏定域，以及贵图的工作人员杨渔卿开箱清点曝晒。

1940年9月，竺可桢指派在浙江大学青岩分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祝文白参加曝晒阁书。据祝文白《两次查看内运文澜阁四库全书记》一文，每日仅能开两箱，加上阴雨天气耽搁，全部晒完要4个月。

1941—1944年，浙江大学派去协助晒书的先后有历史学教授方豪、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和中国文学教授戴明扬等。据毛春翔回忆，竺可桢多次来地母洞巡视，中间谈到谭其骧几次要求参与曝书，竺可桢未予同意。可见能参与曝书，是浙大学者所期盼，并不以为苦。

贵州学者抄出《四库全书》贵州史料

文澜阁《四库全书》入藏贵阳时，由任可澄组织纂修的民国《贵州通志》已编纂近20年时间，《四库全书》中的贵州史料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宝藏。

据《贵州通志》编纂者、贵州著名历史学者李独清《续修〈贵州通志〉和征集文献经过》一文回忆，当时多所大学西迁内地，教育部有意邀请各大学派专家到地母洞校勘阁书。贵州文献征辑馆（因编纂《贵州通志》设立）认为机会难得，经呈报省政府转教育部，批准抄录有关贵州史料。文献馆委托李独清到地母洞翻阅阁书，将其中涉及黔省的资料抄出。

自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李独清带着两名助手，经过1年零3个月的艰辛努力，抄出大量有关贵州文献，整理编排为8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在编写《贵州通志》时，这些史料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任可澄负责主编《前事志》，阁书中的奏稿有大量内容关于“征香炉山的详细奏报，达十余篇，任可澄因得改正某些材料不实的记载”。因为有这套从阁书中抄出的史料支持，民国《贵州通志》成为有史以来至民国时期资料最丰富的《贵州通志》。但令人遗憾的是，因经费困难，《贵州史料第一集》尚未付印，就发生了黔南事变，这些材料全部散失。

贵州大学想抄《四库全书》全本

1942年，贵州安顺人、历史学家张廷休出任国立贵州大学首任校长。上任伊始，他便向教育部提出抄写《四库全书》。据贵州大学档案记载，1942年9月3日张廷休递交给教育部的函件指出：“本校办立伊始，图书设备亟待充实，兹拟就浙馆文澜阁《四库全书》整部在黔之便，抽借传抄。”但这一提议因为耗资巨大，很快被教育部驳回。

但张廷休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精神，继续努力争取。据罗应梅《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研究》一文，张廷休多次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教育部、浙江省立图书馆等进行沟通和协商抄书事宜，最后教育部提出了折中建议，抄全书“极为不易，且有散失之虞”，可以抄写“书中有关西南文献为外间未经刊印之孤本”，为防止阁书散失，抄写工作不能离开藏书场所。

贵州大学最后确定抄书工作由贵州大学教授、国学大师柳诒徵具体办理，组织教职工前往地母洞传抄《四库全书》中的西南文献。可惜的是，后来所抄史料皆毁于战火。

四方争国宝 还是回家乡

阁书迁到贵阳后，就有人开始谋划将来战争结束后阁书的归属问题。据癸亥补抄的主持人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一文回忆：阁书在贵阳的时候，就有“有力之人想留这一部书在贵阳”，理由是贵州地处偏僻，读书困难，江浙一带文化水平高，交通便利，北京还有两部《四库全书》，所以应留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州。后来因为战事紧张，阁书迁至重庆，此事不了了之。

在重庆，浙江在渝人士，发起组成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浙图馆长陈训慈、浙江省教育厅前厅长张宗祥、浙大校长竺可桢和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都是委员。据陈训慈回忆，当时蒋复璁与教育部以及四川省人士（当时重庆属四川）“曾有议请库书留川者，都未公开提出过”。

抗战胜利后，蒋复璁又找到张宗祥，希望阁书能放到南京，理由是南京是国都，需要这么一套书。《四库全书》在江南只剩下文澜阁这一部书，“放在南京更起作用”（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浙江人民出版社）。张宗祥回复道，这部书当年补抄的时候“未用公家一纸一笔”，是浙江人自己募集资金补抄的，所以最好问问浙江父老的意见。此事又不了了之。

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被各方觊觎，但历经数十年动荡岁月，一代代浙人精心呵护，最热爱她的还是家乡。1946年5月，毛春翔护送阁书，历时2个月回到杭州，至此一直留存于此，已平安度过70余年。

自1944年1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离开贵阳，到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贵州省获赠全套。阁书在70年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贵州，了却了当年贵州学者殷殷期盼抄写《四库全书》的夙愿。

〔本文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第六轮重点学科建设“黔学（ZDXK202303）”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