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稿人：刘丽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社
发布日期：2024-09-30 16: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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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韦文扬
编者按：
这篇文章面世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普天同庆的日子。常言道，打天下易，守天下难。打天下真的容易吗？且不说血雨腥风中党的一大，也不说井冈山时期的举步维艰，也不说长征路上的筚路蓝缕，十四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中千百万志士仁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即便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仍纠集地方土匪企图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反共基地，对新建立的人民政权进行反扑，疯狂杀害解放军战士，一些地方一度成为“半解放地区”，甚至逼良为匪、诬告陷害干部群众，情势十分复杂、严峻。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英雄的解放军及土改干部率领各界群众，逐步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牺牲。
抚今思昔，仅借这篇文章向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征程中献出生命的烈士及功臣们致以崇高敬意！
一桩冤案展开的1950年“半解放地区”情势回顾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98年我开始搜集、整理这段历史。那时，故事里的主人公还鲜活着：
王文斋，1949年12月4日解放并接管贵州省丹寨县政权的领导干部之一，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七军五○师一四九团1营副教导员。初任丹寨县兴仁区委书记兼区长，继任中共丹寨县委第三任书记，后为黔东南州城建局局长，正厅级退休干部。
张策，原名张世宾，1950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后任贵州省丹寨县供销合作社秘书股股长，兴仁区供销合作社副主任，1952年2月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就在执行枪决的前夜……
1998年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丹寨县委书记的王文斋老人操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向笔者回忆道：“具体的日期记不清了，是1955年初，刚过完春节。那年的雪下得可邪乎了，那时我在重庆的中央第七分校学习两年结业了，本来是赶回来过年的，下雪堵了道，后来过完春节雪停了，我们才坐着木炭车回贵阳。那种老汽车你们看不见了，现在早就没了，是一种烧木炭的车，走了两天才到贵阳，又整整两天才到都匀。到都匀就好了，都匀用吉普车送我回丹寨。说起那辆吉普车，又与丹寨有缘，那是1949年我们解放丹寨时缴获的战利品。是国民党独山专员佘辉庭的车，他开到丹寨，我们解放军突然出现，他没来得及开走，那是一种炮兵指挥车。为了运送它回都匀，我受命专门在丹寨县兴仁区与麻江县交接的翁城河上修一只摆渡船，把它运过去。后来这个摆渡成了丹寨、三都通往贵阳的必要交通，一直用了四十多年，1996年建成大桥才不用了。”
那年王文斋回到家已是下午，吃完饭，同事、下属纷纷来看望，汇报工作。一间木房被挤得满满的，快到12点了大家才陆续散去。但公安局看守所的看守人员王世勋留下没动。直到大家走完了他才说：“王政委（那时都习惯套用部队的称谓），我想给你说个事，人多了不好说……张策这个人真反动，他在监狱里被判死刑了还写反动标语。”“张策是干什么的？”王文斋问。“张策是跟你工作的，你怎么不认得了？”“……跟我工作的？没有个叫张策的呀？”“……哦，我想起来了，他原来叫张世宾，你去西南学习后他改的名。”
听到原名叫张世宾的张策被判死刑，王文斋着实大吃一惊，那是个有文化的青年，是他一手接收他参加革命工作的。王文斋问王世勋，张策犯什么罪。王世勋简单汇报了主要罪有五条：一是当土匪支队长，长期隐瞒历史；二是当土匪支队长期间杀害三名解放军，并用开水烫后剥皮，丢在山上；三是破坏九个粮仓谷子达5万斤；四是挤压花布、香皂等物资；五是为了躲避罪行，改名张策。
“当土匪支队长？”凭着对丹寨及其周边县的土匪组织的熟悉，王文斋预感到一个有关人命的重大错案已经酿成，他让王世勋马上到法院把张策写的反动标语拿来。反动标语被拿来，原来是写在一件棉毛衫上的血书：“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王文斋同志万岁。我死后，要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一步深入调查清楚我的问题。张策。”
“这哪里是反动标语？人家是呼口号，向我们共产党喊冤呐！”
“王政委，明天一早就拉他去南皋（今丹寨县南皋乡）枪毙，公审的台子都搭好了，布告也搞好了。”王世勋说。王文斋更感到情形如火烧眉毛般迫切，当即让王世勋立即把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社会部部长都叫来，连夜开会研究案情。会议一开始，心直口快的社会部部长王贯生就提出质疑：“这个案件不知反复跑了多少趟，有麻江县公安局的材料，有检举材料，材料是县里整理的，县委研究同意了，才一级级上报，省高院批准下来了，明天就执行枪决，怎么你政委一回来就推翻，你说推翻就推翻？”
王文斋说：“同志，你不要生气，我回来决不是来给县委找麻烦的，咱们共产党人办事就叫个认真劲儿，毛主席教育我们人命关天的事要特别慎重。只要有疑点，别说明天枪决，就是现在枪决也要弄个清楚。命捏在人家手中咱们都去抢回来，何况命捏在咱们共产党手中！”
“我这么一说，他们都同意了。我叫法院院长王其明将张策的罪行一条条念出来大家分析。”王文斋老人告诉我说。
王其明刚念第一条，社会部部长又提出问题：“天亮了怎么办？高级法院批下来后七天不上诉就执行，现在已经超过七天了。”王文斋马上打电话找高级法院叶院长，把他的疑点和理由提出来，要求暂缓执行，等调查清楚后再作处理。叶院长当即在电话上同意王文斋的意见，并肯定了他们这种为人民负责的精神。随即，王文斋又打电话给都匀地委书记金风同志，向他汇报情况。金风同志很高兴，他说王文斋你们做得对，这个案件要查清了，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司法工作十分有意义。并鼓励他们放开思想包袱，弄清楚后好好总结经验。
这个会几乎开了个通宵，通过逐条分析，破绽越来越明显，与会人员全部同意暂不执行对张策的处理，王贯生的气也消了：“我现在头脑清醒了，这个案子县委叫我分管，我没把好关，我负主要责任。”王文斋说：“现在不谈责任问题，金风同志讲了要放下思想包袱，现在问题也没弄清楚，问题弄清楚了再找经验教训。”
事情不得不追溯到1949年6月，丹寨县旧政府成立的“反共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的军事组由国民党少将李鼎彝任组长，在该委员会统辖下，制定了一系列“应变计划”，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反革命土匪武装，建立据点。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将全县18岁以上至50岁以下的男丁编入民众自卫队。9月，又将乡民众自卫大队改称“防剿大队”，由县长王心儒任总队长，李鼎彝为总队副。
1949年11月初，国民党“贵州省东南绥靖区”司令兼第七行署主任佘辉庭和“保安第十团”团长谢世钦流窜到丹寨，将城关、金钟、扬武、长青、兴仁五个乡镇的“防剿大队”部分改为保十团所辖的第三营，委任扬武乡大地主李远荣为营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蒋笃信为指导员，共600多人，300多条枪。这支土匪武装在我军解放都匀后匆忙退到排调及现在雷山县的永乐一带。
按本案的线索，张策家住南皋的石桥村，他所谓的“犯罪地点”也在该地区。这应该属于另一支反革命土匪武装。它是由县参议长魏家伦、国民党书记长俞泽民于1949年11月初在九门、南皋将原有的“防剿大队”改编的“九皋游击大队”，由俞泽民任大队长。在这些土匪组织要职中没查到张世宾这个名字，且没有“支队长”这一设置和职位。“支队长”这一职位出现在稍后。
1949年底，国民党第八十九军一支溃军连逃窜到丹寨县南皋，即与当地土匪武装纠合编为“贵州省东南绥靖区司令部”第二纵队第十支队。而支队长、副支队长也不叫张世宾。
1949年12月4日，贵州省丹寨县城解放当天，参加解放丹寨的东北革命干校部分学员合影留念
“支队长”这一职务的大量出现在1950年，这一年的3月14日夜，土匪谢世钦保十团从凯里逃到雷山，反对我军对其改编，自任“贵州省东南绥靖区司令部”总司令。谢世钦把丹寨的反动武装改编为该司令部的第十纵队，任命李鼎彝为司令兼丹寨县县长，谭启文任副司令兼九三支队长，第十纵队下编为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共五个支队。五个支队正、副支队长名单里也没有张世宾。
关于“杀三名解放军，并用烧水烫后剥皮，丢在某某山”的罪行，王文斋提出如下疑问：这三名解放军是哪支部队？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当时为什么没有哪个部队来寻找？杀死在山上并烧开水烫后剥皮，如此残忍的手段，谁与解放军有如此深仇大恨？水在哪里烧的？是在山上还是在寨子里？在山上抬了谁家的锅去烧？
在剿匪斗争中，丹寨县共有11位解放军干部战士、区中队战士和接管干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王文斋亲身经历的是1950年2月12日，流窜到南皋的土匪第二纵队第十七支队七八百名土匪袭击兴仁区人民政府，区长王文斋被围在小学校内，校外有一棵大树向围墙倾倒，机智勇敢的王文斋同志将电话线甩出去套住树枝，从树枝上翻出去。这时候，土匪将丹寨公路封锁了，子弹打得水田里的水花乱飞，黄土路上硝烟弥漫。这一次战斗，我十七军工兵营班长张焕然和战士王文章不幸牺牲，是打完子弹，敌人逼上来后抱着枪跳崖牺牲的。作为丹寨兴仁方向的指挥者，王文斋十分清楚路过和在兴仁片区活动的解放军各部的情况。
专案组又到所谓某某山现场查看，没有杀人的痕迹，也没有破坏现场的一丝痕迹，几年的时间，血痕可以被雨水冲洗，而烧火的痕迹不可能被清洗的。不妨大胆地设想，他们是从某寨把水烧开后挑上山的。这就出现两个疑点：土匪秘密行动，有那么大的胆子吗？挑一担开水上山，不会引起怀疑？从最靠近的寨子挑一担水上山，至少需要五十分钟的时间，这时的开水还烫吗？这两条任何一条都是可以判断张策死刑的罪证被排除了。
1998年6月24日，张策老人应约专程来到我工作的编辑部。我终于看到了这位被王文斋从死神手中抢过来的老人。在南方人中，他仍然属于小个子，精明而豁达，透着那种乡村文人特有的彬彬之气。绝不是、事实也不是土匪支队长的料子。
张策家虽不富裕，却十分重视读书，他2岁发蒙读书，1945年14岁毕业于南皋小学。由于家庭无钱供养他读书，14岁便投考贵州省立凯里简师。张策和本村的刘大宗一同考上了。然而读不到半个学期，教育厅来了通知，该校学生凡年龄不到16岁的一律转读中学。原因是简师读两年后就要去教书，而报考的有许多是高小毕业生。由于没有钱读初中，张策只好回家。后到石桥保国民学校教了两年书。此后回家种田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49年旧历冬月十五日，张策到长青乡去相亲，路过丹寨县兴仁区政府被王文斋叫住，王听说张策是石桥人，并得知他是个读过书的青年人，十分器重。那时候各级政府都迫切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参加工作，像张策这样的，也算是凤毛麟角了。此时丹寨县南皋石桥村还在土匪的控制之中，吸收他参加革命工作会给他的家庭带来麻烦，王文斋和他谈了话，教育他不要去当土匪，不仅自己不当土匪，还要劝说身边的人不要当土匪。王文斋叮嘱张策，以后到南皋乡时，自己会常去看他，一旦石桥解放，可以吸收他参加革命工作。王文斋的一番话给这位有知识的年轻人心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这期间，王文斋数次到南皋，总要顺路去看张策。
在战争结束，众多部队干部转入地方开辟工作之后，习惯了单纯执行命令打仗的他们，往往不适应地方工作的复杂性。当他们面对地方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时，有的显得举止失措，找不到主心骨，而光凭上级提供的政策是不能解决纷乱如麻的具体问题的。有的则表现为简单化，不是我方就是敌人。王文斋的统战工作得益于他的工作经历，抗战时他在山东家乡里当敌后武工队。王文斋了解形形色色的人的心态，懂得他们之所忧所想。因而对兴仁的统战工作做得得心应手，与各方面的人士交往游刃有余——在当时我方还没有实力解放南皋时，南皋便成了我方和土匪半控制的地区，我方也可以到南皋街上去游一遭，宣传《共同纲领》和《约法八章》，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成立等。宣传的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尽管群众还没来得及认清新中国将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却基本知道了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已建立，更清楚了在南皋乡耀武扬威的国民党所谓县长、司令们实际成为不合法的流寇、土匪这么一个事实。南皋乡苗族上层人士潘伯衡先生首先付诸行动，他积极在土匪和我方中联系通融。
1950年3月，由于我军50师、51师进驻黔南和黔东南地区，对佘辉庭、谢世钦形成包围态势，佘辉庭感到自己将成瓮中之鳖，国民党大势已去，加上民主人士做工作，决定弃暗投明，在南皋乡向我方投诚。王文斋和51师师部侦察股股长王玉山同志带一个担架连前往南皋处理匪第十支队投诚事宜。王文斋等到南皋时，整个场坝鞭炮齐鸣，震耳欲聋，曾经威震一方的国民党独山专员佘辉庭带着俞泽民、魏家伦、文朝元、潘秉之等匪首及地方上层人士潘伯衡、俞金祥在街头迎接。此情此景，震动整个南皋地区。
1950年的街头，百姓争相围读解放军张贴的劝告匪特投降的《告匪特书》
但是王文斋已觉察隐伏的危机——上交的枪支有问题，都是些鸟枪、马刀之类，数量不足200支，而土匪人数却是400名。翌日晨，凯里一五○团派人来接佘辉庭、俞泽民这两个身份比较重要的土匪去凯里。王文斋带魏家伦、文朝元及潘伯衡、俞金祥到县城。陈泽民县长和孟虎城副县长二位领导接见了他们并反复交代了我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以及对投诚人员的使用等问题。魏、文等表示坚决服从政府的安排，遵守法令政策。
第三天，他们一道返回南皋。这时，有一群众从甲劳村赶来密报：魏家伦家院子里的棺材内藏有好枪，其中还有带腿的机枪，这次魏家伦等的投诚可能是假的；有土匪从凯里跑回来了，说谢世钦、石开、何玉良等已不在凯里。王文斋当机立断，写信向150团汇报情况，当晚又把魏家伦、文朝元请到潘伯衡家，问他俩下步如何办？魏、文二人吱唔搪塞一番。王文斋即以一起住方便商量为由将魏、文二人留在潘伯衡先生家住。次日晨，有魏家伦的亲戚，凯里舟溪人王统基、王昌基来找魏，二人均为土匪头目，魏带二人见王文斋，王对他俩进行了一番教育。而这两人住了两天才走。王文斋更加明白了土匪有串通谋反的意图。几天后，天未大亮，土匪自新人员突然集中出操，“一二一”的口号声划破南皋清晨的寂静。魏家伦、文朝元来请王文斋去场坝给他的弟兄训话。王文斋早有对策，不动声色地叫干部陈云训话：“我和王股长在研究颁发解放证的事。这事很急。”然后又把魏、文留下，自己出钱让潘伯衡先生出面做东请客。一计不成的魏家伦又生二计：“我母亲八十岁高龄了，如果两位屈尊去看她老人家一眼，我跟着你们死也甘心了。”王文斋马上答应吃过饭就去。魏家伦一听大喜，马上站起来作了几个大揖，并急忙派人回去“做饭”。
第四天，魏家伦住九门村，距南皋约六里，九门是苗汉杂居的山寨，是交通要道，西南通兴仁，北达凯里舟溪，东走雷山，清代这里曾设有营汛，驻有官兵把守。中午时分，王文斋带着部队，随魏家伦、文朝元来到九门。部队分兵三路占领周围的制高点和路口，留下两个班和他们一道进村。
第五天，魏家伦的厢房吊脚楼下层未装上墙板，那里赫然摆放着两副黑漆大棺材。有一副的头上写着一个烫金的“福”字。王文斋随意看了一眼：“嗬，好一副寿木！”“这是鄙人家母的寿木，描金的专门为母亲百年准备的，聊表鄙人的一点孝意。”而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王文斋看在眼里，向区干部吴志雄使了个眼色。
魏家伦迅速转移大家的视线，招呼大家上楼安坐。楼上魏家伦的两个穿阴丹士林长衫的老婆端来糖果、荸荠、糕点等摆满了八仙桌面，穿着青色短上衣的魏母也走过来与大家嘘寒唠家常。
正闲聊间，吴志雄噔噔噔地跑上楼来报告：“报告区长，发现棺材里藏有武器……”
“太不像话了！”王文斋打断吴的话，“这些武器想必是魏先生集中起来，准备上交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今天高高兴兴来魏先生处看望魏老太太的，你们无视军纪，乱翻群众的东西，特别是还翻魏老太太的寿棺，这还像话？通讯员，把他捆起来！”
魏家伦一下子惊得脸上的肌肉不断地抽搐，他往厢房脚一看，战士们早已持枪围在棺材旁，抬眼四顾，周围都是严阵以待的解放军战士。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只能顺水推舟了：“王区长说得正是，鄙人确实收集一些枪支，正等派人送去的，今天王区长光临寒舍，就更好了，等一下我叫人一起送去。至于翻了棺材嘛，也没啥禁忌，王区长，请您不要为难这位兄弟了。”
王文斋也顺水推舟：“好吧，看在魏先生的面上，就不捆你了，但要记大过一次。同志们，我们不必麻烦魏先生派人送枪了，大家扛起走吧。”战士们一拥而上，把棺材里的20多支枪和一挺机枪、弹药扛起就走，又请魏、文二人同回，魏推辞不肯，王玉山拉着魏的手说：“走吧，我们还有要事和你协商呢！”
土匪的假投诚就这样被机智的王文斋不动声色地粉碎了。而当他们刚走出九门到南皋对面的马鞍坡，就与急速赶来的一五○团通讯排碰上了，他们是专程传递急信的：谢世钦等匪首撕毁了投诚协议，情况紧急，速将南皋自新土匪和武器转移。王文斋等马不停蹄运转，将400多名自新人员押送到兴仁。又派人送魏、文二人进县城。王文斋和王玉山带着部分人留在南皋，集中据守一个制高点。当夜两点左右，匪首杨耀宗等匪众赶来，妄图与南皋土匪里应外合的计划落空。匪徒们只受到我方制高点上的火力压制，而寨内没有接应，打到天亮，土匪全部退却，我军安全返回兴仁。
南皋至今仍留传着王文斋这段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而此时的张策才20岁，是新婚不久的青年农民。他对王文斋充满了敬佩、感激的心情。他希望从此消除匪患，他能放心家庭如愿地参加革命工作，贡献自己的知识。
20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在西南某省剿匪期间举办的自新土匪训练班上课情景
然而正有一个不幸渐渐地向张策移来——握有兵力的谢世钦、石开等拒绝投诚起义，抗拒改编，带所属官兵逃回雷山，重新组织纠集土匪力量与我军顽抗。南皋匪患又起。
到1950年7月，南皋地区的邰相臣、杨开敏、刘恒玉在石桥和大簸箕组织土匪自卫大队，勒令所有青壮年参加，其中特别强调要张策参加，他们知道张策和王区长的特殊关系，张策不从，他们亲自上门来逼：“你不想参加，你想去通报给共产党？不参加也可以，你和王龙两家各买一支枪。不然，就有你好看的。”张策用沉默来抗拒。由于土匪也都是当地人，没有更充分的理由也不敢过多地激起民愤，因此他们没有向张策下手，却用另一种更恶毒的方式向张策的妻子下了毒手……张策一下子陷入悲愤和孤独无援的深渊之中。他想投身到丹寨兴仁乡的革命队伍中，又恐妻子和年迈的父母再遭不测，他只好选择另一条一家人认为可以权宜的道路，即跑到属炉山县邻近的卡乌半山张赐淮匪部为“匪”，俟机报仇。在张赐淮匪部当了7天的伙夫兵，就听说解放军要来打卡乌半山，土匪四散惊逃，张策乘机回到家里——这就是张策唯一与土匪有瓜葛的历史。
9月，雷公山合围胜利后，丹寨县南皋地区安全解放，经解放军排长刘荣庆及石桥村贫协的介绍，张策终于如愿以偿地到兴仁参加了革命工作。
为查清张策的案件，县里成立了两个调查小组，一个到麻江等地调查有关张策当土匪支队长及杀解放军之事，另一个组专门调查南皋九门仓库的谷子霉烂与张策有没有关系及积压花布、香皂之事。
经过多次认真对张策案件的调查复核，弄清了全部问题，这是一桩由检举人诬告（逼供造成）以及各种原因造成的冤案，被彻底平反。张策因此保住了性命，也恢复了工作。
在饿饭的20世纪60年代，张策放弃了工作，回家务农了。张策养育了几个儿子，为了感谢共产党对他的救命之恩，分别给他们起名爱国、爱民、爱诚。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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