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本刊30周岁之际，特约请商震先生撰写本文，并以此向龙志毅先生以及30年来为《文史天地》劳心费力过的所有人和广大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案头有两本书，一本是长篇小说《政界》；一本是散文集《特殊年月》。两本书的作者叫龙志毅。

我没见过龙志毅先生，但是，无论从年龄还是从文学创作的出道时间，龙志毅先生都是我的长辈。所以，在阅读这两本书时，我是以致敬的心情和谦逊的态度来阅读的。

在阅读这两本书之前，我刚重读了古罗马帝国“五贤帝”时期的最后一位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按照我的阅读习惯，刚读过一本沉重的哲学著作后，会休息一段时间再读另外一本书。当然了，我前面说过，《沉思录》是重读。重读是因为觉得某一时段遇到某些事，该重读哪本书来答疑解惑。

我曾不无玩笑地问自己：如果《沉思录》放在中国的古典文献里，应该怎样归类？儒家？道家？法家？墨家？

《沉思录》读罢，机缘巧合，我去了一趟贵阳。

贵阳市修文县是王阳明当年被贬的“龙场”。在王阳明“开悟”的山洞里，我突然又想起了马可·奥勒留和《沉思录》。

王阳明的许多观点与马可·奥勒留的观点极为相近，当然，马可·奥勒留比王阳明年长近1300岁。也就是说，王阳明的“开悟”比马可·奥勒留晚了1300年。好在，他们各自面对的社会不尽相同，他们看世界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当时，我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马可·奥勒留及《沉思录》若放在中国的古代哲人和典籍里，绝对是道家的。

贵阳之行，不意收获了龙志毅先生的《政界》和《特殊年月》两本书。

书是用来读的。于是，两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读完了这两本书，读完，就有为这两本书写点儿读后感的冲动，因为，我在读这两本书时，又想到了马可·奥勒留和王阳明。

马可·奥勒留无疑是古罗马最伟大而智慧的皇帝与哲学家，王阳明也是明代晚期思想界最耀眼的指路灯。那么，龙志毅先生的作品如何？

无论是哲学著作还是文学作品，都应该“立德”，这个“德”当然不是皇家或执政者的“德”，而是时代的公德。同样，“立德”就不能仅是为了娱乐广大民众，而是要传达思想，可以治疗精神饥渴的思想。但是，民众不需要哲学家或作家来教育，就像地面上的花草，倒向东边还是西边，是风向决定的。那么，风向由谁来决定？决策者或执政者。所以，这“立德”是送给指挥风向阶层的。

马可·奥勒留和王阳明是明晃晃举着牌子告诉执政者：怎样能够让社会和谐与发展，怎样“我心光明”“和光同尘”。而作家龙志毅显然不会这样，尽管龙志毅先生也是大半生都工作在“指导风向”的省级机关里。如果说，马可·奥勒留和王阳明把执政者作为教育对象，那么，龙志毅先生则是把民众作为述说对象，并通过文学创作来观照自我，共情他人。至于执政者察不察、看不看、想不想，就不是作家要操心的事了。

先说说《政界》这部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结构并不复杂，人物关系也比较明确的作品，作品通过三条线、三组人物展开。

单从故事情节上来看，《政界》是在讲述一次干部考察的事。某省三江市市长因病辞世，照例需补充一位新的市长人选。刚刚上任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剑非在省委书记赵一浩的领导下，对市长人选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考察三江市市长，就是整部作品的主线。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派出高规格的考察组进驻该省，对该省委领导班子进行工作状态的例行考察，这是作品的辅线。两级考察，牵动了全省的各个层面，于是，各色人等也纷纷登场。需要说明的是，作品中的人物，我们读着一点儿也不陌生，和我们在工作场合里、生活场景中接触的人几乎一样。可能就是办公桌对面的这个人、隔壁的那个人。但是，仔细端详又不是对面的、隔壁的那个人，因为小说中这些人物集合了我们所熟悉的部分，也归纳了我们陌生的部分，这就是文学创作。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既有普通性的特征又有足够鲜明特色的嘴脸。

作品中的许多细节，极为生动、鲜活、真切。人物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如在眼前；故事现场各种物件的摆放位置，这些物件对故事发展的作用，都很立体，都有很强的画面感。我能感受到，龙志毅先生在创作时，大量地搜集了人物和事件的每一处细枝末节，来丰富人物的特征，来支撑小说情节的发展。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被带入情节之中，随后便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我觉得这是龙志毅先生“格物”的结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及身体与情感参与其中，是不可能把故事和人物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的。

作品当然是一部为了弘扬正气而完成的小说。但是，要更有效地弘扬正气，就要把邪气、龌龊、猥琐写得透彻、鲜活，也就是彻底揭示歪风邪气、妖魔鬼怪，才能显出正人君子的清风正气是可贵的。

尽管作品中一直围绕着人性、人品、人格的纠结来展开，但是，作者并没有俯视故事现场，没有高屋建瓴的教导似的喊口号；而是自始至终让故事现场平面呈露。把自己的立场、态度融进故事里，让故事体现时代的本质，让人物表现出时代的特征。在创作手法上，让故事的推进程度决定述说的速度，不大量使用结构技术与修辞手段，让人物的成长历程与变化过程在故事发展进程中发生，不做旁白，不做人为干预，更不去指手画脚；不故作玄幻，不刻意设置悬念。这样就使得这部作品首先具有了“龙氏DNA”，然后，才让作品既有时代性，又有了历史的价值。这也充分证明了作者龙志毅先生在创作时，把自己完全文学化，并负有时代的使命感。

作家的良心，是真实地表现时代，真实地表现处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情绪与命运。这也是文学的使命。

《政界》完成了文学的使命，龙志毅先生也恪守了作家真实反映社会现状的操守。

龙志毅先生与文学界朋友合影。左起：卢慧龙、李国文、龙志毅、梁晓声、吉狄马加、莫贵阳

而我看到《政界》的作者龙志毅先生，从创作准备到写作完成，始终抱着一个温暖的态度，始终展现出温和的容颜，始终“我心光明”。他不刻意热烈，也没有刻意地嘲讽、鞭笞，甚至很少见反讽。通篇有着肖洛霍夫般的冷静，直面现场及各类人物，不加评判，也不直接表明态度，把最后的判断交给读者，交给时代，交给历史。

当然了，作家手中的笔，不是照相机，不会不加选择地全景呈现。对故事、人物的如何选择，就是作家的态度和立场。

关于长篇小说《政界》，已经有很多评论文章，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读者，不要先看他人的评论，要先看原作。不要被他人的看法、评价给先入为主了，更不要人云亦云地吃别人嚼过的馍。

文学作品是多棱镜，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折射出不同的风景，所以，要亲自读。

龙志毅先生写了很多散文作品，我手头只有一本《特殊年月》。读过这本散文后，我想说：我更喜欢龙先生的散文！

散文是文学作品中，最不用讲内在戒律和外在边界的，可以信马由缰，也可以三言五语；只要见真情、真性、真人。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散文家，最后倒在了一个“真”字面前。那些靠煽情、伪抒情写作的人，最后都写进了垃圾堆。

说句业内的话吧，无论以写小说为主的作家，还是以写诗为主的诗人，包括以写散文为主的散文家，能写好一篇散文也绝非易事。因为散文很容易让作家在写作中滑入琐碎或假大空。

龙志毅先生的散文，真挚、朴实、冷静、温暖，以自己的生命历程为主线，以自己的情感历程为辅线。对大自然谦卑，对他人恭敬。他的散文像和自己的亲人、挚友在聊天，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恐惊毫不掩饰地和盘托出。但是，他是娓娓道来，不激越，不悲壮，不遮盖，不矫情，不使用华丽响亮的字词，一路白描、平铺直叙，读来让人感到亲切、可信。每一篇文章中，龙志毅的形象都饱满、鲜活地跃然纸上。

龙志毅先生以一种纯粹的抽离的状态，深入到具体的生活之中，他的散文是重新发现了生活，是在书写他自己内心的生活。

他在《我与文学的情缘》一文中写道：“写散文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生活中有感而作，以记事、忆往、观景、览胜为主，总之，一般都属于纪实类。”

贵州民族学院的教授安尚育先生这样评价龙志毅的散文：“龙志毅是怀着美好的情怀来写他的散文的。美好情怀，就是关心人，关心人类，关心人类终极命运，或者说关注现实的具体。龙志毅的散文，把人的美好的精神情怀和永恒的渴望贯穿在作品中，并使人感受到一种强健的理性人格精神。”

我在读龙志毅这本《特殊年月》时发现，全书没有一篇是宏大叙事，没有一篇在制造惊天奇谈，都是在述说身边的事与内心的状态。这就是文学的高贵，这就是龙志毅先生的高明。把身边的事情写透彻了，就是把人间的事情悟透了；把内心的活动状态写明白了，就是把人情世故看明白了。这不就是王阳明的“格物”嘛！

我很喜欢龙志毅先生的一篇小散文《小小花台》。“门前有一个小小的花台，三边靠墙，宽约一米，长不过四米。”就是这不到四平方米的“小小花台”，龙志毅先生却把它当作全世界、全人类，写成了一篇微言大义的“春秋文章”。

月季花，石榴，三角梅，葡萄，桂花，在这拥挤的四平方米内，各展风姿，各显神威，以夺主人目为目的，以压制他花为手段。然后就是看主人的心情，修剪我、施肥我，我就得宠，就大放异彩；冷落我，漠视我，就萎靡不振。同样，还有大自然的条件，耐寒、耐旱、耐涝、喜阳、喜阴等等。一篇不到三千字的小文章，每一笔都看似漫不经心，而每一处又都是人情练达所至。丰富、磅礴、宏大。

这是一篇小文，这是一篇上达灵魂、下至肉身的警世真言。

这是龙志毅先生的格物论。

对社会生活认识得不通透，不能如此。对人间事事体察得不明晰，不能如此。这篇小文可另做一题目，曰：悟。是作者自己的悟，也是让读者去悟。

我又想聊聊马可·奥勒留，这位罗马帝国的皇帝，饱受国家战乱之苦，目睹了民众饥寒交迫的状况，他在思考：战乱与疾苦因何而来？如何消灭？他在不停地思考，不停地醒悟。最后以日记的形式完成了《沉思录》。

还有王阳明，大起大落的人生，鱼龙混杂的时代，都撬动了他的醒悟。最终完成了泽被后世的《传习录》。“悟道于龙场，讲学于贵阳”，王阳明对贵州尤其是贵阳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意义。

龙志毅先生一定读过王阳明的生平经历，一定读过王阳明的几部哲学著作。龙志毅先生懂得怎样用“心”，知道怎样做是“知行合一”。

读了龙志毅先生的两本书，我有了这些感受，写下这篇小文，以弥补与龙志毅先生未能谋面之憾。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