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莫洪军

在当下的贵阳，提起川剧团，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但对“老贵阳”而言，70岁以上，没川剧情结的几乎为零。曾经，在京剧、越剧、话剧等林林总总的演艺形式还未登陆贵州，黔剧、花灯剧等本土剧种尚未成形时，川剧无疑是这块土地上一家独大的剧种。

还别说，至今在贵州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一些文化名人如廖公弦、戴明贤、卜小贵等当年都是川剧团的人。

川剧又称川戏，是融高腔、昆曲、胡琴（即皮黄）、弹戏（即梆子）和四川民间灯戏5种声腔艺术而成的传统剧种，根植于四川、重庆，流传于贵州、湖北、云南等地。兴旺时期，贵州曾有全民所有制的贵阳市川剧团、遵义市川剧团、安顺市川剧团、开阳川剧团、福泉川剧团等和许多的川剧玩友班。这十多个川剧团有好剧互相学习，并在当地演出或易地交流演出，遇有大型剧目，可相互借演员帮衬。团与团之间，敬艺重德，相互提高。这其中，地级川剧团数遵义川剧团的现代戏《红军坟》影响最大。

同治、光绪年间，川戏聚兴班由四川来筑，在贵阳曾公祠（新四川会馆）演出。光绪二十年（1894年）聚兴班又在修葺一新的贵阳三元宫戏台演出，聚兴班名角有田德生、沈庆云以及后来加入的熊昆山、李焕斋等。 

李氏三丑，指贵阳市川剧世家李坤廷、李焕斋、李天宝祖孙三代。他们原籍四川泸州，大约在清代同治年间，李坤廷就与唱玩友出身的熊昆山（生角，有“活孔明”之誉）结拜兄弟，一起研究川剧，儿子李焕斋7岁时，李坤廷便教他学戏，始学小生，后因眼睛不好，改习小丑，焕斋在其父的亲传下，主工丑行，亦串演其他行当，故生、旦、净、丑，行行能演。光绪末年（1908年），李坤廷带着22岁的儿子李焕斋，与熊昆山一起挑着一大箱剧本到贵阳搭班唱戏。父子俩以丰富的剧目、深厚的传统技巧、精湛的唱功和做功，博得了贵阳观众的盛赞。1911年贵阳达德学校就邀请熊昆山在火神庙演出《大埠桥》。李坤廷在辛亥革命后去世，其子李焕斋继承父业，从父亲那里学会了不少丑角戏，常演的有《西川图》《西关度》《坠马》《劝夫》《骂相》《马五闹馆》等。

民国五年（1916年）前后，贵阳有个一百多人的川戏班，领班叫洪占超，常在六洞街天后宫（今博爱路）演出。并接川剧名角魏香庭来贵阳演出，一炮打响。

1919年，贵州军阀王文华做寿，请来川戏班在贵阳宝庆茶园演出。民国初年，川剧多在寺庙、会馆内的戏台演出，后移至茶园表演。

20世纪20年代，军阀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周是桐梓人，喜好川剧，令人邀请10股东出资开办川剧科班，股东看戏不花钱，特邀川剧界很有声望的魏香庭、李焕斋等人参加办社。魏香庭为科班取名“天曲社”，并负责日常管理事务。李焕斋将父亲遗下的剧本献给了该社，同时担任“天曲社”的坐科老师。“天曲社”创办于1927年农历三月，社址设在老郎庙（今贵阳清平巷），有学生近百人，大多是贫苦人家子弟，也有艺人子弟，按照科班规定，学生入班后一律改名“天”字辈，如李天宝、黄天开、史天霸、厉天彬、何天云、罗天文、张天玉、魏天时、饶天时、蔡天鹏等，这批学生后来都成了贵州川剧的艺术骨干。周西成战死后，“天曲社”受创，魏香庭出走四川。

抗战时期许多川剧艺人为表抗日爱国心愿，排演了时装新剧《乞儿爱国》，由蔡天鹏主演。1947年，四川“止戈川剧社”来贵阳演出，就演于庆筑大剧院。

“止戈川剧社”系原国民党军人张止戈所办随军剧社，用“止戈”为冠，故名“止戈川剧社”。张是川人，酷爱川音，剧社为张娱兴，亦为张所率部队服务，亦进行公演。

因时局变化，张率部开拔，剧社为张所弃，流于綦江，为生计入黔，先落脚遵义，1947年冬莅筑，献艺于“先生馔”，由于演出剧目丰富，演员阵容整齐，名噪一时。但“先生馔”场地狭窄，且房危潜险，几乎成祸，便迁湖南会馆艺场（达德学校北侧百花剧场）续演，更名“庆筑大戏院”，亦谐庆祝之意。

“止戈”之来，贵阳川剧渐盛，魏香庭、李惠芬再次来筑，散在四方的贵阳川剧艺人重聚，其时阵容壮观，尊魏为首。魏川剧艺术造诣高，观众崇尚喜爱。

1948年，止戈剧社部分艺人与魏香庭的戏班合并组建“一心川剧社”。这个时期，贵阳聚集了不少川剧名角，有魏香庭、李惠芬、史天霸、李天宝、仇少武、蔡天鹏、黄文艺、月月红、周寺禄、陈淑云、红牡丹、陶明康等。

1950年“一心川剧社”发生分化。“止戈”主要力量不辞而去，转道遵义。“止戈”在筑时间不长，当时未起凝聚作用，散落在四方的贵州川剧艺人多荫蔽在天曲社下，仇少武、张维波、彭松灿都是“止戈”旧人，李永明、李光华是当时“止戈”的童伶，他们都选择留在“一心川剧社”。

1950年7月，魏香庭在贵阳率先废除戏班“老板制”，将“一心川剧社”改名为“黔锋川剧社”。为增加剧社力量，从四川、重庆引进黄耀庭、王明哲、廖蓉花、彩凤、周舫玉、周寺禄、朱凌云、朱建国、朱大陆等名角和陈佑君、丁家成、曹举才等鼓师及硬软场面。剧社聚拢当地艺人，实行艺人民主管理，带头演出《三打祝家庄》（京、川合演）、《血泪仇》、《赤叶河》、《双喜盈门》等现代戏，在贵州戏剧界起到了表率作用。

川剧剧目丰富，但精华糟粕兼存并蓄。遵人民政府有关指示和文艺政策，黔锋川剧社对自己上演剧目中的低级庸俗、荒诞、淫秽、恐怖的表演作了清理，停演了《刘十四娘》《翠屏山》《庄周试妻》《活捉三郎》，演出趋向健康明快，舞台得以净化。

导演制度的建立。黔锋初期的演出剧目，有的无准纲准词，全凭演员修养深浅临场发挥，俗称“条纲戏”。为了提高演出质量，建立了导演制度。首先是在《柳荫记》《彩楼记》《玉簪记》《红巾记》的排练上演过程中得以实施，并逐步完善形成制度，以至如今。

音乐改革的起步，帮腔改进。川剧的帮腔是川剧高腔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具有制造气氛、渲染效果、抒发感情、刻画环境、言角色之难言、表观众之同感、曲牌定调犯宫、起承转合诸多作用，旧川剧的帮腔由场面担任，鼓师提领，下手合腔，剧中要求担任者音色美、音域宽、吐词清楚，大多数的场面均不胜任。在黄耀庭的主持下，经过《柳荫记》《玉簪记》的实验，收到良好效果，从此帮腔职能从文武场面中分化，设专人司职。

随着帮腔的改进，唱腔设计也应运而生。首先是黄耀庭在为《红巾记》中的主要唱段进行设计，继而对《思凡》《拷红》也进行全折设计，《陈三·五娘》全本设计，随着对唱腔设计，对伴奏亦相应进行改革，加以丰富，伴奏人员增加，乐器音色增多，除原有的二胡、板胡、笛子、唢呐外，使用过洋琴、小提琴、大提琴、黑管、三弦、月琴、忽雷、琵琶，从此洋琴成了主要伴奏乐器，设专人专职沿至现在。

随着音乐、唱腔的改革，舞美也有较大的发展。新排剧目舞美的发展必设布景，舞台美术的广泛应用，成为演出的有机部分，亦在黔锋时期形成。并设有布景和灯光人员，从而提高了演出效果，烘托了舞台气氛。

黔锋有一批青年演员，他们从艺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从孤儿院来的，有从社会经人介绍来的，有从其他剧种转来的，有止戈留下来的，还有的是艺人子女，还有重庆引来的。为了培养这批青年演员，剧社配备有专事基本功培训教师，教以基本功、靶子功。青年演员们是通过在演出中穿龙套、挂子、马衣、丫环彩女，经受长期频繁的演出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步成长起来的。

这批青年演员，有的成为后来川剧团的业务骨干，如魏益新、谷林生、何建新、陶蓉、张志英、曾俊敏、易国荣等。

1951—1953年，黔锋川剧社进行“改戏、改人、改制”的三改政策，剧社改私人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魏香庭任社长，黄耀庭、陈仁里、陶明康、李伯宗任副社长。黔锋的人员有十余人染有恶习，嗜吸鸦片、膏精，精神、身体深受毒害。为了他们的健康，政府动员组织他们戒除恶习，班上同仁大力支持，照发他们的薪份，经过强制与自觉相结合的办法，这些人的恶习得以戒除，身体健康也得到恢复。

1955年，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潮流中，黔峰川剧社的行动口号是“大战一个月排好《陈三·五娘》进入国营”。

1956年1月，剧社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改名为贵阳市川剧团，性质为科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20世纪80年代末升格为副县级单位）。魏香庭因身体原因任名誉团长，黄耀庭任团长。剧团业务得到空前发展，一是邀请重庆实验川剧院院长、著名川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周慕莲先生专程来筑，与魏香庭合作演出《情探》；二是在剧场坚持上演《陈三·五娘》，逢星期日加演午场，以《陈》剧人员赶排《意中缘》做当年春节上演剧目；三是组成一支40余人的演出队，由周寺禄率领到毕节、大方一带演出，因山区群众看戏需求强烈，其间又将演出队一分为二组成两个分队演出。

1957年赴广西的南宁、桂林、柳州和湖南的长沙、湘潭等地的巡回演出，提升了剧团的知名度。这年10月，贵阳市“河滨剧场”竣工，剧团新排《芙蓉花仙》，作为“河滨剧场”首演剧目，连演半月有余。大跃进和“文革”时期，除了演出样板戏《夺印》《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外，还排演了《六号门》《一家兵》《不准出生的人》《赤叶河》《凤姐》《洪湖赤卫队》《小河工地红旗飘》《朝华公主》《阿花》《张秀眉》等一大批新剧目。

1978年后，传统戏得到了恢复，剧团分成两个剧组，排演了《恩仇记》《焚香记》《御河桥》《罗卜园》《飞云剑》《望娘滩》《十五贯》等一大批传统戏，在贵阳、遵义、安顺等地演出，大多剧目在富水剧场、云岩剧场演出皆满座月余，甚至有购票观众提着小凳半夜排队，争相购票。

1958年和1972年，贵阳市川剧团先后招收了两批川剧科班学员共80余名，其中邹兴亚、段明章、刘大华、刘春秀、卜小贵、黄珍蓉、易世荣、张信永、任庭穆、赵子凤、罗孝信、郭燕、李庭莉、陈晓琪、谌维玲等为贵阳川剧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3年，由施守萍编剧，谌维玲主演的现代川剧《海迪之歌》在贵阳上演10余场，后到湖南怀化、辰溪、沅江机械厂等地巡演，主演谌维玲受到观众追捧。辰溪县一中还邀请剧组主创人员赴该校，为师生们宣讲“海迪精神”和排演感受。

1984年，由陈泽凯编剧，韩桂林、段明章导演，魏新智舞美设计，邹兴亚等主演的新编历史剧《陆逊拜将》获得省市各项大奖，并在成都、北京巡演受到各方称赞。这是贵阳川剧以自创剧目首次回娘家和进京演出，在京演出时，时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莅临观看，使贵州川剧扬眉吐气，剧团演职员备受鼓舞。

1985年贵阳川剧团还将莎翁戏剧《维罗那二绅士》移植为同名川剧，聘请上海戏剧学院著名导演徐企平任导演，朱士场任舞美设计。这是川剧历史上第一次将莎翁戏剧搬上舞台，引起了较大轰动，被观众誉为“怪味川剧”。剧本改编陈泽凯、万德强、罗醒仁，主演段明章、卜广坤、谌维玲、刘英、卜小贵等。

1986年，戏剧走入低谷，贵阳市川剧团原剧场拆建后，被上级更名为百花剧场。百花剧场和川剧团没有了隶属关系，失去了剧场的川剧人只得将剧场后面仓库改为小剧场，率先实行了“小剧场艺术”，创建小舞台“品茗赏戏”，演出了《人与人不同》《错爱》《憨包儿的婚事》《麻辣烫》《多情的小和尚》等一批大型方言滑稽戏，深受观众欢迎，逐渐形成了贵阳方言通俗喜剧风格，多数剧目演出百场以上，由于演出收入较高，剧团由原来的夜餐补助改为劳务费补助，开创了贵阳新的演出收入方式，出现了卜小贵、邹兴亚、段明章、罗孝信、易世荣、张志英、谌维玲、卜广坤、王威、陶爱菊等一批家喻户晓的演员。

之后，贵阳市川剧团坚持传统剧目与方言喜剧交替上演，积累剧目甚多。1997年，根据上级制定的方案，贵阳市对所属剧团进行了布局调整，贵阳市川剧团、贵阳市评剧团、贵阳市越剧团和贵阳市豫剧团并入贵阳市艺术中心。2010年贵阳市艺术中心改制并入贵阳演艺集团。从同治光绪年间的聚兴班在贵阳曾公祠首演，到之后的洪泰班、止戈川剧社、天曲社、一心川剧社、黔锋川剧社、贵阳市川剧团，川剧在贵阳经历了130多年的演变历程，从起源到发展、到顶峰、到延续、到衰落，一代代的艺术家们在贵阳的舞台上留下了他们风光的艺术形象。至2024年在贵阳水电九局尚有数十位八十高龄的川剧玩友，在原贵阳川剧团鼓师曹维雄、领腔何菊蓉夫妇的帮助下，还坚韧地继续着川剧的传唱。

川剧为贵州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58年，贵阳市黔剧团筹建，为支援黔剧，黄耀庭带领川剧团的演员、音乐共八人为将要成立的黔剧团作辅导，帮助排演了黔剧《袁天成革命》。此后，川剧业务骨干黄文艺、黄耀庭、尚一祥、张保永等调黔剧团，任善章调剧团担任副团长。同时，李惠芬、陶里和、潘文光、史天霸、朱大陆等告别了舞台，担当起培养川剧下一代的教学任务。其间，根据上级的指示，将川剧班改为黔剧班。黄耀庭系川剧自创剧目《张秀眉》的导演，又是黔剧团的新任领导，他将《张秀眉》移植为黔剧在贵阳上演，引起各方关注。由于黔剧得到川剧业务人员和剧目的加持，为贵州黔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剧团又派出戴东娟帮助贵州花灯剧团的筹建。

川剧在贵阳的130多年间，他们除了演出的传统剧目外，还改编、移植、新创有古装戏《大埠桥》《好逑传》《谭记儿》《白蛇传》《飞云剑》《何珠配》《鸳鸯谱》《三土地》《战洪州》《墙头马上》《望娘滩》《香罗帕》《焚香记》《御河桥》《恩仇记》《十五贯》等近百个剧目；新编现代戏有《乞儿爱国》《糊涂爹娘》《第二个春天》《迎春花》《红梅阁》《孔雀胆》《血泪仇》等数十个剧目。

除贵阳外，散落在贵州各地的地级、县级城市的川剧团，也最多延续到2001年左右，随着文化生活方式的不断丰富，渐次淡出视线。

130年来，一代代的川剧人，为丰富贵州百姓的文化生活，踔厉奋发，在艰难中苦苦追寻，为贵州的戏剧艺术立下了一块块的丰碑，他们在贵州的文化长河中不应该被遗忘！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