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谭佛佑

南明河对于贵州人文蔚起可谓得天独厚，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即“天地人”三才优势。

有关历史文化的传承宏扬，全赖于兴学施教。

元朝初年，就在今市府路原市政府一带，始建贵阳地区最早的学校——顺元路儒学，后学校渐毁废。至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4年），由曾任过该儒学教授的何成禄，在学校的原址上建起了贵阳地区的首座书院——文明书院，为贵阳书院教育讲学、培育人才之滥觞。至明正德初，正是文明书院，给心学大师王阳明提供了传播儒家心性之学，“始论知行合一”之说的基地。原来，书院早在元末战乱中毁废。至明弘治年间，贵州提学副使、阳明先生的同乡余姚人毛科复兴重建。书院建成后三年，即正德三年（1508），值阳明先生谪戍龙场（今修文）驿丞，并构筑龙冈书院“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以训诲诸夷弟子。翌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几番致书阳明先生，恭请来贵阳主文明书院讲席。席书带领筑中数百学子，环坐听讲，至夜不息，并师事阳明先生。黔中人士亦始知“心性之学”。

当阳明、毛科、席书相继离黔后，书院讲学一时后继乏人，学业也渐荒疏。至嘉靖十四年（1535），有阳明先生私淑弟子、浙江奉化人王杏按黔，见士民不断前往龙场拜谒阳明先生，知先生遗化之深，至为感动。又值“黔中王门”弟子汤伯元（冔）、叶梧、陈文学等数十辈之恳请，要为阳明先生立祠奉祀。是年，王杏遂在贵阳城东白云庵旧址新建阳明书院，并建祠“以激劝边人”。

嘉靖二十年（1541），有阳明先生的及门弟子、楚中王门大师湖湘武陵桃冈蒋信，提学黔中，甫下车，见文明书院衰败景象，顿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慨叹。遂决意以复兴书院、振兴师学为首事。倡捐积金，仅越月而大功告成。书院复兴，学子蜂拥云集，蒋信亲临讲授，传播阳明心学，书院已不能容。故又在书院右新建正学书院，进一步扩大传播心学，培育贵州人才。贵州自此风气大开，人文渐胜，人才骎骎。然而贵州自永乐十一年（1413）置省以来，人文虽盛极一时，但一直未得单独开科取士。洪熙元年（1425），令贵州士子就试湖广。宣德四年（1429），又令贵州学士改赴云南乡试。如此折腾再三，贵州士人，真是苦不堪言，且中试者寥寥。至嘉靖时，有思南乡贤田秋，时为谏官，便向明朝中央上疏，请求于贵州设试院单独开科取士。继而巡按王杏又请，遂于嘉靖十四年（1535）得准，定解额二十五人。并于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科，正式与云南分试。从此以后贵州人文教化为之一振，黔中科甲亦长足挺秀。

就在贵州单独开科的第二次乡试，贵阳名士马廷锡高中举人。廷锡字朝宠，号心庵，学者称心庵先生。中举后，先任四川什邡教谕，继擢内江知县。在官期间，常感对阳明心性之学未能彻悟，仅做两年知县，便辞官前住武陵桃冈精舍，拜伏蒋信门下受业，讲授研修长达数年之久。直到对师学大彻大悟，方谢别恩师，返回故里，选择风景秀丽，贵阳人民的母亲河——南明河畔的渔矶湾，构筑“栖云亭”，修悟其中并聚徒讲论。各路学子纷沓而至，“栖云亭”已不能容。嘉靖三十六年（1557），金溪人王绍元巡按贵州，早闻心庵学行品性，讲学业绩，遂在亭旁别建“渔矶书院”，院内建“主静堂”和“栖云精舍”。让更多的青衿学子得拜师请业。于是南明河畔的栖云、渔矶间，书声琅琅，弦歌不绝，俨然如桃冈之胜。时至万历、隆庆时，心庵先生讲学之风更盛，声名愈震。时任贵州巡抚的南昌人阮文中、提学宜兴人万士和，纷纷拜谒题请，礼聘其主讲贵阳的“阳明”“正学”两书院。受业听讲者常数百人，成就人才，不计其数。随着一批乡里的文化名人，如水东贵州宣慰司同知宋昂之子宋炫、万历间乡贤举人袁运福，深爱南明河畔渔矶湾水石幽雅的胜迹，又感慕心庵先生渔矶书院、栖云精舍的人文荟萃，竞相在河畔购地筑室，悠游其上，垂钓寻乐，吟咏不辍。

正是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南明河渔矶湾两岸，一大批筑城的“达官贵人”“乡贤名流”“骚人雅士”，相继构筑了许多园林池馆、堂轩楼榭、亭阁精舍。据有关史志记载，有越玉岑“占断南明水一湾”的“南园江阁”，有或说“玉岑之子”“一生傲骨奇肠，悲壮侠气”的杰出诗人越其杰的“溪园”。有越氏姻亲、晚明著名乡贤杨师孔及其子“诗书画三绝”杨龙友的“石林精舍”（今石岭街）。有“天末才子”“侠骨文心”的谢三秀紧邻“溪园”的“远条堂”。有比杨师孔中举早九年、谢三秀的知己、参与平“安邦彦叛”殉难的李承明的“吟望亭”。此外，还有如“汤明府别墅”“萧秀律曲溪”等，均皆占尽南明河渔矶湾的人文风情，留下几多历史的佳迹胜景。这批乡贤文人雅士，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论，或燕集觞咏，或悠游唱和。就连时出任贵州的封疆大吏郭子章、江东之等人，政暇亦参与其中，宴乐吟咏，交流时政。不言而喻，贵阳南明河的渔矶湾，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黔中省垣的文化摇篮。而这一切，又以甲秀楼的建设为标记。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时任贵州巡抚的歙县人江东之，在常与筑中名士的聚会和拜谒南明河畔的武侯祠时，对渔矶湾一带如诗如画的秀丽景色“涵碧潭碧波荡漾，芳杜洲芳草茵茵，鳌矶石劈浪排空，河湾中渔歌轻唱”尤为感动，赞赏有加。特别是黔省自设科以来展现的科甲渐胜，人才蔚起，人文荟萃。江东之决意要在河中鳌矶石之上建一座象征“科甲挺秀”“秀甲黔中”的楼阁，并直接命名为“甲秀楼”。江东之接又“筑堤”，人称“江公堤”。实即今仍连通南明河南北两岸的浮玉桥。桥为九孔，一大八小。涵碧潭之水流回旋于此，竟有“九眼照沙洲”的奇观。江东之曾赋诗一律：“明河清浅水悠悠，新筑砂堤接远洲。秀出三狮连凤翼，雄驱双骏踞鳌头。渔郎矶曲桃花浪，丞相祠前巨壑舟。此日临渊何所羡？擎天砥柱在中流。”

清代贵阳楹联大家刘蕴良翰林在其所撰长联中亦言“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雄踞南陬，证实了贵州“科甲挺秀”、人文勃兴的新气象。明清两代的六千余举人，八百余进士（含武进士），三位状元，名震宇内。其中清康熙中的武状元曹维城，就出生在贵阳南明区的市场路，今名曹状元街。

时光电掣，逝者如斯。至晚清“同光新政”时期，列强豆剖，国步艰危。朝野上下，变革维新呼声一片，而尤以“废科举，兴学校”“新民智”培育新兴人才为最。清光绪二十年（1894），有天津人严修迁贵州提督学政。甫到任，即对贵州学务进行全面整顿，厘定贵阳市区贵山、正本、正习（亦名“学古”）《三书院条规》。严修又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将位于顺城街（今护国路）的学古书院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公开面向全省招生，通过严格考核，择优录取了四十名优秀学子（含部分已得功名举人）。除教授中国传统经学、历史课程外，另开设现代自然科学——数、理、化等课程，还开设外语、舆地等。培养一大批诸如王延直、毛邦伟、乐嘉藻、刘显治、陈国祥、周恭寿、黄干夫、陈廷棻、姚华、唐尔镛、钟昌祚等影响贵州乃至国内辛亥前后社会变革、文化教育发展、政治军事活动的社会贤达名流。严修对学古书院公开招考和教以新学的改革，开全国改书院为学堂之先河，故以后对学古书院均以经世学堂称之。

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西市而告终。一切变革“条例”均皆废止。唯改革所建的京师大学堂和新教育的改革机制，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故在光绪二十八（1902）、二十九年（1903）才由出生于南明河畔六洞桥的封疆大吏“同光”名臣张之洞，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新学制，即《壬寅—癸卯学制》，并诏令全国执行。还在此学制厘订而未出台之时的1901年，经世学堂培养的高才黄干夫，约集凌秋鹗、卢以庄、贾一民等人，借市南忠烈宫创设“算学馆”，黄干夫主讲数、理、化、生物等课程。次年，又约集三四十同道，成立“达德书社”。至光绪三十年（1904）书社改名“民立小学堂”。翌年，正式改名“达德学堂”。是为贵州省最早的私立学校。学堂名“达德”，是取《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之义。因“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四八烈士”中的王若飞、黄齐生甥舅二人，正是从“达德”起步，奔向革命的征程，立下了不朽功勋。

随着新教育学校建设的发展，南明河畔的雪涯洞、排杉门（今文化路）一带，又成了贵州省垣文教事业学校建设之中心。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贵阳著名耆绅于德楷、乐嘉藻、北京旗人李裕增，以及戊戌维新时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等提请，得巡抚林绍年嘉许批准，在雪涯洞丁公祠（后扩大到文化路原贵阳师范地）创建贵州最早的公立师范学堂。是年，由贵州巡抚邓华熙，仿日本新式陆军军制，在南明河畔官钱局（今原教育学院、黔剧团、杂技团）创建了贵州第一所新式军事学校——贵州武备学堂。1906年，按清政府有关《章程》，改办为贵州陆军小学堂。民国时，由何应钦任校长的贵州陆军讲武学堂，抗战时由王伯群任校长。从上海迁来的大夏大学，以及贵阳师范学院等，皆在这里植根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李端棻、任可澄、华之鸿、唐尔镛、于德楷等名流提请，经贵州巡抚林绍年批准，将正本书院改建的贵阳府中学堂迁来，改建为贵州第一所“完全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今之贵阳一中前身。

至于南明区至今犹存的山川形胜、人文佳景，不妨在阳明路上漫步，聆听黔明古寺的晨钟暮鼓，或可登临南岳山麓，感怀南岳山寺兴废，抒发思古之幽情。抑或攀登仙人洞，领略道教文化的太极上清。有兴更可登上“扼城南之咽喉，为湘黔之孔道”“一山高据翠微巅”的图云关，想前人羁旅之艰辛，忆抗战英烈之伟绩。俯瞰南明霓虹放彩，流光跃金；仰望乡关日新月异，小康温馨。大好河山，尽收眼底；雄关漫道，致远尽兴。南明精神，青史永垂！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