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贵州产盐鲜少，食盐依赖川滇粤淮等地输入。清朝时期，清廷推行盐政改革，川盐逐渐成为贵州最主要的食盐供给来源。民国时期，贵州沿袭清朝以来的盐政管理办法。1912年至1935年间，贵州政局纷繁复杂，先后经历了滇系军阀唐继尧，旧兴义系军阀刘显世，新兴义系军阀王文华、卢焘、袁祖铭，桐梓系军阀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的统治，动荡政局的影响，导致川盐入黔盐政多变，影响了贵州百姓的日常生活。对此，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从而回顾这一段盐贵食淡的艰苦岁月。
清末以来，大盐商利用各种手段长时期垄断食盐运销，使得贵州零售商及小商贩在长期的压榨和掠夺中苦不堪言。在辛亥革命之际，发起了“打倒官盐店”运动，结束了光绪三年（1877）以来的“官运商销”体制，使贵州四岸的盐务机构及盐商被迫停业。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新生的政府将四川盐运使改为盐政部，后又改为盐务局，推行“无限制之自由运销”的盐政改革（由于贵州川盐销区受四川影响，故随川省一同调整）。
首先，据盐商杨仁体《永岸盐业运销状况》载：“取消了引额限制，将官运撤销，举凡清时盐法，税率一律废除，改为‘就场征税，商运商销’，不论厂区，不分销岸，任民自由贩运。一税之后，不问所之，无论何厂之盐，何岸之地，随地皆可售卖，时称‘无限制之自由运销’。”
其次，四川取消过去协饷（税收富裕的省份拨款协助贫困省份）黔省的制度，黔省恢复自行征收盐税，以充军费。据《川盐纪要》载：“凡川盐入黔，则每包重百六十斤，征银二两。”
繁忙的盐运码头
随着盐法的调整，川盐入黔的管理机构也发生了改变。如1912年，贵州军都督政府上台，其政务部财政司下设贵州盐务总局，负责黔省盐务。同年10月，贵州盐务总局改组为贵州盐务处，隶属于贵州行政公署。“贵州盐务处内设总务、统计两科，并于永、仁、綦、涪四岸及正安州各设川盐稽查正局一所，专管稽核盐务税票事宜”。对于盐税的征收，民国初年政府曾设立贵州国税厅筹备处负责。袁世凯上台后，贵州国税厅命令：“十一月一日号，准民政长将本省现充经征盐税各官吏姓名汇造清册函送接管……查业处于十一月一号，正式接手盐务处事宜。”于是1913年11月1日，川盐入黔盐务改由贵州国税厅筹备处负责办理，并修改了部分章程。
短短两年川盐入黔盐政已数次更迭，同时还存在相当之弊病。如自由运销制度推行后，废除了引岸制（引岸指中国历代官府对商人引盐行销的专卖制度。盐商独占运盐引销区域的专卖制度称引岸制），将过去引盐全部改为票盐（引盐：即官盐，以盐若干斤为一引，每引纳税若干，未纳税的为私盐；票盐：商贩缴纳盐税发给凭证运销食盐），最终盐商为谋取厚利，囤积居奇，控制食盐供应量，导致盐价升高，形成积盐、积税，严重妨碍了民食。其次，袁世凯上台后妄图扩充实力，以盐税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当时四川在邻省征收重税，取消了四川协饷黔省制度，这直接导致贵州开征盐税，加重了百姓负担。据《川盐纪要》载：“四川虽行一税制度，而邻省大多数盐斤，仍不免负重税之累。”可见，政府盐税衰减，盐税征收时淡时旺，虽名义上为自由贩运，实际上仍是新兴盐商代替旧盐商下的官商勾结。盐价没有改变，缺盐的问题仍十分严重。因此，著名盐商杨仁体评价当时的盐政为：“其法虽简，其弊亦深。”
此后，袁世凯妄图称帝，为完成他个人称帝的理想，大举外债并以盐税做抵押。1915年11月北京政府任命晏安澜前往四川对当地盐务进行整顿，据《川盐纪要》载：“川省盐务，自反正后，漫无纪律，商民交困，国税大受影响。”其到任后，同样指出：“以自由贩运，税收时旺时淡，不能保障平衡，拨偿外债不便。”遂颁布《公司大纲》，对川盐区进行调整。
首先，在盐法上沿袭清朝“官督商销”的办法。其次，在黔省恢复了仁怀、涪陵、綦江、叙永四岸，招商办理，创立盐运公司以管理水运的相关事务。
当时，晏运使将四川盐运公司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制盐公司；第二类为盐运公司。盐运公司共计十八家，而川盐入黔主要由以下四家盐运公司负责承办：綦边盐运公司、仁边盐运公司、涪边盐运公司、永边盐运公司。而这四家公司主要配运犍为和富荣两地所产食盐。
随着公司组织结构、资本筹集的日趋完善，新制度逐渐实施。当时四川省还对黔省“川盐四岸”所征盐税税率及所销盐引数进行了重新计划。
黔省所征收盐税数额相当高，这显然与过去川省协饷贵州的情形完全不同。由于贵州盐税多为盐厘（旧时对盐征收的厘金，清咸丰三年开始征收，为盐的附加税），造成黔省盐价过高。据《贵州省志财政志》载：“1914年，中央命令贵州省盐务机构取消盐税征收，盐税征收改归中央设立之黔岸檀运局负责，中央则给贵州援助。盐运公司对于四边销岸，仍系责成商人按照旧额认销。”意图解决贵州盐价高的问题。而关于贵州的财政收入，袁世凯呈奉财政部核准，“按年由川省拨付八十万元以资协助”。即使采取协饷，仍不能满足黔省财政需求，也未能解决盐价高的问题。最终，盐税摊派到食盐的销售上导致盐价过高，百姓淡食。据《盐行街与贵州盐务》载：“斗米斤盐（一斗米老秤二十五斤至三十斤换一斤盐）的高昂盐价，乃出现于城镇农村，即在贵阳省城区内，市场上的食盐零售价亦高达银五六角一斤，持续经年。”
1.压榨性质的盐业制度，并非服务于百姓。因为盐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故为军阀所看重。如当时计划取消黔省征收盐税，但却遭受反对。据《大总统覆核黔省请停盐款一案》载：“若将黔税停止，疏于盐务收入大受影响……请停征黔盐税，就国课言之，甚有窒碍者一也。”由于没有取消黔省征税制度，导致盐厘直接摊派给了百姓，使得百姓盐贵食淡。因此，食盐仍为军阀所服务，而非顾及民食。
2.地方军阀割据战争频繁，兵匪猖獗。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西南地区以云南军阀为首，发起了讨袁护国运动，而这场战争波及西南三省，对当时川盐入黔产生了一定影响。1916年2月，护国军攻陷宜宾的足（蕨）溪及牛喜场等地，据盐商杨仁体《永岸盐业运销简况》一文载：当时护国军“将永边公司所运犍盐67引全行提卖。其到纳溪之犍盐30引又被北洋军第七师封船将盐带引，沿途变价，仅余1180斤。两笔合计97引，共4850包，重97万斤，约合银五万余元，无从交涉，概作损失。”“。1916年2月初，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叙永举兵发动起义，响应护国讨袁：“即在永边盐运公司提银款22000两（约合银元30800元），银元52100元。”此后，蔡锷将军到达永宁，也向永边公司提借了相当数量的盐款银。当时盐款受军阀无序抽用，对贵州造成的影响极大。
3.交通及贸易不畅。战争的原因，川黔两省盐商及船夫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据《川盐纪要》载：“夫役船支，一经边境，多被扣留军用……运盐到岸销售，势必汇银回厂购盐。但兵燹匪患，相因而至，汇兑不通，商人盐本，中途被劫时有所闻。”
随着讨袁护国运动的爆发，叙永、泸州、纳溪等地护国军的集结，遂对各运盐公司展开了剥削，提取大量盐款以充军饷，使得四岸运盐公司损失巨大，加之匪患四起，资本进一步损耗，已达过半。盐运公司无力经营，于1916年8月宣告结束。随后，川盐入黔又逐渐恢复了自由运销的旧制，仍由四岸十三家私商负责经营。
1917年至1924年，盐运公司结束后，川盐入黔主要以“有限制的自由运销”进行运营。由于各岸盐商财力及人力的不足，各口岸食盐难以抵达各销售点，因此，盐商们决定采取分段经营的办法管理川盐入黔。据吴鲁钦《解放前贵州运销川盐状况》载：“仁岸由合江到赤水土城为一段；由土城到鸭溪、金沙为一段；由鸭溪、金沙到安顺、贵阳为一段。每段组织二三十家，或三四十家不等。其它三岸，亦同样分段经营。”这种办法一定程度削弱了黔省盐商对食盐的垄断经营，由于政府在盐政管理上仍有疏忽，一旦遇上匪患、灾荒、战乱导致盐运受阻时，各岸盐商就会采取套购手段，囤积居奇，操控盐价，使盐价波动不断。如“贵阳盐业市场，即被大商人操纵，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倘盐运窝缺时，曾高到四十余元一包（每包九十六斤），零售价高到每斤五六角”。1917年护法运动爆发，全国再度爆发大规模军阀混战。川省决定开征盐商营业税，据载税率为：“每盐一包征捐2元，后增为3元。先由省财政厅盐捐局征收，后为节约开支，归并厘金局兼征。”1920年，四岸盐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各口岸盐商成立盐帮事务所，选出正副所长主持盐务。1923年，盐帮事务所又改组为盐帮公所，为保护解款，还设立盐防军加以维护。
斗米斤盐的生活状况
1926年桐梓系军阀周西成入主贵州。上台后为巩固势力，梦想建立“周家的独立王国和万世之功绩”。于是扩宽财路，提高盐税，故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1.疏通盐道。首先，肃清常年骚扰盐岸的土匪，并沟通商旅，促使内外物资得以交流。同时，他还修建公路，发展交通，为此后汽车运盐奠定了基础。
2.改革盐法，推行包税制。1927年，周西成召集各岸盐商对贵州盐政进行改革，决议推行（招商认岸制），恢复四岸认商制度（光绪时期丁宝桢所推行之盐法），在贵阳设立贵州盐务总局，由赵文麟担任局长。同时，为加强川盐入黔的监管，又在各口岸设立督销局，负责各岸运销核定售价等具体事宜，每包给盐商利润五角左右。据《解放前贵州运销川盐概况》载：“仁岸十家，每月销盐二十二载；綦岸八家，每月销盐二十载；永岸六家，每月销盐十六载；涪岸因土匪尚未肃清，无商承认，暂时搁置。”另设立盐务统带部，统领盐防军，并将经费、军饷全部附加于盐价中。
3.调整盐税，提高财政收入。“包税”制规定：“计黔省仁綦涪永四岸，年共定税额每年150万元，所有四岸销售盐斤，由认商负责运销，其他商人不得运黔销售，其认商运入盐斤，仍由各厘局按现行税率代征税款，年终结算，如有缴税不足额时，则由认商照数补足。”
仁岸盐帮公所所长向炳荣
周西成主黔对川盐入黔有积极影响。其采取“定税”制，将过去浮动税收废除，有利于减轻盐商负担，间接降低盐商对消费者的剥削，以利民食。
1929年黔省战端再起，李燊伙同滇军龙云部进攻贵州，企图夺取贵州政权，贵州政局再次陷入混乱。好在动乱持续时间较短。1929年5月，镇宁鸡公坡一战，周西成中弹身亡。后毛光翔率部队入主黔政，贵州政局稳定下来。毛入主后，对于川盐入黔盐政，采取“萧规曹随”办法，在制度上并无改变。
1932年，王家烈接管黔政，此时黔省政局受地方小军阀划地割据的影响，川盐入黔盐政上又再次发生迭动。首先，侯之担、蒋在珍、犹国才等人分别独占赤水、遵义、安顺等地，各自为政，常截留税款。对此，王家烈拒不承认，要求盐商照补，果盐商付税后，转嫁于消费者，盐价提高，殃及百姓。其次，在盐法上，废除了周、毛时期的认商制度，颁布《贵州盐务暂行简章》，采取“自由运销”制。规定：“盐商登记营业期限，由政府以布告定之，经登记确定开始营业。”
此后，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为围剿红军，命中央军进入贵州，结束了黔省军阀交替主政的局面。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主政贵州，川盐入黔进入了国民政府采取“统制”盐政的新阶段（“统制”：指全面抗战时期的战时经济政策。对于食盐则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及管制生产、流通、销售、分配，从而满足军队与百姓吃盐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切实满足了前线将士吃盐及后方百姓用盐的需求，盐贵食淡的现象有所缓解）。
政权更迭引起的川盐入黔的动荡，大盐商们垄断，数次引发了贵州百姓反对川盐加价的群众运动，百姓盐贵食淡的这段历史，值得深入认识。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6期」
贵公网安备 52010302000499号 建议使用1920×1080分辨率 IE9.0以上版本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