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兴义府——

“改土归流”诞生的“府治”

□文/图  王先启

　　古代地图中，贵州黔西南地处偏僻，地形复杂。明代以来，区域内各地方曾分属黔、桂、滇三省，界线错综复杂，管理权责不清，土司各据一方，民风彪悍，相互之间争权掠地，导致争界仇杀屡见不鲜，各种纷争不断，成为地方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这些现象，直至清朝“改土归流”实施，南笼府（兴义府最初的府名）设立后，方才有所改观。

　　清雍正二年（1724），广西泗城府（府治在今广西百色凌云县）西隆州（今广西隆林县一带）古障地方土目王尚义等与贵州普安州（今盘州市一带）捧鲊（今属兴义市）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争歪染、乌舍、坝犁、鲁磉等寨，双方兵戎不断，严重扰乱了当地的安宁。雍正四年（1726）八月，安笼镇（总兵署在今安龙县）总兵蔡成贵为此专门上疏，引起了朝廷的重视，着贵州、广西两省派专员及时处理。因广西泗城府辖区北境与贵州南笼厅（厅治在今安龙县）、普安州犬牙交错，且泗城府实际为土司所控制，几乎是官府管辖的真空地带，地方官员因循土司自行解决的惯例，不愿插手，借故拖延，案件久不能结。

　　雍正四年（1726）十月以后，主张“改土归流”的鄂尔泰得到重用，升任云南、贵州两省总督。鄂尔泰率先向异常凶悍、将焚毁劫掳视为惯常且敢公然向官兵挑衅的广顺长寨土司发难。他分兵三路进剿，一由谷隆，一由焦山，一由马落孔，焚其七寨，但未获首逆。于是，令总兵石礼哈继续进兵，攻克长寨，“尽歼首从”，缴获弓弩4300余、毒矢3万余，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随即“建参将营，分扼险要，易服瘫发，立保甲，稽田户。”并设长顺厅（今长顺县），派流官治理。贵州的“改土归流”由此拉开大幕。

　　鄂尔泰“改土归流”首战告捷，又被雍正帝加封为广西总督。春风得意的他决心彻底惩治广西土司，平息贵州、广西两省界线纷争。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得知消息，匆忙派兵四千驻守红水河北岸，严阵以待。

　　雍正五年（1727）三月，鄂尔泰与侍郎李绂、巡抚李良圃聚于南笼厅会商，对岑映宸采取恩威兼施的策略。经过多番招抚，又迫于大军压境，岑映宸心生惧意，终于解甲乞降。鄂尔泰将其革去世职，遣回渐江原籍安置，泗城府土司一家独大的历史彻底终结。

　　此后，周边民众纷纷拥护“改土归流”，主动向鄂尔泰献粮贡秣，组织自卫力量，配合官军打击劣司，广西“改土归流”如火如荼推进。

鄂尔泰乘势而上，实地勘查贵州、广西两省边界地形地势，为解决两省土地争夺悬而未决案、明晰区域权责、派遣流官管理作好准备。

　　红水河是珠江干流西江的上游，位于南盘江与北盘江的交汇之处。红水河（含上游的南盘江）之南岸是广西，北岸是贵州。然而，河北岸的上江、长坝、桑郎、罗斛等甲共计十六甲却属广西泗城府，罗烦、册亨等甲共计四甲半零二十二寨也属泗城府西隆州，广西官员想要管理这些区域，需跨江而来，有点鞭长莫及，而贵州官员想要管理，又超出了本省的权属。况且，这些区域居住的大多是土著苗民，实际上受到土司的控制，直接导致泗城府辖区北境与贵州南笼厅、普安州仇杀、劫掠、纷争不断。

　　经过仔细分析，鄂尔泰上疏朝廷：“臣等会看得广西西隆州泗城府与贵州普安州南笼厅、永宁（今关岒县）、定番（今惠水县）二州地方俱犬牙相错，土苗杂居，以致争占地土，互相仇杀，积案不清。”阐明纷争原因，请求两省划江而治，让疆界分明，不再混淆。

　　鄂尔泰认为，西隆、泗城江北地方应割隶贵州，且这些区域“南北约三百里，东西径六七百里，地既辽阔，民复凶悍，若止归并附近之黔属州县管辖，不但鞭长莫及，且恐向有仇隙，各图报复彼此不能相安，应请于泗城对江之长埧地方设立州治”。建议增添一名知州，并且设一名专门的吏目辅助，一名学正专门负学正导。东北罗斛四甲与贵州定番、永宁二州相连，民风彪悍，山谷溪流尤其险峻，应该设置一名州判，并且让其分管桑郎甲，就驻扎在罗斛甲的地方，西隆州所划分的四甲半有余，除了罗斛一甲剥弼，下甲与州治相近外，册亨、龙渣二甲，巴结半甲剥弼，上半甲相距遥远，而册亨尤其难以治理，应该设置一名州同，就将龙渣、巴结等甲让其分管，驻扎在册亨甲的地方。原贵州所属的董家旗、尾洒村、龚赵二家屯、李家屯、坡哈寨、朾村寨、金井寨、坝草寨、朵万寨、罗帕寨、罗王村等十处，向东一线穿入泗城的腹地，非常错杂，应该将这十寨一并归新设的知州管理。这便是永丰州（今贞丰县）的由来。

　　鄂尔泰深谋远虑，不单单为平息纷争，更考虑到地方的长治久安，推动驻扎官兵，增加军事威慑，巩固“改土归流”成果。他明确提出：“新改流地方又属两省交界，尤藉兵威，应设守城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五百名，以游击并千总一员兵二百五十名防守州治，以守备并把总一员兵一百五十名防守州同所治，以把总一员兵一百防守州判所治。”

　　当时，贵州西南地区大多由安顺府官理，鉴于安顺府本来就管辖着三州五县，辖下的南笼厅地势广阔，以前就已经顾不过来，现在如果再管辖新设的一个州，又增加了数百里的地域，更难以兼顾。鄂尔泰果断提议增设府治。“除镇宁、永宁二州，普定、安平、清镇三县仍听安顺府管辖外，并请将南笼所属地方改为府治，添设知府一员，经历一员，仍留南笼通判为之佐理，将附近之普安一州，安南（今晴隆县）、普安二县，并新设之一州，俱归南笼府管辖，则盘査仓库批审案件得免往返稽迟，便于督催起解，庶两府分治事可无悞。”就这样，雍正五年（1727）七月，南笼厅升格南笼府（府治在今安龙县），开启了黔西南180多年的府治历史。

　　福建晋江人黄世文被朝廷选任为南笼府第一任知府，于次年四月到任后，修文庙，建试院，创府署，注重民众的安抚和教化，政绩颇著。于雍正九年（1731），被提拔为贵东道。他留下的《南笼八咏》（又称“南笼八景”）组诗广为流传，成为府城“地标”。

　　南笼府城（今安龙县城）最初周长二百八十七丈一尺，高一丈四尺。规模狭窄，府衙、仓库、监狱都在城外北角。乾隆七年（1742）根据实际需要扩建，将旧城包括在内。新城周长一千二百零三丈，计七里三分，高一丈五尺，墙脚宽一丈，顶部宽七尺，女墙高八尺，共有一千二百零三个垛口，有五个城门，东门叫聚奎，西门叫怀远，南门叫从风，北门叫拱辰，还有一个是西便门。有五个城楼，高阁凌空、屋檐高高翘起，非常宏伟壮丽。

　　乾隆十四年（1749），本着便于管理的原则，南笼府永丰州所辖罗斛改隶定番州，转属贵阳府辖区。

　　这一时期，“改土归流”对南笼府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土司制度并未得到彻底根治，转而以“土”“流”并治的形式存在，助长了地主和奸商的大量出现。他们与官吏及士官相勾结，对苗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压榨和欺凌，大量兼并苗民土地，使其“尽成佃户”，同时又用高利贷进行盘剥，甚至借谷一石，不出一月竟收三五石之巨，从而给苗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

　　嘉庆二年（1797），乘贵州巡抚冯光熊率安笼镇总兵出征湘西，南笼府全境清军武装空虚之机，不甘受到残酷压迫的洞洒、当丈仲苗青年王囊仙、韦朝元，“以木为契”，辗转召集各地民众揭杆起义。贵州省内及广西、云南的民众纷纷起来响应。南笼府知府曹廷奎、普安州判丁楷、册亨州同曾艾等在守城战中身亡，起义军声势愈发浩大。清廷大为震动，急忙派遣重兵弹压，王囊仙、韦朝元等义军首领最终不敌被俘，被押解北京杀害。

　　闻仲苗事平，太上皇乾隆随即作诗一首，根据诗中之意，嘉庆帝特令南笼府改名兴义府，永丰州改名贞丰州，用这种方式对守城有功的地方官吏表示褒奖。

　　嘉庆三年（1798），兴义府黄草坝设兴义县。十四年（1809），普安州升格直隶州，兴义县隶属普安州，不再归兴义府管辖。十六年（1811），兴义县又转隶兴义府。至此，兴义府共辖贞丰州及兴义县、普安县、安南县计一州三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贵州自治社兴义分社的策动下，兴义府民众积极响应，推翻了清廷对兴义府的统治。

　　1913年，北洋政府“废府存县”,府城所在地设南笼县（今安龙县），兴义府成为历史。

　　兴义府因“改土归流”而诞生，加强了清朝统治者对黔西南的统治。期间，大量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进入，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理念，促进了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民族交融。特别是府治设立后，构建了从义学到书院到试院的教育体系，再加上涌现出了诸如晚清重臣张之洞之父张锳等“兴文重教”的贤能知府，使得黔西南的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受到世人所瞩目。

　　然而，在清朝中后期，兴义府统治者日见腐朽，社会矛盾加剧，造成地方动乱不断，兵火不休。光绪年间的知府余云焕曾撰“红羊劫后，黄鸟集馀，到今日欲起疮痍，奈伤元气；抚字心劳，催科政拙，愿我民早完国课，共体时艰”楹联，描写兴义府遭遇兵乱后的萧条凄凉景象。事实证明，鄂尔泰企图通过“改土归流”期待长治久安的愿望只是一时的治标之策。直到解放后，土司制度方才彻底消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黔西南人民真正过上了安定和谐的生活。

　　兴义府留下的遗迹不多，但相关记载却不少，有《南笼府志》《兴义府志》《南笼续志》等史料，还有《兴义府竹枝词》等诗词文章。兴义府的出现，无疑增添了黔西南历史的厚重感，丰富了黔西南的文化内涵，更有助于对清代“改土归流”的研究。

南笼府城池公署图

兴义府生员出贡文件

 （作者系安龙县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