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唯一作序的地方志书

——评《贵州文库》之《大定府志》

□言壹朋

《贵州文库》之《大定府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对于地方志书，我们并不陌生。稍加留意，就能在图书馆、博物馆和书店内看到，甚至在城市乡村的一些旧书摊上，也能够发现各种志书的身影。

然而，笔者在参与贵州省重大出版工程《贵州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发现这么一部志书颇具传奇色彩。这部地方志书已经纳入到《贵州文库》之中，并作为首批图书由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采取线装影印方式分3函30册出版发行。这部志书的名字是《大定府志》。

为什么说《大定府志》颇具传奇色彩？

一是这部志书是清代名臣林则徐唯一作序的一部地方志书，而且写完序言后，又专门给《大定府志》主修黄宅中写信，对《大定府志》在编纂上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称之为“全国四大著名方志之首选之作”。

二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也给这部志书很高评价，称其为全国“经名儒精心修撰或参订商榷”的“名志”；清代帝师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也专门为这部志书作序。

三是六十卷《大定府志》所记历史始于周赧王三十八年（前277），止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记录了所属地域2126年的发展脉络，历史轴线漫长，令人叹为观止。所收入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一部《大定府志》，半部贵州彝族历史。

四是《大定府志》总纂邹汉勋，是清代著名学者，咸丰元年举人，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曾兴修《宝庆府志》，来到贵州后又参与修纂《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

林则徐在《大定府志》序言中写道：“夫王君八卷之稿，断手于乾隆十五年庚午，距今已百年，此百年中事，非旧稿所有也，且旧稿仅纪郡守亲辖之地，而各属皆未之及。君则于所属诸州县一一载记，巨细靡遗，荒月及瘠土，搜受綦难，而君竭数年之力，不使以阙漏，终一境地，必溯其朔；一名物，必究其原，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惩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己意为增损。”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林则徐对《大定府志》是认真详细阅看并把握和弄通了志书的内容，并且在熟读有关资料内容的基础上才动笔撰写序文的。

认真翻看《大定府志》的内容，深感林则徐褒奖之言确实不虚。《大定府志》初刊于清道光年间，共六十卷，前置林则徐《序》、乔用迁《序》、翁同书《序》、“凡例”及“修纂衔名”。全书分冠篇、内篇、外篇三大部分，冠篇含“宸章、典礼”，内篇含“疆土志、治地志、惠人志、旧事志”等，外篇含“文征”，末置黄宅中跋语一篇。该志书前后经历4年，终于修成60卷、60余万字的巨帙志书，对于府属州、县情况，一一记载。内容丰富，体例完整，保存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地方史料、民族资料、地理风俗资料，是研究贵州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经济乃至古代重大军事活动等的珍贵文献。

作为一代名臣，林则徐办事严谨、作风扎实，给地方志书作序，《大定府志》是其一生唯一的一次。诚如林则徐在给黄宅中的信中言说，他是在对《大定府志》“反复寻绎”后才动笔作序的。林则徐认为，地方志具有资政、存史、教育后人的作用，各地方必须有志，目的是为人民兴革利病。他在序言中说：“抑知方域所以有志，非仅网罗遗佚，殚洽见闻；实赖以损益古今，兴革利病，政事所由考境，吏治于焉取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顾可略欤？……且此书之用，非独一郡所资，即措之天下，传之奕祀，莫不如契。”

这段话是林则徐在编写地方志实践中的体会。由此可见，林则徐不但对《大定府志》进行了认真研究，而且还将它与全国著名地方志比较后才动笔写序，这也足以说明《大定府志》在林则徐心中的地位。诚如林则徐在给黄宅中的信中所言，《大定府志》“编纂之勤，采辑之博，选择之当，综核之精，以近代各志较之，惟严乐园之志汉中，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此颉颃，其他则未能望其项背也。”

毋庸置疑，梁启超的评价、林则徐的体会牢固确立了《大定府志》的历史地位、作用价值。

《大定府志》就是这样一部价值连城的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