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里寻“夜郎”

□农武笑

　　夜郎，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由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方国，亦或是由氏族组成的庞大的部落联盟。在先秦的史料记载里鲜有对夜郎的描述，直至司马迁《史记》面世。《史记》首次记载“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丞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虽然仅部分提及，但也确定了夜郎国处西南夷的事实。其后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除此之外，大多是零星记叙。夜郎印刻在人们记忆里的，除了地方民风遗俗，传说歌谣，大概也只有“夜郎自大”最广为人知了。

　　如今的贵州，在唐代属黔中郡黔州都护府。都护府置于今四川彭水，贵州尽在其南，故称之为“黔南”。由汉自唐宋，黔南地区都设过夜郎郡或夜郎县。这也是现今普遍认为夜郎地处贵州的重要依据。事实上，唐代在很多地区都设置过夜郎县，甚至一度出现过“夜郎热”，先后设置奖州龙溪郡的夜郎县、夷州义泉郡的夜郎县、溱州溱溪郡的夜郎县和珍州的夜郎县。这也反映了“夜郎”与中央的疏离。因为边境常受外敌侵扰，边疆国土不断在变化。夜郎国灭后，人们不忘“夜郎”，就一再以夜郎为县名。虽然这让后人对夜郎的溯源更加困难，但也说明了夜郎影响之深远。

　　越是扑朔迷离，越是具有引人探寻的魅力。夜郎国虽已消失，但“夜郎”的故事却让后人着迷。古今诗人词人更用他们的诗篇不断描绘着夜郎，使得夜郎的文化价值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那片区域，而成为了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经典意象。

诗仙与夜郎

　　公元755年，唐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经历了一段藩镇割据的时期，从此由盛转衰。是时，永王李璘招兵买马引起了唐肃宗李亨的猜疑，最终因拒绝交出兵权而起兵造反，于是“高适与来瑱、韦陟会于安陆，结盟誓众以讨之”。最终永王兵败被杀，帐下的李白也因“附逆得罪”而被捕至浔阳的监狱中。好在郭子仪等名将大臣为其辩护，免除死刑而改为流放。

　　中晚年的李白，深受政治迫害，其诗也大多以被流放的经历为主题。在《南流夜郎寄内》中，他是这样向妻子描述的：

　　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

　　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

　　流放意味着与亲人的别离，别离太久，相思之情便油然而生了。在古时候只能靠飞鸽传书传递消息的年代，很难想象自己流放于偏远的边疆，却和妻子断了音讯的苦闷与惆怅。李白伫立在明月楼上，看着北归的大雁渐渐飞尽，自己却盼不来住在豫章的妻子寄来的书信。懂愁方能解愁，但自己离别之愁，外人何以体会其中辛酸?无奈只得凭栏远眺，静默着苦咽心中之愁绪了。

　　在李白的眼里，流放夜郎意味着压抑与受控。他在许多的诗文里都写自己“流夜郎”，但写不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的山川美景，有的只是“夜郎迁客带霜寒”。和“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李白或是刻意为之，想通过诗中的凄冷来使别人能够共情到自己流寓夜郎的愁苦哀思。

　　然而，李白是否真正来过夜郎至今仍受质疑。《新唐书》有载：“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说明他还未行至夜郎便中途遇赦返乡了。或许他其实对夜郎知之甚少，只是在流放中受愁绪的影响而把传说中神秘的夜郎描绘得如此荒芜与苍凉。但是从后世地理遗迹中又可佐证李白的确到访过夜郎。《綦江县志》有载：“夜郎溪李白石刻，刻为‘夜郎溪’三大字，在今赶水镇街后石壁上，相传为太白亲书，笔势飞动，俨然谪仙手迹，末有小字不可辨，舟行者咸观之。”此外，《大清一统志·遵义府》谓：“正安南二十里，有怀白堂。”这之中或有真迹，当然也不乏后世怀念因诗仙而建造的高庙祠堂。

　　李白的一生游历了大江南北，流放夜郎更是他晚年的主要经历，他因流放夜郎而起兴为文，也使“夜郎”的艺术形象进一步丰满。李白用他的诗使得“夜郎”的意象与“离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无疑也对其后的诗人词人们在看待“夜郎”的意象上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宋词说“夜郎”

　　或许是夜郎常置于边疆，宋朝人对于夜郎的印象多源自前人辑录，这之中又受司马迁的《史记》以及李白的诗集影响最深。因此，宋人对于“夜郎”意象的理解开始具体化，从而大致形成了以下两种含义：

　　一是“穷山恶水”下的身世浮沉。流放夜郎的痛苦经历使得李白对于夜郎的印象带有很多主观的情感。即使点缀不多，但是后人在对其进行联想时自然会联想到李白在流放漫漫长夜中对自身身世飘零的感慨。

　　在刘克庄的《贺新郎·叙谪仙为宫教兄寿》中有这么一句：鹏赋年犹少。晚飘蓬、夜郎秋浦，渔歌猿啸。

　　此词是“叙谪仙”，自然运用的典故和意象都与李白有关。“鹏赋”指李白所作的《大鹏赋》，李白通过此赋写大鹏展翅的无拘无束的脱俗之气，也是写年少以来的李白追求逍遥自由的豪情逸致。然而下一句也正和李白的身世印证，“晚飘蓬，夜郎秋浦”便是说李白晚年的流放经历。然而作者将“夜郎”与“秋浦”放作一处，可知两者表意是相近的。“秋浦”也是地名，《光绪贵池县志》有载：“(李白)曾由金陵上秋浦……天宝十四年坐永王璘事，系浔阳狱，流夜郎，半道释还，复过秋浦”可知李白也曾到过秋浦，而且秋浦还是李白流放结束返乡的其中一站。步入晚年的李白，其心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早年的豪气云天早已在流放之路上消磨殆尽。归途上路过曾经到访过的秋浦，看着同样的美景，心境变了，视角自然也变了。因此“夜郎秋浦”放作一处，叙说了“晚飘蓬”之处境，流露出“渔歌猿啸”的悲凉。宋人通过李白的身世看夜郎，自然也会通过其“夜郎”的意象寄予着对自我身世坎坷的感慨。

　　二是“夜郎”的“自大”。作为司马迁笔下“西南夷夜郎最大”的形象，当时汉朝对“夜郎”的主观判断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当时的人对于夜郎的感观。宋代诗人吴可的《次韵曾中父登临川郡楼书事》中，写下了“道胜依鹙子，才高叹夜郎”一句。通过句意分析，可知此处“夜郎”的含义与其他作品中使用的“夜郎”有一定的差异。通过全文分析也可以发现不同之处。

　　全诗主要靠写景记事而抒发感怀。“避寇湘江外”可知此时诗人作诗时应处于南渡后流寓东南时期，也与前句“归心随断雁，离思感垂杨。”的离乡之愁对应。其后写“接武青云路，论文绿野堂。”叙述寻求仕途的期望。吴可在佛学上造诣颇深，曾作《藏海诗话》，故将大量的佛教术语与佛禅观念引入诗文中。“鹙子”为佛家大弟子舍利弗，始终将自己的节操比作鹙子，自身才气令夜郎都感叹三分。可知此处引用了《史记》和《汉书》里的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其才华竟使道路不通而不知何为广大的夜郎都赞叹不已，可见才华的高深。笔至此处，也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愁思。因此，吴可的文中，虽未表明“夜郎自大”的明确含义，但大致意义已与“夜郎自大”的意义相近了。

清人看夜郎

　　真正提出“夜郎自大”具体含义的是清朝小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架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此处的“夜郎自大”便已有了一定的贬义含义，这种含义也一直延续至今。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夜郎自大”就被释义为“妄自尊大”。可见“自大”的“夜郎”已经成了目中无人，妄下雌黄而自高自大的象征。

　　然而近代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夜郎自大”的贬义是一种误读。王燕玉先生在《夜郎沿革考》里指出，在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的汉文献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明代以前的文献记载简缺零碎，兼有错误;二是明代以后考说芜杂矛盾，如同乱麻。”因此，仅从汉文献中寻找少数民族史有很大的不完整性，且以单一的汉民族为主体去审视其他民族很容易造成误读。而在清代整理出来的本地彝族文献里，又有了一个和《史记》里描述相近而又更加丰富的“夜郎”形象：“从夜郎以来，从夜郎开始，到堵土以后，世代都称王，世代都称君。统管人世间，权令施四方。”“四方的土地，全归他一人，全被他占领。四方的众民，全部归附他，欢聚在彝地，诚心是向他。”可见彝族史料里对夜郎的规模刻画同《史记》里相近，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势力，统一而强盛。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文献里记载的夜郎更为鲜活，彝文献的记载还“重现了为汉族中心主义所摒弃不载的民族文明的闪光奇葩”，这不仅是概括了夜郎的国力，更体现出了夜郎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所具有的独特社会风貌。

　　当前，对于“夜郎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中。在近年来的夜郎及其文化的研究中，不仅重视了汉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更因考古方面的重大突破，使得夜郎文化拥有了更多实物支撑。随着文物的逐步发掘，夜郎文明的真相也逐步显现于世人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