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启元年至二年(1621——1622)，中国西南爆发了“奢安之乱”，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土同知安邦彦率十万大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在被围困的十一个月中，贵阳犹如一座孤岛，外无援军，内缺粮食，然而在贵州巡抚李枟的率领下，贵阳军民不畏强敌，以血肉之躯，构筑了坚不可摧、屹立不倒的钢铁长城，奏出了城市保卫战的交响乐……

天启年间的贵阳保卫战

□厐思纯

　　万历四十七年(1619)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李枟巡抚贵州，九月到筑视事。作为封疆大吏，李枟肩负着以下重任：一是强化贵州“滇楚的锁钥，蜀粤的屏障”的战略地位，稳固中央王朝对贵州的统治;一是消弭地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反叛。

　　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辖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借率兵驰援辽东之机起兵反明，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其势锐不可当。当奢崇明进围成都的消息传出后，贵州全境戒严。安邦彦闻知消息后，极为欣奋，感到这是重振水西安氏昔日的雄风的大好时机。为了摸清贵阳的虚实，他特到巡抚衙门拜见李枟，“诡言与奢氏有仇隙，愿发己兵剿永宁以自效”。李枟十分了解安邦彦桀骜不驯，素有异志，更清楚奢、安两家是至亲，关系非同一般，知其拜访是假，打探消息是真，于是待之以礼，虚与委蛇。安邦彦虽然碰了软钉子，但不死心，返回大定(今大方县)后，积极策划反明事宜。

　　李枟预感到动乱不久波及贵州，将会重演二十三年前震惊全国的“平播”之役，于是心理上作好了准备。“平播”之役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时逢辽东战事和日本侵略朝鲜，播州(今遵义地区)土司杨应龙见有机可乘，借着率兵驰援辽东之机叛乱，战火很快延烧到川黔两省的广大地区。明王朝顿时惊慌失措，慌忙征调陕西、甘肃、浙江、湖广、云南五省军队奔赴川、黔镇压，历时四年之久，最终平定了叛乱。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作为封疆大吏，李枟对此时时警惕，毫不懈怠。

　　然而贵阳的城防及存粮令李枟极为忧虑，于是他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增加兵员、军饷。由于明王朝急于征辽，无暇他顾，对李枟的请求置之不理。在朝臣的攻击下，李枟心灰意冷，奏请退休。朝廷准奏，任命王三善出任贵州巡抚，并责令李枟在新任巡抚未到任前坚持职守。

　　奢崇明攻陷遵义的消息传到贵阳，社会动荡，民心鼎沸，无不担忧难逃此劫。为安定人心，李枟亦放下交接事务，勇于担负起保卫贵阳的重任……

　　虽然李枟与巡按御史史永安多次向朝廷告急，朝廷亦催促王三善驰援贵阳，然而王三善却首鼠两端，呆在湖南沅州静观形势，推说“调兵集粮”，迟迟不肯到任。

　　为了改变“城中兵不足三千，仓库空虚”的困境，李枟与史永安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是扩军备战，以应危局，为此“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治战守具”，并向云南、湖广借贷四万余两白银;二是为了粉碎奢崇明向贵州的进攻和渗透，特派遣总兵张彦芳，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等率兵援川。援川黔军屡战屡胜，相继收复遵义、绥阳、湄潭、正安、桐梓等地。

　　天启二年(1622)二月，传言奢崇明已攻占成都，安邦彦对此大受鼓舞，于是挟其侄水西宣慰使安位举兵声援奢崇明，并自称“罗甸王”。在水西四十八目及他部头目安邦俊、陈其愚等的响应下，以及水东(鸭池河以东地区)土舍宋万化及乌撒(治今威宁县城)土司安效良的配合下，安邦彦首先攻占毕节卫城，接着攻破乌撒卫，随后分兵攻破沾益、安顺、平坝。安邦彦自统水西军数万东渡六广河，直趋贵阳，另遣大军下瓮安，袭偏桥(治今施秉县城)，切断增援之明军。宋万化亦率九股苗、仲(布依族)攻陷龙里。二月初七日，十万水西军兵临城下，将贵阳围个水泄不通。

　　对李枟来说，这次围城，是检验贵阳城墙坚固与否的试金石，亦是检验贵阳军民意志坚韧度的测试器。鉴于当时很多官员赴京述职，而总兵张彦芳驻守铜仁，都司黄运清亦在遵义，城中文武官员无几人的严酷现实，李枟将守军分为五支，令提学佥事刘锡元及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原副总兵刘岳分御四门，自己防守首当其冲的北门——柔远门;史永安则守谯楼，密切注视城外敌人的动向，观察城内街巷的治状况，以防内外勾结，乱从内起。与此同时，城内的民众也组织动员起来，分片据守，“学官及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卫。

　　城市的防御莫过于城池。贵阳的城池始建于宋代，是时为土城墙。到了明初，由于“城址狭隘，城垣卑薄”，镇远侯顾成与都指挥马烨便将原土城改建为石城，西南两面临河，北门拓宽至黑石头(今喷水池)。改建的城池有城门五座：东武胜，南朝京，次南德化，西圣泉，北柔远;有城楼五座，小月楼十五座，垛口二千二百四十二个;又有名曰神机的敌楼一座，南北各有水关一座。安邦彦的围攻，对贵阳石城是一次严峻考验。倘若石城被攻破，就意味着贵阳将毁灭，城中百姓的身家性命付之一炬。然而贵阳人没有令李枟失望：他们绝不坐以待毙，任人宰割，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毫不气馁，从不沮丧，始终抱着“城存我存，城亡我亡”的坚强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保家卫城的神圣使命。他们将每一座城门、每一个垛口，作为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场。

　　在围城的日子里，为了使贵阳免于灭顶之灾，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许多士人为此贡献甚大。当时，原四川参政潘润民正闲居贵阳家中。这位“润民不润己”的清官，面对安邦彦的围城，“输银千两助饷，佐文武官吏巡守，日率励士民……北城雉堞不修，润民出赀补之”，“贼围既合，积药草楼下，曰：吾虽非守土，世受国恩，旦夕城陷有自焚者，不可辱贼刃也”。明末诗书画“三绝”的黔中才人杨文骢，乡举后亦在贵阳侍奉母亲。在安邦彦围困贵阳的日子里。他“募士同拒守。围解，又率所募击其一路，克之”，显现其“天下经济救时奇男子”的英雄本色。

　　贵阳初围时，张彦芳、黄运清率兵驰援，曾在新添卫(治今贵定县城)大败水西军。安邦彦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授意部属“诱敌深入”，然后在龙里城全歼;即令不能全歼，就让出一条道路，让残兵败逃入贵阳，去消耗城中有限的存粮。果然不出所料，张、黄二人在龙里惨败后，按照安邦彦安排好的路线逃入贵阳。

　　贵阳的北门建筑在高坡之上，易守难攻，加之护城河沿城墙脚下流过，河岸城外是外来移民的棚户区，无形中成了缓冲地带。安邦彦攻占龙里后，在水东土舍宋万化的引领下，挥师进围贵阳。对安邦彦来说，贵阳的东、南、西、次南四门，官军不是倚河据守，就是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将士把守，惟独坐镇北门的李枟是科举出身，毫无作战经验。安邦彦认定北门是攻防的薄弱环节，如果一举拿下，李枟及守军就成了瓮中之鳖。令安邦彦没有想到的是，当其所率的前锋部队阵脚还没有立住，突然间北门城门大开，李枟率领将士杀了出来。若不是逃得快，安邦彦险些成了俘虏。

　　然而安邦彦不肯认输，待其喘过气来时又令部属转攻东门。守将刘锡元借助坚实的城墙和高昂的士气，一次次地粉碎了安邦彦凶猛进攻。为了迅速攻下贵阳，安邦彦企图以疲劳战来拖垮守军;他一面派兵不分昼夜轮番进攻，一面采取了心理战，用鸡鸣狗吠及妇女的哭泣声来瓦解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城内军民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安邦彦见各招均无奏效后，于是又以万余竹笼装土垒成高台，以此窥探城内虚实。史永安看在眼中， 迅速“撤大寺钟楼建城上”，挡住对方视线。当安邦彦舍弃竹笼后，守军冲出将其烧毁。

　　随后，李枟派守军多次袭击对方粮道，致使安邦彦惶恐不安，心有余悸。安邦彦恼怒之余，“尽发城外冢，遍烧村寨”以示报复。当安邦彦静下深思时，意识到李枟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守军顽强的斗志，尚可维持一段时期。然而如果断其援军及粮道，使其外无援军，内无粮食。长此以往，城中必然会发生动乱，那时李枟就会乖乖出降。想好后，安邦彦派兵扫荡贵阳的周边地区，并扩大战果，占领更多的州县。其军先后攻陷广顺州(今长顺县辖)、普定、威清(治今清镇市)、普安(治今盘州市)、安南(治今普安县江西坡)诸卫，致使贵阳以西千里之地沦于其手。

　　由于担心贵阳陷落被朝廷怪罪，王三善便先后移驻贵州镇远、平越。到平越后，王三善畏敌势盛，立即派人到四川乞求救兵。在援兵未到之前，其始终不敢向前推进。王三善迫于敌势而在平越按兵不动，导致“外援俱绝，贵阳围益困”。在朝廷的严令督促下，是年十一月，王三善决定决一死战。他集合将士，曰：“失城死法，进援死敌，等死耳，盍死敌乎。”见部属斗志高昂，王三善便于十二月初分兵三路：右路由副使何天麟等统率，由清水江进;左路由佥事杨世赏等统辖，由都匀进;中路由自己统帅二万精兵，进击敌方主力前锋。王三善率领的中路军到了新安，正好与水西军相遇。副总兵刘超率步卒张良俊勇往直前，斩敌悍将阿成，致使敌军溃败。大军毕至，王三善趁势夺取龙里城，随后乘胜追击，收复失地。十二月七日，官军进抵贵阳城下，为时十一个月的贵阳之围遂解，迫使安邦彦逃渡六广河……

　　贵阳解围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幅惨烈的画面：城市基本毁于兵燹，昔日繁华的街区成了残垣断壁，一片焦土，曾经拥有十万户的城市，如今仅存千余户(一说二百人)……

　　贵阳保卫战是《明史》上的大事件，亦是李枟人生中最闪光的篇章。李枟面对危局，处乱不惊，以坚强的意志及超凡的聚合力，领导贵阳军民殊死奋战的事迹，犹如“安史之乱”中的张巡守睢阳，将竹帛留香，彪炳史册!

上世纪初拍摄的甲秀楼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