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玉润和《诗经原始》

□安 杰

　　被誉为中国文学之母的《诗经》，历来注家如云。清代方玉润所撰18卷《诗经原始》，集汉宋之学的精华于一身，又能够独辟蹊径，为后代学者开启了以《诗经》文本为基础、以文学研究为方式的新风尚。《诗经原始》以其前所未有的重视《诗经》文学成就的研究方向，在注诗各家中脱颖而出，使《诗经》的文学价值和经学价值成为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

　　方玉润(1811-1883)，晚清著名学者。年轻时应乡试十五次不第，咸丰时以《运筹神机》一篇投笔从戎，受到僧格林沁赏识。同治二年(1863)拟解甲归漠，同治四年为吏部铨选任陇州同知，从此以著书讲学为务至终。在陇州十七年，写下为今世专家视为研究《诗经》的权威著作《诗经原始》，融汇汉、宋《诗经》学研究精华，对诗三百首逐一注释、评析，见解精深，自成杼轴，独领风骚，与晚清陈奂、王先谦等之刻板解经不同，保留了活脱灵气。他解诗不重训诂，而在揣测诗人作诗之本心，“原诗人始意”，即起名《诗经原始》之义。他以为只要能获得“古人作诗大旨，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会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在他看来，自来说诗，唐以前悉遵古序，宋以后独宗朱传，两均失道。譬如对《诗经·关雎》篇，向来解其意者皆尊诗序之论，以为赞后妃之德，或从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宫人之咏大姒、文王”，面空凿壁尤深。方玉润抛弃诗序、诗集传说法，以为《关雎》“盖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也”，虽同以之为咏初婚之作，显然他的观点已不为宫闱所限，把“关雎”从传统卫道士所以为之尊颂后妃之德的宝座掀落下来，成为下里巴人的“房中乐”，其观点已不仅仅只是激进、实在是有些离经叛道。其他如“风者皆採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之观点，也基本为后来诗经学家所采，因之尊他为真正的现代诗经学先行者，实不为过。

　　《诗经原始》分析诗的主题立论平允，时有新见，妙悟解颐。其说诗原则，“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诗经原始·自序》)，“舍却序、传，直探古人作诗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诗经原始·诗旨》)。方氏虽然对《诗经》总体的论述，仍大弹“圣人删诗，惩恶劝善”的陈调，但对具体诗篇的分析往往不自觉地与其总体论点相抵触。而这些抵触之处，已经显现将《诗经》从经典宝座上请下来，回复其民歌、祭歌、宴飨歌曲本来面目的端倪。他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论诗旨要抓住全部，不可拘执细节。斤斤于诗的具体指斥，每一句必求有着落，这是历代经学家的大弊。明确地提出这种观点并践行，可见他的诗学已时时下意识地跳出经学的范围。与《毛诗序》和朱熹《集传》相比，《诗经原始》最大的突破在于关注到了《诗经》的文学性。前儒解《诗经》，多把它当“经”来解，而方玉润则是把它当“诗”来解。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人解《诗》的局限，不再牵强附会“后妃之德”与“文王之化”，也就有利于挖掘《诗经》的真旨所在，把《诗经》从牵于具体历史事件和“诗教”的旧说拉回到诗美学的道路上来。

　　《诗经原始》透过个人情感体验切入诗人的心灵世界，对《诗经》的艺术特点有精辟的见解。如方氏评《周南·芣芑》章之“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一般这种诗我们读来都会甚觉乏味，毫无变化，但他却解得别有一番新意：“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生动有趣而活灵活现。又如方氏论诗之作法，以为“佳诗不必尽皆徵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诗歌自有诗歌的精神世界，不能以具相的真实的世界比拟之。正因为它是灵动的、跳跃的、无有羁绊的、甚至有时是不合常理的，因之它才是独立的、自由的、超越的、富有趣味的;只要它的世界是美的、别致的、富有性情的，而不是空妄的、荒谬的，那么它就是可亲的、可爱的。又如方氏在解《魏风·陟岵》时说：“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对诗篇作布局分析、笔法分析、乃至心理分析，使读者更能得其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