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钟瑄——开发台湾的贵州人

□文/图 唐 皓

　　“周钟瑄”这个名字，大概贵州人有90%不知道其是何许人也，但是在台湾，民众把他尊为“神”在台湾嘉义市，有一处自创建以来就没有断过香火的三百年城隍古庙。古庙中不仅供奉着城隍、妈祖等诸多神像，其正殿一直供奉着一尊镇庙之宝——周钟瑄神像。

　　不仅如此，2006年起，嘉义市政府专门设立了“周钟瑄纪念日”，每年举行秋祭大典、“周钟瑄论坛”研讨会等系列纪念活动，以缅怀这位来自贵州贵阳的清康熙年间诸罗县令。

　　周钟瑄这个三百年前的贵州人，他如何会在台湾走上“神坛”并被祭祀三百年?回答这个问题，须先回顾周钟瑄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足迹来了解这个“贵州人”吧!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周钟瑄诞生于贵阳白纳长官司骑龙寨(今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一士人家庭。周钟瑄少年不幸，十岁丧母，次年父亲又病故。叔父周奕云怜其孤苦，领回抚养，从此周钟瑄随堂兄钟玮读书。

　　周钟瑄聪颖好学，少有文名。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周钟瑄乡试中举，为贵州丙子科乡试亚元(第二名)。次年他北上京都，再试文场，没想到会试败北，铩羽而归。返乡后，周钟瑄潜心经史，以求再起。不幸的是，在此期间叔父病故，他为此守孝三年。之后，周钟瑄北上谋生，先后在山西督学高其倬、江南督学张志尹、顺天督学周起渭(其族侄)之幕府作幕宾，并参与校文。经过以上历练，周钟瑄才学德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进而得到名儒硕学之赏识。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周钟瑄补官出任福建邵武知县。在此期间，他不仅注重地方文物景观之建设，并捐银购买民房与空地扩建文庙，修葺宋代名臣李纲的祠堂。与此同时，他审查原有病民、困民的旧弊陋规，凡不合理的均予革除。昔日福建流行“红袍银” 陋规，系砍头的罪人行刑时所备的红衣还将交纳银子。周钟瑄认为十分荒唐又有悖情理。既然将犯人处以极刑，又责令其家人出以银两，这实在不合理。有感于此，他上报巡抚衙门，恳请废除。巡抚满宝对周钟瑄此建议十分赞同，下令全省革除此弊。以上举措，颇受民众赞许。

　　自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廷统一台湾后，该地基本上仍处于政治、经济极端落后的状况，许多地方没有政权机构，大片的地区还未开发，岛上住着以高山族为主的原住民。为了加强对台湾的控制，使中央的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清廷选拔了一批有经验的官员赴台湾进行政权建设。周钟瑄荣膺选拔之列，随即调任台湾诸罗知县。

　　诸罗县治原设在诸罗山下的里兴堡，后移至嘉义(今嘉义市)。令周钟瑄难以相信的是，该县地僻人稀，居民不过三十户，既无城郭，亦无衙署，而知县办公的地方仅是三间破屋。履任之初，他有感于辖境荒凉原始，于是把建立新诸罗县城作为政权建设的第一要务。

　　经过深谋远虑和仔细的计划后，他带领官民顶着烈日，“建学宫，修城隍，筑木城”，经过辛勤的工作，使昔日荆棘遍地、杂草丛生的地方矗立起一座新县城。

　　新城初具规模后，棘手问题又摆在周钟瑄的面前。诸罗是新开辟的县治，辖区十八社皆高山族同胞。由于历史的原因，诸罗县文教不兴，高山族同胞生产落后，仅以种植粟米或捕鹿为生。经过多方调查，周钟瑄得知前任官员对这些生活十分贫困的民众不仅不关怀爱护，相反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每年治民除应供朝廷的六万五千石粮食外，各社还须缴纳课银一百二十两至六百两白银不等。而通事(翻译)及胥吏还要在这些可怜的民众中敲骨吸髓，中饱私囊，因此逼得治民难以生存。为了使治下的民众安居乐业，周钟瑄悉摒陋规，通令全县官民：只取正供上缴国库，加一成损耗作县衙公费，其余不准妄取。为严正法纪，他勒石立碑于县衙，永为定例。

　　周钟瑄仔细分析了诸罗经济落后的原因，结论是高山族民众对开垦土地毫无认识，更不懂得水利建设的重要性。为此，他教导民众耕作，发给耕牛、农具、种子，带领他们“辟阡陌，广田畴，开沟渠，筑塘堰”。数年之后，他们辛勤的劳动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昔日的荒地都成了良田沃土。农业发展了，民众的生活亦逐步得以改善。面对如此变化，高山族民众无不对周钟瑄感恩戴德，颂其善政。人们将其所修的堰塘称为“周公堰”，以表爱戴之情。

　　民众的温饱有了改善，周钟瑄又将目光移向教化上。为此，他在乡间设立义学，延师课读，教高山族同胞学习官话，挑选优秀者入学。在周钟瑄热情的关怀下，诸罗文教渐渐兴起。

　　周钟瑄深悟“远人不服，则宣文德以来之”的深刻意涵。作为一个地方官，他把辖区内的民族团结作为治政的要务，认为与其以武力征服，不如施以怀柔;要增进民族的了解，首先要搞好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关系。

　　地处诸罗县城北边的大古柏山区，是一个地僻路遥、山深林箐、瀕临大海的地方，自古以来，这里聚居着高山族同胞，由于交通不便，少与外界接触，因此他们过着“民不火食，以草蒙首，以麂皮蔽身，无所谓衣冠”的原始闭塞生活。然而，这些不知“王化”为何物的高山族同胞，得知周钟瑄是一为人民的父母官后，在其部落“阿莫”(大头目)的率领下，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徒步来到县城，请求内附。周钟瑄见状十分高兴，于是亲自接见阿莫，以酒肉款待，并授予衣冠，对其再三抚慰。如此礼遇，令阿莫大为感动。之后，阿莫陆续将其部民三千人迁往县城近郊居住。周钟瑄亦用心为移民选择平地予以安置，授田土，给农具，教以耕作技术，使其安居乐业。事后，周钟瑄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写成《生番归化记》，并将其载入《诸罗县志》中。

　　为了替后人留下一部宝贵的地方历史文献，周钟瑄政务之暇，纂修《诸罗县志》十二卷，四十七目，约十八万字。翔实记录了当地的建置沿革、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人口、经济交通等。《中国地方志词典》对此志书有如是言：“此书后人评价很高，台湾学者陈正祥认为：‘清代官修的台湾地方志，以《诸罗县志》最为学人推重’。”

　　周钟瑄治理诸罗三年，劳苦功高，被人称道，其卓著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他带领官民在荒原上开拓和建设了一个新的诸罗县城;他把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引进了诸罗，使高山族同胞从原始猎人时代一跃而为农耕时代;他重教化，治礼义，遵循儒家“谨庠序之教，申之于孝悌之义”的理念，加强高山族民众对汉民族文化、道德、法治的了解和认同，从而增进了民族和睦和团结;他关心地方文献的保存，其所纂修的《诸罗县志》，为地方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乘，对后人了解台湾开发史亦大有裨益。因此在周钟瑄离任后，士民为之立祠塑像，每逢其生辰则演剧庆贺，盛赞“周公” 恩德。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至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周钟瑄先后升任为山东高唐州知州、吏部员外郎，所到之处，办书院，起人文，得到士民好评。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台湾发生动乱，以朱一贵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席卷台湾大部分地区。清廷惊恐之余，慌忙从福建、浙江调军队镇压。动乱平定后，总督满宝、巡抚黄国材认为周钟瑄治台有术，在人民心中有一定威望，于是向清廷荐举他。清廷准奏，下旨命周钟瑄以员外郎之职管理台湾知县事务。

　　重返台湾后，周钟瑄看到的是粮价飙升、民声鼎沸的社会乱象。针对以上状况，他带头捐款，平抑粮价，修废革弊，安定民心。然而这时总督满宝却与周钟瑄意见不同。其认为：要使台湾政局稳定，唯有将朱一贵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

　　周钟瑄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恳切地告诉满宝，朱一贵等“俱属良民”，他们之所以造反，纯属官府逼迫所致。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社会的安定，搜捕行动必将扰民乱民，无形中为新的动乱埋下了伏机。在他再三的劝导下，满宝最终打消了搜捕的念头。

　　之后，巡抚黄国材向周钟瑄谈起了田赋的问题，主张重新丈量土地，清查隐匿田亩，以增赋税。周钟瑄认为不可，强调“台湾居海外，宜宽以柔之，未可操切”。黄国材觉得有理，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

　　在周钟瑄儒家理念的治理下，清廷开发台湾的工作渐渐走上了正轨。之后，他又建议修建台湾木城，获准施行。

　　然而官场是一个污浊的水缸，清白正直的官员在其中是难以生存的。时值巡按御史禅济布纵容其手下在台湾为非作歹，周钟瑄看在眼中，怒在心里。为严正法纪，打击宵小之辈的嚣张气焰，周钟瑄下令将为奸者抓捕后加以刑拘拷打。禅济布得知情况后怀恨在心，上疏诬陷和弹劾周钟瑄。康熙帝令总督高其倬调查与讯问，见未能决案，又令大臣史贻直查询，亦无实证，案子就这样拖了下来。

　　雍正帝登极后，下旨升迁周钟瑄为湖北荆州知府。之后，高唐州发生仓谷亏空一事，曾任高唐知州的十八人均被降职或调任，作为上官，周钟瑄难辞其咎。雍正帝特令周钟瑄降级留任视事。

　　在荆州任上，周钟瑄为当代做了几件好事：一、革除旧有的商当陋规。二、捐粟三万石，填补仓廪空虚。三、平反监利县万三女冤案，扩建武庙。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周钟瑄离开任所，前往军门，百姓得知消息，夹道送行，依依不舍。之后，荆州人民特立“周公祠”，每年祭祀;并将周钟瑄带领民众所筑之堤命名为“周公堤”，以示怀念。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周钟瑄之子周德明以父年老为由，乞求代父效力。朝廷允准后，周钟瑄得以返回故乡。之后，周德明在军门效力期满，出任遂溪知县，周钟瑄又随之到遂溪养老。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这位被民爱戴的老人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二。

　　周钟瑄在台湾的卓越贡献被载入史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祖父、台湾学者连横，在其所著的《台湾通史》里曾为周钟瑄列传，称其“性慈惠，为治识大体”。

　　周钟瑄作为诸罗知县开发台湾的功绩，是海峡两岸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内容。综合各方观点，周钟瑄在台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他为当地赈灾、修学、创城、建庙、清税、兴水利、修志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的功绩影响深远，绵延至今。比如，周钟瑄任内修建的水利工程道将圳，迄今仍对嘉南平原农田的灌溉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其到任次年捐600余两俸禄修建的诸罗县(1774年更名为嘉义县)城隍庙，至今仍香火鼎盛。

　　从贵阳市黔陶乡骑龙村向惠水方向前行至贵阳与惠水的交界处，有一处叫金鸡坡的山坡。至半山腰处，扒开一丛结满野板栗的树枝，周钟瑄的墓赫然在目。

　　这座有200余年历史的清代古墓高约1.5米，墓径约4米，用1米高石块包坟封土。白绵石制成的墓碑上方被雕刻成屋脊瓦的样子。风化得厉害的石碑面上，隐约可见右方刻着“考恩官贵峰周公”，左方刻着“妣孺人周母方氏”，碑面中间从上至下刻着“明”“墓”二字。

　　三百年时光如白驹过隙，故人故事犹在眼前。

　　今天为了海峡两岸的长远发展和祖国的早日统一，我们要利用好贵州与台湾两地学者对周钟瑄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影响力，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打造海峡两岸文化经济发展交流的平台，让台湾与贵州手牵手走得更好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