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简述

□钟金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领导和组织路线的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伟大精神之一。

遵义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随后，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大纲》），集中说明了《决议》的基本要点。《决议》指出，博古同志在会上所作的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今年是遵义会议90周年，再次学习《决议》和《大纲》具有“学史明理”的作用。现将《大纲》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决议》指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它的目的，使我们的红军主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它“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这就是说，这一路线是我们自己“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这样，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就构成了五次“围剿”中不能在苏区粉碎敌人的“主要原因”。这是《决议》的最主要部分，也是核心内容。

第二，《决议》指出，在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可能很少时，实行战略转移与突围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突围的行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其结果，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这是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

第三，《决议》指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因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这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尽管红军面临极端严重的困难，《决议》仍然充满信心地指出：“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的努力下，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决议》最后说：“胜利必然是我们的。”这对于鼓舞全党全军继续前进，无疑是重要的。

第五，在战争形势紧迫的情况下，《决议》是紧紧围绕军事问题而展开的，没有更多地讨论政治路线问题。那时，大多数同志也还没有认识到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决议》指出，“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的是正确的”的这个一般性的结论。虽然不能认为这个一般的结论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对于减少阻力，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是有利的。

遵义会议《决议》，对于正确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军事领导与军事指挥问题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同时，也为后来妥善地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打下了不容抹杀的良好基础。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中共中央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曾于1934年夏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在之后的会议中，还有两个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重要决定。第一，1935年2月5日在云、贵、川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12日在遵义苟坝，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这个新“三人团”，不仅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而且“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第二，1935年2月5日的“鸡鸣三省”会议决定，“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这两项分工决定，实际上是遵义会议《决议》的补充，也可以说是《决议》的组成部分。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所完成的历史任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作者单位：遵义市播州区乡村振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