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解放前后

□厐思纯

解放军进占贵阳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时三年多的国共内战进入了尾声。在之后的半年间，解放军气势如虹，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长江以南的地区，先后攻占上海、南昌、武汉。是年8月，陈明仁、程潜等在湖南易帜，宣布脱离李宗仁政权。为了消灭国民党反动政权残余势力，中共中央下达解放西南诸省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贺龙、李井泉领导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于11月初，开始进军西南。

解放军即将入黔的消息传遍贵阳大街小巷，人人都意识到贵阳可能会乱。为了预防政府机构、军队撤退时烧杀掳掠，前黔军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卢焘和省参议会副议长张彭年以及一些社会贤达于11月11日出面组织“贵阳临时治安委员会”，公开声明“保护各机关、各厂矿、各学校公有物资，禁止烧杀掳掠，严整秩序，静等解放军到后卸责”。

11月12日，国民政府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率部仓促撤离贵阳。同日，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率部从黔东南赶到贵阳，下令撤销临时治安委员会并撕毁该会通告。13日晚，刘伯龙约谈卢焘、张彭年等人，当面指责其委员会非法，并勒索20万银元作军饷。卢焘系黔军元老，亦是谷正伦的老长官，自然不买刘伯龙的账，随即拒绝并谴责对方。14日晨，刘伯龙派车去卢宅，声称召开紧急会议，将卢焘骗出。当车行至二桥路段转弯塘时，特务将卢焘骗下车后杀害。刘伯龙听说解放军前锋已至贵阳郊外，慌忙率部西逃。

谷、刘的撤离，在贵阳引发了骚动，不少有条件的人举家逃亡。

11月14日下午7时，解放军前卫部队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入贵阳城，随即派人接管新闻出版机构。时任贵阳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处负责人申云浦在《忆贵阳解放初期的文教接管工作》一文中，有如是之言：“解放军一进城，就先抓报纸、广播。在军管会宣布成立之前，就派人接管国民党贵阳《中央日报》《贵州日报》、中央通讯社贵州分社和贵阳广播电台。我们派军代表去，将人员召集起来，宣布《约法八章》，交代人民政府的政策，要大家安心下来……”

新政权的治黔方略

秦天真在《进军贵州和接管贵阳记事》一文中，对解放军接管贵阳有如下记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军进入贵阳。十一月十七日后，接管队伍才赶到进行接管。我被中央任命为中共贵阳市委书记、贵阳市长。我和汪乃贵（贵阳警备区司令员）、杜恩训、夏页文等同志组成中共贵阳市委员会。由军转业的一百一十余人，作市政府和各区委、区政府的骨干，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中共贵阳市的工作。”

为了保证新政权的正常运行，稳定社会秩序，孤立反动势力，消除各阶层人士的疑虑，贵州省军管会在接管期间推行统战政策，吸纳一些颇具名望的社会贤达、投诚起义将领、旧政权军政人员和工商界人士。如周素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平刚（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王家烈（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李侠公（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法委员会主任）、杨伯瑶（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民委副主任）、陈铁（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业部长、贵州省农业厅厅长）、王伯勋（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华问渠（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

“镇反运动”全面铺开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新旧势力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为了稳固新生政权，迎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大运动。

自1951年8月起，解放军在贵州的20个月的“剿匪”中，进行了大小战斗42666次，歼灭“匪徒”278000余人，79个县城和广大农村全部解放。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历时两年半，至1952年秋结束时，累计歼敌116万人。

据秦天真《进军贵州和接管贵阳记事》一文所载：

“我们接管贵阳后，敌人的破坏一天也未停止过。贵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前夕，为了实现他们所谓‘反共应变计划’，开办‘反共游击训练班’，训练各种反革命骨干分子，这些经过训练的游击骨干和潜伏特务，勾结封建地主、豪绅恶霸，并煽动起义不久未得到改造的部分军队，趁我二野五兵团主力调离贵州支援解放川滇两省，贵州武装力量薄弱之机，狂妄叫嚣‘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等，大肆进行‘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的反动宣传。在全省到处袭击我基层政权和工作队，伏击解放军小部队，抢劫车辆，暗杀新政权工作人员，阻塞交通要道。匪特部队围攻贵阳周围如平坝、清镇、惠水等几个县城，严重威胁到花溪、贵州大学的安全，贵筑分区多次告急。敌人扬言要拿下贵阳，赶走解放军，夺取贵州。”

据有关史料所载：“当时在贵阳四周就盘踞着84股武装土匪，上万名匪徒妄图反攻倒算。”中共所谓的“匪”，其实就是妄图反攻的在各个战场上被俘获后遣散的国军将士和溃败的官兵，以及地方民团成员所组成的游击武装。

与此同时，中共贵州省委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旨在将“隐藏在民间的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目清除出来”。

同年3月23日晚，贵阳戒严。次日凌晨三时，贵阳全城大逮捕开始了。在这次行动中，“抓获重要匪特三百余人，破获了‘西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国反共救国军司令部情报处’‘贵阳市策反委员会’等反革命组织，并枪决了首恶分子陈伯华、钱济渊等二十余人”。这就是贵阳历史上有名的“三·二四大逮捕”。

龙松阳在《清匪反霸》一文中，对“三·二四大逮捕”有如是之说：“侦察人员侦察，以及各方面的消息已经证实，贵阳城郊的四股匪徒和城内的反共策略委员会，要里应外合攻打占领贵阳市。为了这次暴动的成功，敌人事先已经做了周密部署，就在大逮捕的时候，上万名土匪已在贵阳四周虎视眈眈，等待城里的暴动信号。当他们得知城里的消息后，纷纷仓皇逃匿。”

事后，贵阳市军管会公安接管部发布特务人员悔过登记办法，开展正面攻势，震慑土匪特务。在此基础上，建立街道治安委员会，充分发挥治安委员的作用，使社会秩序安定。

1951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惩处反革命条例》，贵阳掀起了“镇反”的第二次高潮。同年3月17日凌晨，贵阳再次戒严。当时寒风凛冽，街面悄无声息，只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沿街而战。正当人们沉入梦乡之际，贵阳第二次大搜捕开始了。突然间，大街小巷涌出一队队人员，奔向各自的目标。他们挨家挨户清理反革命分子。这次搜捕行动成绩不菲，共逮捕187名匪特分子。紧接着，对这些逮捕人员召开数万人的公审大会，宣判10多名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死刑。

这种铁血手段，有效地震慑了敌人。在家人的劝告下，不少潜藏的敌对分子纷纷自首，或将武器偷偷地扔到街上。事后，公安局在贵阳市科学馆举行关于镇反的展览会，每日参观者达8000人，有7万人参加了群众讨论会，收到检举揭发材料700余份，300余名敌对分子坦白交代了问题。

军管会的基层建设在镇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据《清匪反霸》所言：“为了进一步清理隐藏反革命分子，各机关、团体、厂矿、学校、居委会纷纷组织群众讨论会，鼓励大家揭发身边的反革命分子，在六广门体育场和人民文化宫召开万人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这时，群众已完全被发动起来，他们向政府递交控告材料二千多件，无处藏身的特务六百多人、反动党团一千多人、旧官吏三千多人坦白自首。”

1953年，取缔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为主的第三次镇反开始，军管会通过2月和3月的两次行动，摧毁了他们的首脑机构，逮捕了首要分子，斩断了他们与土匪、帮会和国民党特务的联系。

通过以上三次大规模的镇反运动，敌对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新生政权得以巩固，贵阳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

解放前的贵阳市中华中路

今日的贵阳市中华中路

摄于1925年的甲秀楼

今日甲秀楼

（作者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