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黄平

□文／图   周启国

黄平是革命老区，是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的重要活动地域之一。从1934年12月25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先后有红三军团、红一军团二师、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经过黄平，在黄平酝酿推选毛泽东，作出黄平分兵、佯攻贵阳等战略行动，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平橘林谈话

1994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耿飚题为《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的文章，这是1990年8月29日耿飚在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相同标题刊登了此发言。发言中说，1934年12月底，张闻天与王稼祥坐着担架行进至黄平地区一个桔子园时，叫担架停下来，两人头靠头交谈。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也还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当天晚上，王稼祥就把张闻天这两句话打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几位将领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耿飚讲述的这件事情就是“黄平橘林谈话”，石仲泉等党史专家称为“张王橘谈”。耿飚是希望把黄平橘林谈话写入党史，提高张闻天对遵义会议重要贡献的认识。而黄平橘林谈话对于了解遵义会议历史脉络及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形成，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年谱（1900-1976）》，收录了黄平橘林谈话内容，指出张闻天“在随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程中原在《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专著里提出，“洛王黄平橘林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富有决定意义的酝酿。”费侃如在《“张王橘谈”：遵义会议的重要前奏》一文中认为，“‘张王橘谈’只是为会议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人作了舆论准备，为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出来指挥军事奠定了基础。然而，这却是遵义会议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前奏。”石仲泉在《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文中提出，“张王橘谈”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一是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二是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石仲泉认为“张王橘谈”“周博长谈”这两个谈话，为我们了解遵义会议形成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的过程，提供了若干基本情况。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上下册）》专著中指出，“橘林谈话，使黎平会议决定的、准备在遵义地区召开的会议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请毛泽东出来指挥，即要求人事的变动，遵义地区的那个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样定下来了”。

黄平分兵

1934年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向各军团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议之决议电》，决定由红三军团、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组成左纵队，由红一军团、红九军团组成右纵队，命令12月底右纵队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占领黄平地域，坚决进攻和消灭两个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黔军。1934年12月26日，朱德发出《关于我军经黄平、施秉向遵义前进的部署致林彪等电》，要求27日红一军团一个师率两个迫击炮连直开向老黄平，28日早上协同红三军团攻占黄平地域。命令红三军团主力27日进至黄飘，28日分两路攻占黄平县城。1934年12月28日，朱德作出《关于红军占领余庆、黄平后的行动部署》，命令29日红一军团二师留一团在旧州警戒，其主力进至瓮安老坟嘴，侦察到猴场的道路。三军团一个先头师经野洞、上塘向瓮安侦察前进，主力留新州消灭或驱逐五里墩之敌。军委纵队从施秉分两路前进，野战司令部随第一梯队、干部团进至黄平罗朗、太翁地域，二、三梯队则随政卫团进至金坑地域。1934年12月30日，朱德作出《关于各军团纵队31日的行动及其任务的部署》，命令31日，一军团二师应进至木老坪及东北地域，并侦察江界河的渡河点。三军团主力分两纵队从老黄平（旧州）前行至瓮安，右纵队经梭洞至朵丁关，左纵队经上塘至兰家关。军委纵队干部团及第一梯队进至猴场，二、三梯队及政卫团应离开现驻地，经梭洞开至老坟嘴地域。五军团留老黄平不动。根据朱德31日下达的行动部署，1935年1月1日，五军团从旧州经梭洞前进至瓮安老坟嘴地域。

由以上可知，中央红军在黄平调整了军事部署，由黎平时的左右纵队分兵成三路。左路由红三军团组成，从黄平上塘、梭洞分别进至瓮安；中路由红一军团二师任前卫，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作后卫，从黄平旧州经梭洞、老坟嘴到猴场；右路仍由红一军团（缺二师）、九军团组成，从施秉至余庆。《朱德年谱》记载，1934年1月3日17时，朱德急电彭德怀、杨尚昆：“今日我野战军右、中两路已击退守渡口之敌并已开始渡乌江。”“三军团应克服左路落后现象，超过敌人并行北追的部队，迅速渡过乌江。”1935年1月5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出《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反攻给各军团的电报》，命令“我野战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之黔敌，并实行追击”。黄平分兵使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强渡乌江攻下遵义城，并占领乌江北岸和播州、湄潭、桐梓等地区，形成以遵义城为中心严密的军事安全防线，保障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佯攻贵阳

1934年12月28日，红一军团二师占领老黄平旧州，29日主力从旧州前往瓮安老坟嘴，30日留守旧州的一个团离开黄平。刘亚楼在《向着乌江进》文中记述，为完成军委下达的夺取遵桐战略任务，二师在黄平开始了情况搜查，准备着政治动员。红军逢群众便问“到贵阳多少路”“贵阳好打吗”，还说“我们就要去打贵阳，把贵阳打下来好不好？”刘亚楼说，“这样我们进攻贵阳的扬言，已经在老黄平到处发出去了。”杨成武在《强渡乌江》文中回忆，我们二师四团在攻占老黄平后，继续向乌江前进，向过路的老乡打听到贵阳有多远，宣扬他们要去打贵阳，消灭王家烈。杨成武说，“我们不是要攻打贵阳，只是想通过乡亲，把这个虚虚实实的消息传给王家烈听听罢了。而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声东击西、直奔乌江。”耿飚在其回忆录中说，“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一路上大造进攻贵阳的声势。每到一地，便打听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不好打。还在山崖、城墙上刷大标语写上‘到贵阳还有xx里’的路标。实际上，我已经派出侦察分队，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

贵阳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大本营，佯攻贵阳让王家烈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惊慌失措，却令紧随红军其后的薛岳欣喜万分。1935年1月1日，薛岳向王家烈发去电令，要求重安江、马场坪一线黔军主力迅速到瓮安、紫江（开阳）堵截，在贵阳北郊布防。同日薛岳向其部队下达《关于秘密向贵阳推进电令》，命令迅速向西追剿，吴奇伟纵队4日进至贵定，限7日到达贵阳，以欧师在北郊村落，韩师在西郊村落，唐师在南郊村落，梁师在东郊村落。周浑元纵队1日到达黄平，以谢、萧两师经旧州、平越，谢师限5日到达贵定，萧师限5日到达平越、马场坪。郭师限6日到达龙里，薛岳司令部限7日进入贵阳。电令要求，这次部署不得向其他国民党友军泄密。蒋介石亲信晏道刚在《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中提到，1934年12月蒋介石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晏道刚认为，“薛兵进占贵阳，正是这一阴谋的具体行动。”

佯攻贵阳直接为国民党中央军鸠占鹊巢、占领贵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也间接为中央红军有充足时间休整和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恰逢其时的历史机遇。陈云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指出，“红军进入黔北得到极大收获之二，是使红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当时红军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日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红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吴奇伟第四军参谋魏鉴贤在《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长征的见闻》中说，“薛岳以兵不血刃进入贵阳，把巩固贵州地盘当作首要任务，以劳师远征、亟需休整为词，向蒋介石请准，令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

（作者系黄平县政协秘书长）

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旧州行居

黄平旧州田园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