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文/图  张体珍

一

地处祖国西南的黔东地区，系贵州边缘和多民族杂居的山区。20世纪30年代，由于封建统治与民族压迫，加之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更加激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33年，黔东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神兵”运动。矛头直指国民党县、区、乡、保政权和土豪劣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从而动摇了地方反动统治，为红三军入黔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红三军的前身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于1931年3月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队10万多人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1932年秋，红三军被迫撤出洪湖苏区。

在转战7000里后，红三军来到湘鄂川黔边区，1934年3月7日，成立了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军事委员会，5月9日，红三军占领彭水。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全面分析了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开辟新苏区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鉴于川东敌人力量的加强和“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的地理条件，决定撤出彭水，进军贵州。

5月14日，红三军进至后坪县境内（今沿河北部及务川东部地区），在分析后坪、务川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继续南下，沿途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宣传红军的任务及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31日上午，红三军占领沿河西城。6月1日，县城四十余名船工用二十余只木船帮助红军渡过乌江，占领沿河全城，当天即在河东田坝召开群众大会，讲解了红军与老百姓的关系，宣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湘鄂川黔军事委员会关于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之条例》等一系列文告。

“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贺龙如是说，表达了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错误所造成状况不满，同时表达了建立根据地的迫切愿望。贺龙、关向应对如何争取“神兵”、建立根据地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取得一致意见。湘鄂西中央分局对在黔东建立根据地的认识已趋于统一，并于1934年6月19日下午在沿河枫香溪（现属德江）召开了会议（史称“枫香溪会议”），会议作出了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恢复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以及派一批干部深入地方工作的决定。

二

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开始全面创建黔东苏区的工作。1934年6月至7月间，黔东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得到迅速推进，至10月底，共建立20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20个区革命委员会中，沿河县就占12个。

在区、乡革命政权普遍建立的基础上，红三军于1934年7月21日至22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由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夏曦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沿河、德江、印江三县选出的各类群众代表和红军代表135人。大会选出了由孙秀亮、秦育清等组成的大会主席团，讨论并通过六项决议：《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组织军及其家属的条例》《关于肃反问题决议》《关于苗族问题决议》。

7月22日，大会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选举宁国学、冉云、孙秀亮、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朱绍田等80人为委员。推选孙秀亮为主席，秦育青、陈正国为副主席，田兴木、王顺帮为土地部长，汤福林、张均望为军事部长，孙永臣为劳动部长，李芝兰为经济部长，罗享举、黎光富为政治部长。根据孙秀亮的提议，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沿河谯家镇土地湾。9月20日，根据黔东苏区发展形势需要，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迁至瓦厂坝。

黔东根据地的建立，为红三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条件。黔东苏区的工农武装，主要有红军独立团、游击队、自卫队、黔东纵队以及黔东独立师，其中红军独立团是一支很重要的军事武装力量。1934年6月至7月，在建立地方游击队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沿河、黔东、德江、印江、川黔边五个独立团。

沿河独立团于1934年6月底建立，主要活动于淇滩、上坝一带，人员1300多人，贺炳炎任团长，胡宏升任政委。黔东独立团于7月初成立，团长秦贞全，政委刘本玉，主要活动于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谯家、铅厂一带，人员1600人左右。

沿河独立团和黔东独立团作为黔东苏区的工农武装主力队伍，先后取得了多次战斗胜利，在配合红军作战、巩固和壮大红军队伍、保卫和扩大黔东苏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9月底，红三军军部决定将五个独立团及黔东纵队以及其他游击队改编为“黔东独立师”，受军部直接指挥。成立大会在沿河县淇滩举行，贺炳炎任师长，政委熊仲卿，副师长冉少波。此时，地方游击武装发展到4000多人。黔东独立师的成立，标志着黔东革命根据地军事建设的迅速发展，表明苏区的游击队向正规化红军的迈进，是黔东根据地“扩红”胜利的标志。

黔东根据地的革命武装是近代革命史上贵州人民在党的指引下组建的最大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武装斗争及反“围剿”的胜利，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尤其是黔东独立师坚持在黔东苏区的武装斗争，牵制了大量敌人，保证了红二、六军团的顺利会师，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黔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除枪支武装红军和游击队外，所缴获的其它物资都用于救济贫苦百姓或成为苏区的财政收入，实现了创建新的根据地的目标。

三

正当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时候，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奉中央、中革军委之令，8月12日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经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于9月19日进入贵州，寻求与红三军取得联系。10月7日，红六军团进驻石阡县甘溪时，遭遇桂军廖磊部激战，损失惨重。10月15日，军团参谋长李达率700多名战士突出重围，到达沿河水田坝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一部会合。16日红三军主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南下接应红六军团，经过与敌军多次激烈交战，于24日与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担任军团长、任弼时任军团政委、关向应任军团副政委。

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七次大规模会师之一，是一次胜利的、团结的、模范的会师，它孕育了红二方面军，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为了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实现中央派遣长征先遣队预定目标，红二、六军团领导集体决定：重新组建中共黔东特委和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与黔东苏区各级政府领导人留守苏区继续战斗，主力东进湘西，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约8000人挺进湘西，实行战略转移，发动了湘西攻势，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0月29日，重新组建的黔东独立师在师长王光泽、政委段苏权的领导下，约700人返回黔东根据地中心瓦厂坝，与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孙秀亮、副主席秦育青等共同领导特区保卫队，各区、乡游击队在瓦厂坝、铅厂坝、白石溪、谯家铺一带坚持斗争。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苏区军民频频出击，吸引了大量敌军，同敌人苦战了十多个昼夜，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东进。由于连续战斗，战士极度疲乏，弹药奇缺，给养困难，苏区军民作出了重大牺牲。

黔东独立师和黔东特区保卫队在黔东苏区坚持斗争两个多月后，决定突围向湘西进发寻找主力。沿途多次遭受敌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大部分战士牺牲，一部分战士落入敌手，其余失散，只有十余人到达湘西与主力会合。孙秀亮被冲散后，躲过敌人的搜捕，回到苏区继续坚持斗争。

四

黔东苏区被敌占领后，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报复。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返回苏区，杀气腾腾地组织“清乡队”“特务队”“别动队”等，发出“一人当红军，全家被诛灭”和“凡参加游击队不投案自首的，隐藏红军伤病员不报的，分得衣物财产不如数退还的，给红军带路联系不说的，一律斩尽杀绝”等反动口号。他们洗劫村庄，镇压群众，大批红军伤病员、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红军战士和苏区干部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威武不屈，视死如归。沿河县水田（蛟岩）乡苏维埃代表孔朝廷被“清乡队”抓去，敌人对他实施捆绑吊打、“上滚筒”等酷刑，逼他供出红军情况和交出武器，他“死都不认”，因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伤势过重含恨而牺牲。在给儿子孔永安的遗嘱中他叮嘱到：“要好好读书。我红军队伍很多，他们坚决不投敌人的降。等到我红军回来，你一定要替我申冤报仇。你要与土豪斗争到底。”

黔东苏区到处流传着的红军故事、红军歌谣，成为了革命力量的源泉。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工农武装割据”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全国仅存的八个根据地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军事斗争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位于今沿河自治县谯家镇土地湾，坐西向东，后依辟山，前临碧溪，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始建于清同治八年（1869）。1998年6月17日，黔东根据地所在地沿河、德江、印江、松桃被明确为革命老区。2004年，省、州、县为纪念红三军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70周年，特拨专款对旧址进行修缮。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将旧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1月，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对外实行免费开放。2010年3月2日，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将旧址纪念馆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纪念馆。

馆内雕塑。

 （作者单位：沿河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