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钟瑄李嗣邺——

开发台湾的两位贵州人

□文/图  赵修朝

也许是咱们贵州与台湾特别有缘吧，从清康熙年间到道光年间，我省曾有两位文人先后任职台湾，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其一是家住贵州省贵阳府白纳长官司骑龙寨（今贵阳市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的康熙丙子科举人周钟瑄，另一位则是从贵州省贵筑县西上里（今贵阳市云岩区茶园村）走出去的嘉庆己巳恩科进士李嗣邺。

周钟瑄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中举后，在山西、江南和直隶督学幕中做幕僚历练多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官授福建邵武知县，两年后调任台湾诸罗知县。

诸罗县是今台湾省嘉义市的前身，南明永历十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台湾郑氏政权与清政府后来渐趋军事对峙之势，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清军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塽率众归顺清廷。清政府于次年置福建省辖之台湾府，以原万年县分置台湾县和凤山县，改天兴县为诸罗县。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政府改诸罗县为嘉义县，光绪十一年（1885）建台湾省，1930年升嘉义县为嘉义市。

虽然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军民即已东渡台湾进行局部开发，但由于台湾偏处我国东南海域，距离政治中心遥远，历代王朝力所未逮，且被西班牙、荷兰等国侵占多年，致使台湾地区规模化开发相对滞后，其发展程度落后于大陆。周钟瑄任知县时期的诸罗县南北长919里，东西宽51里，约占台湾府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地形南北向狭长，不便管理。县境内少数民族以血缘关系结合成许多“番社”，已经内附的少数民族称作“熟番”，未服教化的少数民族称作“生番”。诸罗县辖十八个熟番，唯有从泉州、漳州、福州移民来的开化、善化、新化、安定这四个番社的少数人口，于捕鹿之余种植少量芝麻一类的庄稼，其余熟番基本以捕鹿为生，而生番人口仅仅以捕猎为生，整个诸罗县几乎没有农业，生产力极其落后，人们过着贫困得近乎原始的生活。县府驻地有“府”无“城”，民户不足三十，文庙、学校皆无，县衙仅有破屋三间。基本县情可谓地广人稀，开发程度很低；文教不兴，民智未启；经济落后，民生多艰。头戴乌纱帽的县官周钟瑄肩上担子沉重，开发治理责任重大。

为改变诸罗县的落后面貌，周钟瑄悉心调研后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当时诸罗县少数民族聚居区即熟番地区的税收皆由通事（即翻译）包办。周钟瑄到任之前，土官和通事每年要向知县馈送巨额银两，为筹措这笔“馈银”同时中饱私囊，土官和通事们使出“夺泥燕口，削铁针头，鹭鸶腿上刳精肉”的手段横征暴敛，在正当征收的税赋以外，另行勒索大社每年700到800两，中社每年500到600两，小社每年300两。汉族居民除了正常纳税以外，每年还要孝敬知县“陋规银”17000两。新知县到任，役吏还得献“花红银”35000余两。周钟瑄发现这些腐败陋习弄得“番、汉皆困”，影响百姓生计和地方发展，断然拒收地方向他馈送的各种银两，废除了向知县进贡“馈银”“陋规银”和“花红银”的陋习，约法禁止通事税外科索，撰文勒碑立于县衙大门，使之成为永久定制。并请示总督后酌减部分税赋，从而减轻了群众负担，使贫苦百姓们得以心情舒畅地从事生产劳动。

周钟瑄把发展生产作为第一要务，他自捐俸银100两，募工勘察地形，兴修陂塘、水渠32条，其中长度在20公里以上的就有4条。这些水利设施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把大量旱地改造为水田，使一些荒地变成了沃土，同时由县衙提供耕牛和种子，教导熟番人口制作农具，指导他们耕种，据《诸罗县志》记载，取得了“三年之间，田谷倍收”的成效。诸罗百姓们心怀感激，管周钟瑄带领他们兴修的堰塘叫“周公堰”。

针对经济落后、文教不兴、基础设施欠缺的县情，周钟瑄边抓农业生产，边抓教育和城乡建设。他“不扰民间一丝，不劳民间一役”，捐银1500两，在县府驻地修建1座孔庙，1所义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修建4所社学，“择熟番子弟之秀颖者入学读书”，延请教师教导熟番子弟通晓官方语言，学习文化和礼仪，并且“置学田以养义学”，初步为诸罗百姓接受教育创造了一定条件。县里有了些积蓄以后，周钟瑄在交通要道组织修建2座木桥，方便了群众出行。在县府驻地修建、重建和捐建县仓170多间。这些基础设施，初步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他还重建了县署，使诸罗县城初具规模。

周钟瑄实施的这些善政使诸罗县的熟番百姓空前受益，对生番百姓亦产生了极大影响。康熙五十五年（1716），栖身于县境北部三百里外“大古佰”深山老林、“自古不通中国”的三千多生番百姓，通过熟番头目牵线搭桥，自愿要求内附。周钟瑄把他们安置在平原地带，授以田土、农具、耕牛和种子，使人教其稼穑和礼仪，一向“不火食，以草蒙首，以鹿皮蔽身”的生番百姓们从此开始由捕猎转向农垦生产，渐渐发展成为开发台湾的一股有生力量。

周钟瑄在诸罗三年任满，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升任山东高唐知州，三年后升任吏部员外郎。因台湾知府王珍及一些官吏贪酷无度，引发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聚众起义，义军发展到30多万人，波及台湾全境。清廷从闽、粤兴师渡海“平乱”以后，台湾需人抚治，浙闽总督觉罗满宝和福建巡抚黄国材鉴于周钟瑄曾治诸罗甚得民心，奏请朝廷派他以员外郎身份兼署台湾县事。周钟瑄于康熙六十年二次赴台任职，说服总督和巡抚两位上司，以宽柔政策安抚余党，取消重新丈量百姓田亩的做法，平粜粮价，安定了民心，使台湾恢复了安定局面。

周钟瑄二次离任去台106年之后，历任实录馆复校官、内阁中书、平潭同知、兴化知府、建宁知府、福宁知府等官职的黔籍进士李嗣邺，于道光九年（1829）九月调补台湾淡水厅同知。《贵州通志》对他记载是：“李嗣邺，字衡峰，初名天培，贵州贵筑县人，因与同府前辈同姓同名而改今名”，未载其出生年月和所住乡村。近年从李嗣邺坟茔出土的墓志铭记载，他出生于“清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八，”即1781年10月5日。李嗣邺家族的宗祠和李嗣邺创办的私塾，大概位于现在贵阳市金阳南路2号的贵阳市野鸭小学一带，从前其宗祠名唤“茶园”，野鸭小学所在地茶园村即因李家宗祠“茶园”而得名。

李嗣邺任职的淡水厅隶属于福建省台湾府，厅治初设于彰化，后迁至竹堑（今新竹县）。淡水地形狭长，百姓民番杂处，矛盾冲突纷繁，社会治理较难。李嗣邺到任后追捕盗贼，查禁械斗，平息民事纠纷，终使民、番之间消除积怨，实现了番汉和睦相处，为当地的进一步开发建设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李嗣邺关心百姓，在淡水地区受灾歉收的年头，他一面劝民平粜，禁止运米出洋，一面捐资运米到灾区赈济灾民，遂使民心安定。

李嗣邺到任时恰逢移民成批入境，土地等生活资料匮乏，朝廷鼓励移民大规模垦荒，李嗣邺积极奉行。为筹措垦荒所需资金，他令广东富商姜秀銮等人招股组建了台湾第一代垦民组织“金广福垦号”，吸纳了大量民间资本用于垦荒拓地。李嗣邺拨银千圆给姜秀銮，令其在堑南横岗设置15座隘寮，之后又在堑东南山区沿北埔、月眉、草山一线置隘寮36座，每座隘寮设10至16个隘丁，他倡率士民捐洋银数万元，以其利息支付隘丁工钱，每丁每月发给工食洋银3元，使其日夜巡逻，保护垦民安全，维护垦荒秩序。这两项举措保障了垦荒的顺利进行，移民们开垦了数千亩田地，年收稻谷数万石之多，解决了众多移民的生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李嗣邺在淡水同知任上为当地百姓服务6年，于道光十五年（1835）因病乞归，十七年三月还乡，适逢贵州巡抚贺长龄在今贵阳箭道街谋建尚节堂，他捐银500两，且负责督建，竣工后不久，于道光十九年（1839）病逝家中。

有道是“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周钟瑄第一次任满去台后，诸罗百姓为他建生祠塑像，每逢周钟瑄生辰，诸罗百姓演戏举行“周公会”，深情缅怀他们历史上的这位父母官。诸罗县乾隆年间重修的城隍庙，内中敬塑了周钟瑄像，人们把他作为地方保护神顶礼敬奉，至今祀奉不绝。2006年起，嘉义市政府设立了“周钟瑄纪念日”，每年举行“周钟瑄春祭拜水源”和“周钟瑄秋祭庆丰收”纪念活动。在周钟瑄赴台任职三百周年之际，台湾海峡两岸友好交流协会及嘉义市各界人士于2014年9月13日隆重举办“贵阳·嘉义情系三世纪文化交流活动”，贵阳群众文化参访团应邀赴台参加了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文化交流活动。

道光二十六年（1846），金广福垦号创办人姜秀銮修建一座庙宇，名曰慈天宫，内中就祭祀了淡水同知李嗣邺。这座古庙如今仍屹立于新竹北埔镇的秀銮街上，已被认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在过去了将近两个百个春秋后，新竹百姓们依然为李嗣邺敬奉香火。

这就是当年在台湾拓地理番造福百姓的两位贵阳籍父母官“人去后”的“政声”，他们用这样的传统纪念方式，表达了台湾人民的拳拳“民意”。

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周氏宗祠

迁葬于贵阳观山湖公园的李嗣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