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襄乡村文化振兴盛举

——乡村文化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高端论坛小记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吟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贵阳市花溪区显露出迷人的田园风光。

日前，由民盟贵州省委、贵州民族大学共同主办的乡村文化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高端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新校园和贵阳孔学堂图书馆举办。

此次高端论坛，学者多、观点新、水平高、影响大，在主旨报告阶段的思想交流中，围绕“乡村文化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这一主题，专家学者们观点鲜明、立意高远、论述深邃，清晰阐释了“乡村文化根脉对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乡村文化发展需要现代化路径”等观点，启发了我们对乡村文化振兴更深的思考。

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土壤里长出的甜美果实

在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的眼里，自己的第二故乡——贵州的乡村里藏着许多与自己有关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伸展出来的藤蔓和细枝仍然抓挠着他的内心世界，在他的生命中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叶辛用《我与贵州的55年》作报告题目为论坛开篇，将亲身经历的故事和感悟娓娓道来，像是在与如今贵州乡村的巨大变化进行内心的和解。

湖南省政协委员、娄底市政协副主席、娄底市文旅广体局副局长傅小松说，在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中，乡土文化不是劣势，恰恰是优势；乡土文化不是包袱，恰恰是资源。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高频率的词语“乡愁”， 其实正是对传统乡村的美好怀念和对乡土文化流失的担心。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1月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乡村现代化应该是一种尊重传统、保护传统、激活传统、升华传统的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需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民盟先贤梁漱溟曾经说，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他认为中国问题的深层次解决既不是‘器物’的借用，也不是政治制度的简单模仿，而是精神或道德的重建。这体现了梁漱溟思想的深意和智慧，也为我们今天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在题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魂在何方——以民盟先贤梁激溟乡村建设为例》的报告中，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驰这样说。他认为，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民盟先贤梁漱溟先生、费孝通先生树立了典范。梁漱溟先生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小城镇大问题》等一系列著述文章，强调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探讨乡村发展的内在规律，至今彰显着时代的价值，给后来人以启迪。

振兴乡村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的使命

乡村振兴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也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乡村振兴工作重点在于巩固农业基础、守护青山绿水、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乡村所特有的功能上，这个过程中，体现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应被特别关注。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盟省委原主委、贵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力在作《乡村文化振兴的使命——传承与重构》报告时说，“现代化国家和乡村振兴的主流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的传统价值同频共振”“传统乡村文化已然向现代演进，乡村文化生活正在传承中重构”“农耕文化重构已成时代必然，乡村文化振兴却还任重道远”。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镇化进程，实现了我国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的转变。但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经济“反哺”并不必然能够唤醒乡村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物质上的富足并不必然带来精神世界的丰盈。当经济发展速度趋于平缓，物质富足与文化精神贫乏的张力愈益凸显，孕育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乡村及其文化振兴战略的提出，正应和了时代的需求与人们的生活需要。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贵州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卢云辉说，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逐渐扩大的城市环线缩短了城市内部乃至城市与郊区的距离，但是乡村与乡村的界限并没有随之消失，村与村之间的空间距离仍然顽固地存在，相对独立稳定的环境导致各自的文化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外来文化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抗干扰能力，不会轻易发生剧变。传承久远、其来有自的乡村文化，熔铸成了我们民族的印记，成为我们砥砺前行的最为基础的精神特质，也成为异乡生活的人群聚而不散的精神根系。乡村文化振兴就是要唤醒乡民的文化自觉，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乡村文化的价值，唯有认识到其价值。才能真正增强情感认同；唯有增强情感认同，才能坚定文化自信，看得见乡村文化面临的机遇与困境，才愿意自发、自觉、自愿地保护和推动乡村文化发展。

守正创新，探索振兴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路径

贵州民族大学乡村振兴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卫松说：“近年来，国家在乡村建立图书室或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民大讲堂（讲习所）、活动广场，并组织电影下乡、文化下乡等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随着国家政策资源向乡村倾斜，物质资源的丰富引导村民精神文化向具体的空间、积极的文化活动转向，村民从村庄结构的快速变迁中重新发现精神寄托所在。”在对贵州乡村文化治理的未来想象中，他总结出几点——传统的复活：空间变迁下的乡村文化复活与再造（基于生产生活空间的调整、休闲时间的变化进行传统文化的复活与再造）；文化的特异性：现代生活文化与乡村传统结合，做到文化生活的独特性；主体的培育：增权赋能，大胆激发基层主体想象、创造；主流的引导：国家主流文化要随时在场，起到价值引领作用。

今天的中国乡村文化能量不断积蓄，完全有能力再创属于自己的文化辉煌——这是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近年来，多地农民自发开展“土味”十足的“乡村春晚”“村BA”“村超”等乡村文化实践，真正呈现出了乡村的主体性、农民的文化自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昭示着乡土文化的复兴。“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流量成为新农资、农民成为新演员”还不够，农民还应该成为乡村文化的主动创作者、表达者与传播者。只有激发出村民、乡贤、乡村干部等多元群体的参与自觉和行动自觉，才能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增强乡村文化感召力，重拾乡村文化自信，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

文化是乡村发展的土壤，乡村文化产业犹如结出文化果实的繁茂枝条。正如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雨蓉所说，要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价值，把文化和产业有机融合，鲜明展现乡村特色、带动产业发展。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延长传统文化的产业链，增加文化产品附加值，在推动产业振兴的同时实现农民增收，使农民真正从乡村文化中获得经济价值，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

乡村文化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高端论坛现场

在兴义市万峰林群山间举办的半月弯森林音乐会

在台江县台盘村举办的茅坪村对阵九摆村的“村BA”篮球赛　本报记者  张健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