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贵阳解放前夜

□厐思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时8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然而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一时间烽火遍及全国。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的失利，国内民主运动迅速高涨，人民反抗愈加强烈。为了挽回败局，国民政府大搞特务政治，实行恐怖统治，并纠集反动力量，制定和实施“应变”计划。

1948年4月，谷正伦（贵州安顺籍）就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上任后，他立即清除前任省主席杨森在军事、政界及党部安排的人员，以安顺同乡韩文焕任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进而掌控了全省武装力量。然后清洗省级行政部门，将各地专员、县长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他推荐同乡黄国桢出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提出“大家要团结，搞好地方事”的口号，企图消弭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以此对付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民主革命力量。

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统治和实施“应变”计划，蒋介石将在外地担任军职的贵州籍人士调回贵州任职。1949年1月，原东北“剿总”副司令陈铁返回家乡遵义组建第八编练司令部，征集兵员成立部队。与此同时，蒋介石委派原武汉行营战地视察组组长、别动总队队长龙里人刘伯龙返黔，组建第89军；兴义人何绍周任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兼第49军军长。

同年8月，贵州盘县发生了反抗国民党的糯寨暴动。与此同时，中共华南分局先后派人到贵阳开展工作；中共川南地下党亦派人到黔北正安、凤冈、绥阳一带活动。

1949年1月6日，针对省内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谷正伦发布贵州省戒严令，禁止集合、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取消人民言论、讲学、新闻、出版、通讯、杂志、图画、标语等自由。

同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预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然而此时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三青团和省议会中的死硬分子仍不死心，“高呼应变”，成立相应机构，大肆向商民强索巨款，民众恐慌忧惧，不堪其扰，纷纷求助于省议员张彭年。张彭年认为反映民意是自己的责任，只要是有利地方的事，决不考虑个人安危。第二天，在贵阳市政府会议上，张彭年慷慨陈辞，为民请命，说“应变款项数目太大，人民承受不了，希望各方面分担”，接着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省党部，说他们“每月房租有一百多担白米的收入，希望对应筹之款，也分担一部，为群众倡首”。这一番话，令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散会后，国民党省市党部指控张彭年“破坏应变大计”，派人请示省主席谷正伦“如何处置”。然而谷正伦对张彭年知之甚深，早年亦有交往。张早年为刘显世、袁祖铭运筹帷幄，政治能量非同小可，加之其在西南政要中人脉甚广，在贵阳的士绅阶层亦颇有影响。对于这个政坛的“不倒翁”，谷正伦考虑再三，觉得再无精力与其缠斗，于是隐忍下来。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李宗仁电召谷正伦、卢汉等飞往广州，要求西南各省精诚团结，共度时艰，并要求出钱出粮支撑危局。谷正伦返黔后，立即策划与制定抵抗解放的措施与应变计划。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示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

这时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仍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西南地区则有胡宗南所辖的五、七、十八三个兵团，总兵力达30余万人，加之得到地方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持，企图依托云贵川康诸省作最后一搏。

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势如破竹，扫荡长江以南的地区，先后攻占上海、南昌、武汉。为了消灭国民党残敌，中共中央下达解放西南诸省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贺龙、李井泉领导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于11月初，开始进军西南。

首先由二野五兵团及三兵团10军分别由湘西的邵阳和桃源地区出发，开始进军川黔的作战任务。杨勇所率的五兵团作战部署是：17军沿湘黔公路西进晃县、玉屏，歼敌49军，夺取贵阳，然后再进而解放贵州南部和西南部地区；16军向三穗、镇远、黄平，尔后迅速沿湘黔公路前进，协同17军解放贵阳等地。

解放军入黔迫在眉睫。鉴于省内民怨沸腾，暗潮汹涌，各种政治势力乘势而起，直接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尤其是陈铁、何绍周、刘伯龙等人虎视鹰瞵，谷正伦如坐针毡，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患于未然，谷正伦集贵州党、政、军、特大权于一身，整合各种力量，着手组织一支以地方豪绅、封建武装为基本队伍的反共力量，企图负隅顽抗，作困兽之斗。谷正伦与韩文焕和刘伯龙商议后，成立“疏散指挥部”，准备在逃离贵阳时实行“三光”政策，秘密筹划先炸南门大桥，炸毁报务局、话务局、贵阳电厂，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之后组织反共骨干分子上山打“游击”，企图卷土重来。

不久解放军即将入黔的消息传遍贵阳大街小巷，人人都意识到贵阳解放在即。为了预防政府机构、军队撤退时烧杀掳掠，贵阳一些上层知名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于11月8日集会，商讨维持社会治安、迎接解放等问题，并筹组“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11日，召开上千人的群众大会，正式宣布“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选举卢焘为该会主任委员，张彭年、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同时张贴了该会的通告。

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后，在工人、学生、社会进步人士和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筹集到部分武器，组织百余人的自卫队，负责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安全，并日夜在全市轮班巡逻。临时治安委员会要求发电、电讯、水利、林牧、盐务、卫生局、公路、煤矿等公用事业单位集结员工，确保能源、水电、通讯、运输、医疗的正常运行，以满足城市供应；严防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和烧杀掳掠。

随着二野五兵团、三兵团进逼贵阳，谷正伦见大势已去，于12日仓皇撤离贵阳。临行前，他下令将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杀害。但他同时作了一个理性的决定：除重要军事设施外，一律不予破坏，然后率军撤往晴隆、盘县、毕节一带。同日，刘伯龙率部从黔东南退入贵阳，下令撤销临时治安委员会并撕毁该会通告。13日晚，刘伯龙约谈卢焘、张彭年等人，当面指责其委员会非法，并勒索20万银元作军饷。卢焘系黔军元老，亦是谷正伦的老长官，自然不买刘伯龙的账，随即拒绝并谴责对方。14日晨，刘伯龙派车去卢宅，声称召开紧急会议，将卢焘骗出。当车行至二桥路段转弯塘时，特务将卢焘骗下车后杀害。刘伯龙听说解放军前锋已至贵阳郊外，慌忙率部西逃。是日晚7时，解放军前卫部队进驻贵阳。

与此同时，二野第五兵团司令部进抵重安江，命令所部14日解放贵阳。命令下达后，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亲率一个警卫排乘汽车出发。当时随行的有兵团宣传部代表张洪，以及苏联著名作家ｋ·西蒙诺夫和两位苏联摄影记者。这三位苏联专家是为编辑、拍摄大型彩色纪录片《大西南凯歌》而来的。张洪在《忆初创时的新黔日报》一文中对进发贵阳有以下描述：

“我们乘坐的汽车都是刚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破车司机也是军装都未更换的解放军战士，公路又糟得不成样子，所以走走停停，天黑了才赶到贵定宿营。我还有点朦胧，一位参谋喊道，‘快起，贵阳解放了！’我立即披上衣服向外跑，汽车正在发动，一时杨、苏首长和苏联专家都出来了，我们又在雾蒙蒙的拂晓中出发了，当天（十五日）上午九时赶到了贵阳。”

著名画家潘中亮在《进贵阳》一文中记录了解放军进入贵阳城时的一些画面：

“贵阳是我们进军的目的地，所以看到贵阳就像到了自己的家，感到格外高兴。我们想尽快地看一看贵阳的真面目，天还没有亮，就急不可待地从油榨街乘上一辆缴获来的吉普车，跟着巡逻部队沿着贵阳几条街道徐徐绕了一周，看到贵阳市的群众都已感到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街两边的住家户中，不断有人悄悄掀开窗帘，探头向外张望，可能他们都意识到解放军已经到了。”

“天亮以后，后续大部队到了。部队在图云关稍加整顿，便开始举行入城式。队伍分三路纵队，浩浩荡荡地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雄壮的队列歌曲，沿着油榨街、纪念塔、南门桥，一直走完中华路。”

“这天，正逢久雨初晴，贵阳市群众起得很早，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特别是中华路两旁，人山人海，热烈欢迎解放军。只要部队稍一停顿，群众就围拢来，一张张笑脸，一双双大手，伸向子弟兵……”

贵阳，迎来了新的时代。

解放军入贵阳城

贵阳民众欢迎解放军

（作者系贵州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