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容乃大　根深致远

——专家学者谈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编者按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包容性源远流长、无远弗届。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其如何反映在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之中？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有何意义？本报整理了五位专家对于“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解读，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冯颜利：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的这种开放胸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彰显，为文明发展拓展了广阔前景。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对世界不同文明兼收并蓄，为文明发展不断注入活水，是成就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2100多年前，汉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唐代僧人玄奘西行求法，往返17年，促进儒释道三教合流，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带来深远影响；明代徐光启与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利玛窦共同翻译《几何原本》，被认为是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象征之一……

到了近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古老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开阔胸怀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观念、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高度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深刻把握这种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真理力量激活古老文明，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化始终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与其他文化交流交融，不仅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而且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华文化宝藏。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我们一定能不断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中华文化的“多彩”与“一体”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民族个性，亦是文化特征；既是历史，亦是现实。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每每呈现为中华文化的“多彩”与“一体”。其“多彩”指的是它由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文化所汇聚；“一体”既指它的载体的一体性，又指它在国家文化这一层面上是一体的。所谓载体的一体性，是指说中华文化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和汉字为其载体。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也统一了文字，使得两千多年来汉字和汉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文化，亦是国家文化，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统一的纽带。

中华文化的“多彩”与“一体”也是一种辩证关系：“多彩”使得“一体”颇为丰富且“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容许差异性存在的，它为中华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一体”使得多彩是有序的整体，是与国家文化合而为一的。所以，“多彩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在一体性中有主体又多彩多样的文化形态。

中国历史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表现在文化上则可称为“互化融合”。在中华文化里，既有少数民族“汉化”的一面，也有各民族文化“互化”的一面，汉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壮大就是不同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晶。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还表现在外来文化中国化之后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儒释道三个方面，儒家和道家是由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文化，自不待言。佛教是由外传入中国的，但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中国化了，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历史上起着凝聚人心、吸收外来文明的作用。到了当代，它不但依旧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土壤，而且还会使中华文化与时俱进、融入“新科技文明”的潮流之中。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民族理论学者马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归纳了五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其中之一为“统一性”。

中华传统的“天下观”“大同观”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天下”体系中，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世界观完全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丛林法则”。在社会认同的最基本层面淡化各族间的差异，强调不同人群在基本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重要共性并完全能够和睦共处，“一体中容纳多元”，是中华民族内部几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一直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以庞大中原人口为主要载体和凝聚核心，在几千年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断吸收周边群体的人口成分与文化元素，这既是以多元一体为结构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过程和集中体现。这样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近代中国为了发展，自西方国家引入了现代教育制度，并学习西方国家各基础性学科知识体系。直到今天，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各学科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知识话语体系。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必须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通过大量实证性研究证明，西方概念和理论在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时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其可信度和有效性必须通过长期的实践来加以证实。二是要系统深入地重新梳理和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切实推动理论创新和实现文化自信，就必须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核心内容和发展历程进行“再认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曾一度面临解体的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重新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可以为今天中国应如何处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各民族的发展权益提供许多启示。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发展思路，都是中华文明对“大同世界”追求的体现。

如今我们通过系统和全面地梳理中华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文化创新成果，完全有可能使许多蕴育中华古典智慧的思想，在21世纪的现代场景中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彩，造福于14亿中华民族全体成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震：从“和同之辩”到“西学东渐”

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关于“和而不同”的理解，可以举例说明，比如音乐。中华文明作为一种礼乐文明，很早就发现了音乐有“宫商角徵羽”五种不同音阶，协调不同音阶才能奏出美妙乐音。现代音乐也是如此，一首交响乐的演奏成功，不仅取决于每一位乐器演奏家的高超技术，也取决于指挥家要完美协调不同乐器的演奏。正如《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的观点。此观点表明，事物的多样性是事物成长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万千世界中各种事物需要共同成长，这种需要必须以事物多样性为前提，由此才可造就世界的整体性发展。反之，“同则不继”是指事物的单纯同一性会导致事物的自我封闭，从而使事物缺乏持续性和发展性。

从文化的观点看，道理亦然。如果一种文化传统缺乏包容性，单纯追求同一性，就会对文化系统内其他不同要素以及外来他者文化产生排斥力，必将导致自身文化传统的单一性，丧失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而不同”“同则不继”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刻的哲学思想，并在后世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正面促进作用。

“和同之辩”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的具体体现，在此基础上，明清之际又发生了“西学东渐”。一方面，这一历史事件表现为欧洲传教士将西方的宗教、科学、哲学等思想传入中国，推动了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交流；另一方面，传教士在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后，将大量中国古籍翻译成西文并风靡欧洲，对18世纪欧洲的一些重要思想启蒙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等)产生了积极影响，谱写了古代东西方之间“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辉煌一页。

当今世界，人们正面临诸多时代课题：如何推动为人类谋幸福的共同发展？如何应对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如何推进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这些都要求人们在承认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以文化包容性的姿态来谋求世界和平、平等、公正的共同发展之道。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代生：民族融合与百家争鸣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五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第一次是炎黄时代。炎帝、黄帝两大部族在东迁的过程中，与中原、海岱地区的部族发生了密切联系，在交流和冲突中不断壮大，最终形成了炎黄部族集团。

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壮大实力，向胡人学习骑兵战术，史称“胡服骑射”，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交融，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开放和包容。

第三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北魏孝文帝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实行汉化运动，形成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融合。

第四次是五代至辽宋金元时期。唐末地方割据催生了“五代十国”，其中后唐、后晋、后汉等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一时期各民族杂居混处，形成了一个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新高潮。

第五次是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较为和睦，清朝的建立者充分重视汉文化，提倡“满汉一体”，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近代以降，民族危机加深，在各族人民共御外侮的抗争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几千年来，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中华文明史、共同铸造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根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观点，公元前800—前200年间，中国产生了以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创造的“轴心文明”。在稷下学宫，百家汇集，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就社会治理、宇宙观、人生观等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他们相互论辩、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百家争鸣”使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这时期，多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融通诸说，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与走向。

中华文明向来是开放的。从五千多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黄牛等经中亚陆续传入我国，到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在与世界诸文明的交往中，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因素。

今天，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不同的文明只有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才能不断推进人类社会发展。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的智慧和突出特性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的中国方案。

（万里燕　整理）